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五年，河南发生了一起冤案。
此案原本并不复杂，但禁不住官场黑手的层层叠加，最终演变成惊动慈禧的晚清著名冤案。
晚清时节的河南，尽是末世的景象，民不聊生，盗贼猖獗。官府为了控制地面，鱼龙不分，大量招募衙役捕快。盗贼们从中窥见了空子，恶狼披上羊皮，纷纷蒙混进来，干那白皮黑心的勾当。
这其中，河南南阳府镇平县的盗贼大头目胡体安，便是恶狼群中的一匹头狼。几年来，他抢劫祸害过许多人家，因为弱肉强食，世道黑暗，鲜有人敢站出来反抗。
但世道人心，总有不怕恶、不认邪的人。
光绪五年，胡体安便遇到了这样一户执拗、强硬的人家。这户人家遭到胡体安抢劫后，四处查访索证，当地知县马翥打哈欠不愿深究，他们便奔到省上，击鼓鸣冤，径直将状子递到了司院衙门。
河南巡抚涂宗瀛见动静闹大，不容躲闪，于是派出捕役直下镇平，缉拿盗首胡体安。
胡体安藏身衙门多年不是白混的，提前得到消息后，他一边上下打点，一边威逼利诱家中的烧火仆童王树汶去冒名顶罪。
这两手准备妥当，当省府捕役赶到后，十五岁的王树汶便成了镇平盗首胡体安，被判了一个秋后问斩，而真凶早已远走高飞。
起初，王树汶以为只是走过场，主人胡体安定会守约来救他，可当看到秋斩的大刀，这才意识到自己是替死鬼，于是在刑场上声嘶力竭地呼喊，我是邓州人王树汶，今天十五岁，是胡体安强逼我顶罪的，冤枉啊！青天老爷！
十五岁孩子的呼喊很真实，监刑官急令停刑，火速禀报河南巡抚涂宗瀛。
一起案件，闹出两回刺耳的动静，考虑到自己的仕途前程，涂宗瀛下了彻查的决心。由于王树汶声称自己是邓州农民王季福的儿子，涂宗瀛传令邓州知府将王季福押送省城，与王树汶当面对证。
末世黑暗，往往经不起一点变故。
眼看真相就要大白了，就在这个时候，朝廷的谕旨忽然下来，涂宗瀛另调他用，原河道总督李鹤年继任河南巡抚。巧的是，曾经复审此案现已高升的原南阳知府任恺恰是李鹤年的心腹旧部。因为怕遭惩处，连累官场靠山，任恺向李鹤年耳语，此案不可平反，小人获罪不足惜，大人受到牵连就事大了。
李鹤年靠剿捻发迹，对涂宗瀛那样的文官素无好感，想到为此案平反，便是为前任做嫁衣，他立即向邓州知州朱光第下了一道严令，不得将王树汶口称之父王季福押来省城。
邓州知州朱光第是个好官，面对黑云压顶，他坚决将王季福押来省城，并且发出一句感慨：“百姓生死攸关，是非曲直理当辩白。我岂能蒙蔽真相，陷无辜百姓于死地而迎合上司！”
大堂对证，触目惊心。
朝中河南籍御史听闻此案，纷纷交章奏议王树汶冤狱，李鹤年面对四面指来的矛头，压力很大。
恶人腹黑钻空子，从来都是可怕的。为了替靠山解围，任恺等人熬灭几根白蜡烛，终于钻出一个狠毒的说法——依照大清律令，盗贼作恶，不分首恶与协从，一律处死。王树汶虽不是胡体安，但他身为胡家仆童，必然参与了劫盗犯罪，比如他可能为同伙把过风，接过赃等等。所以，判此刁民恶人死罪，不仅无错，细判之下，且是有功的。
听到这个说法，先前弹劾李鹤年的御史们不干了。可是，此时要发出抗议容易，将这一摊浑水重新滤清却是万分困难的。
因为这浑水里，不知有多少双手在拉扯，有多少把刀子在作梗。
果然，为查清此案，慈禧派出的第一位钦差大臣，刚刚深涉下去，就被污化了。他上奏朝廷，王树汶确为从犯，当判立斩之刑。
御史们一听，当即炸了锅。
这时候，刑部尚书潘文勤站出来做起了官样文章，他奏请先将镇平知县革职，逮捕入京，再将王树汶的案子提交刑部复审。
慈禧觉得这是个老练稳当的建议，点头答应了。
正道沧桑，多磨难。
此时的刑部，有个主事叫赵舒翘，他在上司同僚都想走过场的时候，以自己的良知和操守，一头扎进去，扮演了浑水滤清者的可敬角色，中途他遭受了多大的压力，遇到了多少的阻梗，都是不言自明的，凭借一己之力，最后他硬是还给了王树汶一片青天。
《清史稿》说，“谳河南王树汶狱，（赵舒翘）承旨研辨，获平反，巡抚李鹤年以下谴谪有差。”
慈禧晚年，身边虽有佞臣，但用人并不昏庸，她不缺识人的眼光，也不乏用人的魄力。赵舒翘在王树汶冤案中以刚正的职业操守、精深的专业能力赢得朝野一致盛赞后，慈禧没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她注意到了这个刑狱方面的专才，有意将他栽培成一根得力的拐杖。
光绪八年，赵舒翘升任刑部员外郎，两年后补湖广司郎中。
在部院历练四年后，光绪十二年，赵舒翘以郎中出任安徽凤阳知府。满清一朝，培养大吏，有一套成熟的流程办法，从院部外放地方，而且给予实权，官场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朝廷在历练“意中人”。
随后的十余年是赵舒翘官场生涯最为意气风发，也最具光明理想的岁月。靠着严于立身，勤于政事，无论是后来做温处道道员、浙江布政使，还是做封疆大吏江苏巡抚，赵舒翘的官声都非常好。靠着自身无懈可击，周遭又都是赞誉，加之上头还有人看好，那些年，赵舒翘避开了官场的各种坑，也无人针对他，向他暗射冷箭。
光绪二十三年，经过不长不短的一遭历练后，赵舒翘奉旨回调京城，任刑部左侍郎兼礼部左侍郎，第二年又升为刑部尚书，成了名副其实的中枢大员。
然而，高处不胜寒，从这个时候也就映照在了赵舒翘身上。
晚清官场，越往高处去，越需要强大的后援，否则稍有闪失，即可能坠入深渊，粉身碎骨。赵舒翘不是笨人，他知道自己既没有满蒙亲故的特权护身，也没有科场世家的官场人脉，更没有湘淮系军功集团的抱团共对，要想在这高处站稳脚跟，更上层楼，他必须得有自己的路数门道。
赵舒翘出身寒门，虽说已爬到刑部尚书的高位，但实质上他仅仅是官场的一个专才，所以说，摆在他面前的选项并不多。
历史上，像他这样精通刑罚的，钻营下去，再进一步，往往会蜕变成酷吏，但酷吏的结局基本没有好的，最后不是沦为权斗的牺牲品，就是惨变平息众怒的道具。
赵舒翘进士出身，本质上既不邪也不恶，他知道自己不能够，也不甘心去做朝中的酷吏。
可是，人走到一定程度，又都是宿命的。
赵舒翘鲜明地演绎了这一点。在刑部尚书任上，他的两只手里渐渐地抓牢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廉洁任事，一样是保守忠诚。具体而言，他要做一个对慈禧绝对效忠的清官、好官。
换作太平盛世，这样的赵舒翘，其宿命应该不会太差。
但遭遇末世、乱世，一切就陡峭了。
光绪二十四年由康有为、梁启超暗中推动的戊戌变法，尤其是围园杀后，彻底触碰了慈禧的底线，激起了太后的杀心。
光绪被囚禁，戊戌六君子被捉拿下狱后，慈禧因对逃之夭夭的康有为、梁启超恨之入骨，颁下严旨，要求立即处死戊戌六君子。
所谓的戊戌六君子，那是慈禧暴怒后的株连，在戊戌变法期间，他们六人并不在同一个战壕里，真正参与策划围园杀后，确实犯有“谋逆大罪”的只有谭嗣同一人。另外几人中，康广仁仅仅因为是康有为的弟弟，就被抓来顶罪。杨锐、刘光第也冤枉得很，事实上他们与康梁几乎没有往来，只因有变法图强的思想倾向，就被打入了死牢。
当时，朝中不乏秉公正义之士站出来发声，尤其是杨锐、刘光第的四川同乡，刑部提牢厅的一位老人，曾跪地向赵舒翘泣告，求他秉公办案，对戊戌六君子分别审讯后再判刑。
此案若不涉及慈禧的意志，相信赵舒翘不会做血腥残暴滥杀之事，毕竟他是朝堂上公正执法的典范。然而，面对慈禧投来的凶恶目光，最终他却卑躬屈膝，十分丑陋地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和操守。
据蒋正侪在《都门识小录》中记载：
当光绪戊戌时，赵舒翘为刑部尚书，六君子案作，孝钦后（慈禧）震怒，命严究其事，赵对：“此等无父无君之禽兽，杀无赦，不必问供。”孝钦颔首。
当刑部老人站出来泣告，赵舒翘斩钉截铁地回答：“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汝速出，旨即下。”
另据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记述：刘光第做过刑部广西司主事，通晓《大清律》，在被押送刑场问斩时，他沿途痛骂：“未提审，未定罪，即杀人头耶？何昏聩乃尔。”
曾几何时，赵舒翘最为厌恶的便是李鹤年之流，只手遮天，草菅人命，但当他身居朝堂高位，为了迎合慈禧，他却毫不犹豫地堕落成了曾经最为厌恶的那一类人。
这是一种懦弱，也是一种卑鄙，更是无法挽回的自我出卖。
左氏有言：“人谁不死，凶人不终。”
这是在告诫我们，要敬畏天道，否则必遭天惩。
赵舒翘随后的命运，印证了先贤对后世的警示。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顷刻间就到来的，而是攀到顶峰，才知已到悬口。
因为坚决接下了慈禧递来的屠刀，斩杀戊戌六君子，事后赵舒翘迎来了仕途的巅峰。慈禧酬庸，升赵舒翘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门，兼管顺天府事务。
这看似是好事，其实付出的代价极重。因为官场中人一旦背叛良知、操守，便会变得追权逐利，而且会越发地疯狂，并且失智。
光绪二十六年，直隶地面的义和团越闹越凶。是年五月，慈禧派刚毅和赵舒翘前往京郊良乡、涿州一带，调查义和团虚实。
刚毅，乃慈禧晚年身边一佞臣，其人不学无术，经常闹念白字的笑话，靠着能迎合，会钻营，成了慈禧身边当红的军机大臣，而且野心极大。那一时期，他与端王载漪暗中联手，妄图利用义和团，煽动慈禧极端排外，进而利用混乱局面架空慈禧，推端王儿子上位。
凭借多年历练的官场眼力，刚毅是怎样的货色，赵舒翘很清楚，但看到刚毅正得势，而且未来可能更得势，他便一味地追权逐利，将自己的良知、操守、原则、智能全都抛弃了。
具体而言，赵舒翘明明知道“拳匪不可待”，但为了攀附刚毅，他视万丈深渊于不顾，在回朝奏报中宣称义和团“其术可用”，此言不容小觑，它意味着赵舒翘成了义和团进京的开门人，向各国洋人开战的先锋官。
就这样，让历史垂泪的庚子之变发生了，八国联军攻进京城，慈禧带着光绪狼狈逃向西安，剩下偌大一座京城，任由洋人烧杀抢掠。
作为慈禧看重的军机大臣，起初慈禧并没有抛弃赵舒翘，将他带到了西安。然而，八国联军早已记住了他，在与李鸿章谈判时，他们开列了一个必须处死的“战犯”名单，其中就有赵舒翘。
慈禧清醒过来，并不糊涂，她知道罪魁祸首是端王，还有那逃亡途中暴死的刚毅，赵舒翘顶多算是附庸，况且他手上并没有杀洋人的血债，所以慈禧一开始想用“革职留任”的薄惩保住他。
但洋人不同意，并且威逼得厉害。
慈禧无法，只好一步步向后退，先是改为“交部严惩”，后又改为“斩监候”。
可即便如此，洋人依旧不肯放过赵舒翘，李鸿章几经周旋，无奈回电西安行在的军机处，说赵舒翘没法活命。
李鸿章在电报中说：“据称，赵一味附和刚毅，称拳匪为义民，去冬曾有不禁办团习拳之明发谕旨，系赵所拟，是主持义和团之实据。又拳匪进京时，赵曾出迎，其家眷出京系拳匪护送，都人皆能言之。且无论有无证据，各国必欲治死。······朝廷若再护庇，必将决裂。”
看到这样的电报，慈禧哀叹一声，只好批一个“斩立决”。
赵舒翘因为清官、好官的名声一直存在，消息传开，西安城内绅民联合为赵舒翘请命，声称愿以全城人保其免死。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二，西安鼓楼聚集数万人，声言要劫法场，太后若杀赵舒翘，请离开西安回京。
迫于群情激愤，慈禧只好再下一谕，令赵舒翘在西安家中自尽，陕西巡抚岑春煊监督执行。
“赐死”的上谕送到赵舒翘手中的时候，他的内心痛苦极了，他无法接受一步不慎，万劫不复的结局。他自问为官几十载，污点错处只有那一点两处，都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可那神明在哪里？满眼望去，只有残酷，只有苛求，只有一误冤死的宿命。
赵舒翘想不通，不愿死。
他先是吞金，没有死；接着吃鸦片膏，还是没有死；最后服砒霜，依旧没有死。
他以为这是命运的暗示，慈禧一定会回心转意，下恩旨，免其一死。
但负责监督的岑春煊告诉他，不要再存幻想了，太后不可能救你，你是冤枉的，但并不无辜。
听到这样的话，赵舒翘彻底绝望了，他似乎看到了天道。
这时候，岑春煊令人将一张张潮湿的桑皮纸贴在了他的脸上。
这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酷刑，传说是朱元璋发明的，名叫“贴加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