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时期的官员选拔体系中，翰林出身被视为最为尊贵。彼时流传着 “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的定论，足见翰林身份对于仕途进阶的关键意义。然而，若深入探究清代的翰林群体，便会发现其中存在 “正宗翰林” 与 “野翰林” 的显著差异。
“野翰林”这一称谓，乃清代所独有的现象，它是官场针对凭借“特科”跻身翰林之列者的一种带有轻蔑色彩的戏称。在传统科举体系下，于广大士人而言，入翰林可谓难如登天。正常的晋升路径，需从生员进阶为举人，继而从举人考中进士，最后通过馆选方能踏入翰林之门。
依据清代规制，于科举体系中，除一甲三名进士外，经由朝考跻身庶吉士之列的二、三甲进士，仅获“预备翰林”之身份。至于能否最终留馆，需以三年后散馆考试之结果为断。由此可见，欲踏上翰林之途，恰似屈原所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充满艰辛与漫长的磨砺。
自康熙时期起，翰林院的准入标准发生显著变化，原本严苛的门槛有所降低。在此之前，进入翰林院通常要求士子具备进士乃至举人出身。然而，这一时期，部分既非进士亦非举人出身者亦能跻身翰林院，“野翰林”这一称谓便应运而生。其具体情形可从以下几方面阐述。
康熙十八年所设的己未词科，即“博学鸿儒”科，堪称康熙帝精心谋划、旨在化敌为友并网罗汉族才俊的重要政治方略。该举措展现了康熙帝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战略眼光，通过这一途径，康熙帝期望能有效整合汉族精英力量，巩固清王朝统治根基。
开此特科的历史背景与彼时“三藩之乱”紧密相连。吴三桂为实现自身政治意图，巧妙借助民族矛盾，公然打出“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华夏之乾坤”的旗号，企图以此凝聚力量、扩大影响，达成其政治目标。
吴三桂的这一举措，恰似一枚重磅炸弹，精准地击中了清王朝的统治核心，同时，强烈冲击了饱经沧桑的汉族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此事件一经发生，顿时引发轩然大波，局势急剧动荡，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动荡不安之中。
康熙十七年，为稳固统治根基、凝聚人心，康熙帝颁下谕令，开创特殊科举科目，旨在广纳天下贤才。经各省督抚举荐，共计一百七十六位士子从全国各地汇聚，参与此次特开之科。
此类群体的出身背景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其中，部分为明朝旧臣之后裔，一些乃学界德高望重之耆儒名家，亦有出身清寒之书生。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群体中相当比例之人，并未获取最低层级的生员功名，即便在学历层面达到最高者，也仅为举人。
清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康熙帝于体仁阁主持科考。此次考试共计两场，其一为作《璇玑玉衡诗》一首，其二则是创作《省耕赋》一篇，于完成时间上并无限制。
此次考试在难度层面，相较院试明显降低，形式化特征显著。更为关键的是，此次考试一改往昔文网严苛、动辄得咎之态势。在整个考试过程中，针对考生可能出现的各类犯忌情形，康熙帝均秉持宽容之态度。
己未词科贡试中，一等录取二十人，二等录取三十人，合计五十人，约占总录取人数的三分之一。除极少数文辞不通者外，未入翰林院的其余考生，均由吏部酌授实职。
博学鸿儒科在实施过程中，成效显著，极大程度上缓和了民族间的紧张态势，有效化解了汉族士人特别是明朝遗老对清朝政权的抵触情绪。即便如黄宗羲、顾炎武这般立场强硬的代表人物，亦对清廷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乾隆元年九月，清王朝举行了第二次特定的科举科目——“博学鸿词”科。是次特科，共计一百九十三人参与应试。考试分两场进行，首场为《五六天地之中合赋》，规定以“敬爱授民时，圣人所先”为韵脚；紧随其后的第二场，则以《五经》为考核内容。
从考试范畴与试题难度的维度考量，此次特科相较于康熙朝举办的同类科考，其难度系数显著提升。据相关历史记载，时人普遍持有一种观点，即乾隆帝所开设的这一特科，旨在选拔资质超越常规科举所录取人才的“真才”。
就录取名额而言，与前次相比呈现出显著差异。本次录取仅设定一等五名、二等十名，总计十五名。
与康熙时期相比，乾隆朝开设博学鸿词科所处的时代背景别具一格。彼时，清朝处于全盛之期，民族矛盾亦渐趋和缓。乾隆此举，实乃旨在借开设此特科，以彰显盛世气象，宣扬皇权之威严。
丙辰词科之后，为弘扬经学，乾隆敕令朝廷内外大臣举荐“德行端正谨严、经学造诣深厚”之人，入京接受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
乾隆初始年间，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位帝王的殚精竭虑与精心治理，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诸多领域均实现了显著进步。至此，清王朝已然步入其发展的全盛时期。
乾隆帝出于对士人思想进行有效管控之考量，采取积极举措，对经学予以大力推崇。其背后意图在于，借助翰林群体所具备的清誉威望，进一步笼络人心，从而实现稳固统治根基之目的。
在清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这一时期，经由大学士、九卿等官员举荐，共计五十五名进士被选拔并进入翰林院。通观有清一代的历史，以经学途径进入翰林院的情况，仅此一例，再无其他类似情形。
经由上述三种途径跻身翰林院者，后世称之为“野翰林”。然此仅为特殊时期偶发之举，且出现频次有限，不具普遍代表性。于常规情形下，尚存在如下几种规范性方式：
所谓“外班翰林”，特指凭借非正规馆选途径进入翰林院的旗籍翰林官员。与之相对的“内班翰林”，则是通过一甲进士或庶吉士身份，经正常流程进入翰林院的官员，二者构成鲜明对照。
在清代，旗人群体与汉族士人在科举取士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旗人对科举制度重视程度较低，致使其获取进士功名的人数相较汉族士人，数量上存在较大差距。鉴于旗人进士数量本就处于较低水平，进而使得能够进入翰林院的旗人更为稀少。然而，清朝统治者出于维护旗人特权阶层地位的考量，采取了在翰林院预留一定比例旗人名额的举措，以确保旗人在这一重要文化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
然而，翰林院对于人才选拔，秉持严格的真才实学标准。在面临特定情境、缺乏更多适宜人选之际，只能采取权宜之计，将那些仅对文墨稍有涉猎的旗人，纳入翰林院之中。
在彼时，针对旗人进入翰林院，业已确立了特定遴选标准：翰詹职位出现空缺时，将从各部院衙门中具备科举甲科出身的司员里，经审慎选拔后予以擢升任用。
“科甲出身”所涵盖范围存在一定弹性，进士与举人皆归属于此范畴。事实上，在旗人翰林官员群体中，举人出身者占据相当比例。
汉族官僚起初对该举措持鄙夷态度。于科举入仕体系中，针对以进士身份进入翰林院的旗人，汉族官僚将其称作“外班翰林”；而对于凭借举人身份跻身翰林院的旗人，则以“斗字翰林”名之。所谓“斗字”，意即识字有限。
### 二、特授馆职在古代职官体系中，“特授馆职”是一种特殊的官职授予方式。这一任命形式并非遵循常规的选拔流程，而是基于特定情形与考量。通常，特授馆职旨在选拔具备卓越学识、深厚文化素养及突出才能的人才进入馆阁任职。馆阁，作为古代文化与学术的重要机构，承担着诸多重要职能，如典籍编纂、文献整理、文化传承以及为朝廷提供咨询建议等。被特授馆职者，往往需凭借其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或其他相关领域展现出的非凡造诣，方能获此殊荣。这种特授方式不仅体现了朝廷对人才的重视与破格任用，更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的文化建设与学术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进步。
特授这一任命方式，系基于皇帝个人的主观意志，并无任何条件的约束与限制。于清代，皇权已达至登峰造极之态，且满汉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此种差异亦清晰地体现于用人制度层面，界限极为分明。
依据清代官制体系，翰林院掌院学士一职，依惯例由朝廷重臣兼任。其对于任职者资格的要求极为严苛，素有“唯有学识渊博、文学造诣深厚且为众人所推重信服者，方有能力履职”之说。然而，此任职标准主要针对汉族官员，至于满族官员担任的满掌院学士这一职位，则需另行考量，适用不同规则。
以和珅为例，其出身仅为通过官学教育的学子，于科举之途，未能获取举人功名，仅止生员资格。然而，凭借乾隆帝的殊宠，他却获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一要职。
在历史进程中，此情形亦于汉人身上有所体现。以参与《四库全书》编纂的众多汉族儒臣为例，其中诸多成员获选为庶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汉族儒臣凭借自身具备的学识素养，较之于部分旗人，其入选庶常的缘由更为正当合理，具备更为坚实的依据。
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官员出身备受重视。彼时秉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翰林之中，唯有经特定正统途径选拔者，方具崇高地位，难以企及。正统翰林的选拔，严格限定于馆选这一方式。而通过其他路径进入翰林院者，无论其才学水平如何，皆被归类为“异途”，这便是“野翰林”称谓的起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