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遇到了一件无比尴尬的事情--不会说官话，更不会说广东话。他找来了两个胆子比较大的中文老师。两个老师授课像做贼一样，还必带两样奇怪的东西-草鞋和毒药。

两个老师说，草鞋是做伪装的，如果我被抓到，就说我是卖草鞋的；如果被抓到而又逃不过，我就吞下毒药自杀。

做家庭教师，何至于像做间谍一样，鬼鬼祟祟，见不得人。这两个家庭教师，一个我们称为李先生，广州土著，秀才学历，主要教授粤语；一个是容关明，山西人，主要教授官话。

马礼逊所在的东印度公司开出的待遇丰厚，还包吃包住，但这两个老师还是不情不愿的。

因为清政府早有规定，严禁老外学习中文，更严禁中国人教授老外中文，情节比较严重的要砍头的。两位老师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来授课的，难怪要高工资，还要吃住全包。

马礼逊是英国海外传教组织伦敦传道会的成员，早年修读神学，后来又学习天文及医学知识，期待像利玛窦一样以科技人才引进的方式来到中国。

马礼逊到了广州后，一下子就傻眼了。首先，他的身份不合法，只能滞留在广州的十三洋行；其次，他不懂中文，尤其对粤语完全听不懂。

后来，马礼逊与英军医官女儿结婚，并被东印度公司聘为高级译员，他才有了一个合法身份。与此同时，马礼逊开始秘密学习中文，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与马礼逊同样遭遇的还有美国新教传教士卫三畏。卫三畏于1833年抵达广州，为了学习中文，他也费劲力量，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中文老师。

中文老师上课时，桌子上总是放着一只外国女人的鞋子，同时仆人在外面盯梢，一旦发现异常情况，中文老师就推说是给外国人修鞋的。这样可以免于处罚。

马礼逊、卫三畏只是外国来华人员的一个缩影。鸦片战争之前，中外文化的交流如此艰难，外国人要来清朝困难重重。

历史上，清朝的对外贸易时开时禁，早期实行开海通商政策，到了乾隆时期则严格控制对外开放，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这个海关影响的区域就是十三行，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

外国人来中国是比较困难的，即便来也只能滞留十三行，莫说传教，就是通商贸易也是十分不易的事情。

可即便如此，清政府还是不放心，于是立下了各种规矩。如只准夏秋和外国人做买卖；外国人在广州不准做轿子；外国女人，也就是番妇，只能在船上活动，不能踏上陆地，万一“串种”了就不好了。

对于在思想领域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传教士，清廷就更加紧张了。不准学习中文，也严禁国人帮助洋人刻制或印刷汉字。在清廷看来，基督教等宗教那是蛊惑人心的东西，容易引诱百姓走入歪门邪道。

1840年之前的那段时期，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巅峰时期，也是清政府对内、对外控制的最为严苛的时期。这种政策其实是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匹配的。

进入19世纪后，清朝国力虽然下降，但在世界上仍是数一数二的大国，同时国内人口激增，人口总数已经达到4亿左右，内在的交流需求已经潜滋暗长。与此同时，外在的贸易、文化需求也是日益旺盛。

需求就像肆虐的洪水，可疏可堵，但疏无疑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清政府却希望通过一口通商来堵住内外的需求，这显然不太现实。

卫三畏来中国后的第七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一败涂地，洋人提出的要求，除了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清政府费劲心机筑牢的“堤坝”，终于在列强的入侵下倒塌了。此后，到清朝经商、传教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了，清政府能做的也只有“望洋兴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