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大区分院？

#律师来帮忙# 新中国‬成立后‬，司法‬体制‬经过多次调整，形成了现行的“四级二审”格局，而今这一格局正面临调整优化。改革的基本设想是，在最高法院之下，按大区设立7个分院作为其派出机关，不同于现有的巡回法庭，大区分院是完整的法院，构成独立审级，可命名为“最高人民法院某某分院”，管辖对高级法院裁判不服的二审和再审案件，未来或可承担死刑复核职责。大区分院的裁判原则上为终局，仅涉及重大、普遍的法律适用问题时，方可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大区分院属中央司法机关，法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设立后，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将撤销，而检察机关则不设对应分院。 最高法院承担着宣示政策、统一规则的重任，本应专注于审理少数重大、疑难案件。然而，实践中却存在大量无实际审理价值的“浮案”涌向最高法院，如河南刘某平提起的80余起行政诉讼案，其中多数最终都上诉至最高法院，裁判文书累计长达数十万字，凸显‬了“程序空转”问题。国外经验也表明，最高法院案件过多并非好事，印度最高法院就因积案如山而难以应对‬。最高法院必须择案而审，减轻负担，提高效率，避免法官被琐细案件所淹没，浪费宝贵的法治资源。同时，应确保真正需要再审、需要慎思明辨的案件得到充分审议，力求审理一件、解决一类问题，案件数量应适度控制，以维护裁判的统一性、权威性。 鉴于最高法院超负荷的现状，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正尝试将初审和再审案件的管辖下沉，但此举亦存隐患。改革之一是在保持现有法院体制大体不变的前提下，下沉民事、行政初审案件管辖，民事诉讼中大幅提高基层法院管辖案件的诉讼标的金额，行政诉讼中则将部分告区县政府的案件下放至区县法院，这可能加剧审理压力、廉政风险及行政诉讼上诉、申诉率畸高问题。改革之二是让高级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原则上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虽减轻了最高法院压力，但法院自审自监公信力不足，公正性受疑，且可能导致信访案件回流。法律界对此改革措施及方向存疑，全国人大常委会终止审议相关修正草案也印证了这一点。 目前我国法院体系改革面临“上提不宜、下放不行”的困境，根源在于法院层级不足，改革空间受限。四级法院体系中，地方法院占三级，受地方管理影响，公信力偏低，导致上诉和再审比例高，纠纷难以在一、二审终结。此局面短期难以改变，再审压力长期存在，高级法院二审案件再审更依赖最高法院，层级矛盾凸显。多种司法改革方案因四级法院体系限制而难以实施，如提升行政案件一审至中级法院、民事案件探索“三审终审”、最高法院专审法律适用问题等。若在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间增设一级法院，可破解改革难题，拓展改革空间。设立超越行政区划的大区分院，符合民众期待，有助于案件依法及时终结。 增设大区分院是保障司法裁判公正性、终局性的长远之举，旨在科学配置法院层级、数量和职能，以适应大国治理的实际需求。面对社会纠纷快速增长的趋势，多级法院体系如同层层滤网，逐级过滤并终结纠纷，增设法院层级成为应对庞大纠纷基数的必要之举。同时，考虑到我国超大型、单一制国家的体量，现有四级法院体系在顶端呈喇叭口急剧收缩，导致最高法院负担过重，增设大区分院能够增加一层过滤，让最高法院更好发挥政策指导和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另‬外，设立大区分院还有助于强化中央的治理能力，保障国家法律统一，优化法院设置和审级职能定位，且不会改变当前治理格局和行政区划。 相比于司法改革的其他方案，在最高法院之下增设大区分院的设想具有显著优势。地方法院中央统管方案虽理论上可行，但涉及法院管理体制重大调整、宪法修改等，现实难度极大。跨区划法院方案虽能一定程度上打破地方干预，促进案件公正审理，但管辖规则复杂，且未完全摆脱地方制约，成本也较高。而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方案虽强化了最高法院监督力度，但法官轮番调整带来管理成本高、协调难度大等问题，还可能增大裁判冲突风险，影响最高法院职能发挥。相比之下，增设大区分院方案“只动上面、不动下面”，牵涉面小，改革成本和风险低，是更为稳健的选择。 设立大区分院的设想兼具必要性、合理性与可行性。其在决策体制上具有优势，能够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统一的制度优势，统筹各方行动，避免“半截子工程”。同时，设立大区分院符合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定，既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又有利于维护法治统一和贯彻权利保障。即便宪法中未明确大区分院的规定，但可通过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来实现其设立，且无需修宪。此外，设立大区分院不会显著增加财政开支和人员编制，可利用最高法院巡回法庭现有场所和设施，编制可从最高法院和铁路法院调剂，法官主要从现有法院中选调，是加强国家司法能力的有力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