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名字的由来。】
从广义范畴而言，“厅”并非单纯局限于一级行政机构的概念。它在特定历史行政架构中，还是知府属官体系里同知、通判这两类佐贰官履行公务的办公场域。
依据清代官制体系，同知与通判作为知府的佐贰之官，各自拥有独立的办公处所，此办公处所被称作“办公厅”。与之类似，巡检的办公地点——“司”，在性质上与“办公厅”并无二致。
需明确的是，当同知、通判与知府于同一城邑协同理政时，其职能呈现佐贰属性。而若同知、通判于府辖区域之外，独立承担某一领域事务的管理与执行，此时他们便具备掌印正官的地位与职责。
鉴于厅这一行政建制具有特殊性，其设置并非如州县般恒定，而是处于时常变动的状态。且该建制以同知、通判作为长官，基于此，在称谓上并不使用“知厅”这一表述。
顺治初，部分府衙因所辖事务繁重，遂将同知、通判委派至特定区域主理政务。此类区域，或因地处僻远，交通梗阻，治理多有不便；或因民风犷悍，秩序维持殊为不易；或因赋税征收艰难，财政稽征面临困境；抑或因多民族聚居，民俗差异复杂，致使政务治理颇具挑战。
在康熙统治阶段，行政建制发生重要变革，“厅”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行政机构。其中，部分“厅”自府级行政区划中剥离，直接归属布政使司管辖。由此，在清朝地方行政体系中衍生出“直隶厅”与“散厅”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行政单位。
依据《光绪会典》之载，直隶厅与散厅在设置方面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彼时，全国范围内，直隶厅的数量为三十有四，而散厅则达七十八个之多。
在行政等级的区分体系中，通常而言，直隶厅的长官配置为正五品同知，散厅的长官则设定为正六品通判。然而，此并非绝对定式。事实上，存在部分直隶厅，其长官任用的是通判；与此同时，亦有一些散厅，其长官的职位为从六品州同。
从行政层级架构审视，直隶厅与直隶州处于同一等级位阶。然而，直隶厅作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单元，通常不辖属县份，仅在极少数特殊情形下存在例外。与之相对，散厅与散州、县同处一个行政层级，其官员品级较散州知州（从五品）略低，却较知县稍高。
【什么样的地方需要设厅？】
其一，部分府辖下存在特定区域，其地理位置与府、州、县治所相距甚远，导致地方长官管理时力有不逮；另有一些区域，因其自身特性致使治理难度较大。鉴于此，为实现有效管控，遂将此类区域划出，单独设立厅这一行政区划进行管理。
或有读者存疑，设立单独的州或县亦可为解决之道，缘何却要设立厅这一行政区划？
持有此类观点，实则谬矣。知州与知县，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主管辖区钱粮、刑名诸事。但从法律层面而言，他们并未获授军事指挥权，亦即无法调动地方驻军。
在行政管理中，那些治理难度较大的区域，往往与军权密切相关。自厅这一行政建制设立伊始，朝廷便在相应层面赋予同知与通判一定的军事权力。
依制，同知与通判通常辖有“亲标”，且于其官衔中会明确标注“抚民”或“理事”之字样。例如，贵州省古州厅之抚民同知，配置亲标千总一名，麾下亲兵达二百人；而台拱厅之理事通判，亦设亲标千总一名，所率亲兵为一百五十人。
其二，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移民活动广泛开展且实施屯田举措，进而促成了新型人口聚居区域的形成。
乾隆年间，内地诸省人口增长致使人均土地资源渐趋匮乏，民众生计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诸多民众迫于生计压力，不得不离开故土，迁徙至新疆、蒙古等偏远边陲地区谋求生存之道；部分民众则选择前往沿海的沙洲、岛屿定居，以另觅安身立命之所。
由此，在原本荒芜之地逐渐衍生出若干聚居区域。鉴于聚居者来源广泛、地域分散，有必要构建特定的行政区划以实施管理。显然，传统的州、县治理模式在此情形下并不适用。唯有凭借级别较高的同知、通判担当领导职责，才能够实现对该区域的有效治理。
其三，于少数民族集中聚居之地，特置“厅”这一行政机构，以司理相关事务。
在雍正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之前，少数民族地区局势错综复杂。彼时，诸多土司与土官在当地掌握实际权力。鉴于此区域特殊的治理需求，若仅设置知县等品级较低的官员，恐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具体而言，在协调与征调周边绿营军队方面，低级官员存在诸多不便。故而，朝廷决定委派同知、通判等官员负责分区域防御与管理事宜。
以广东省连山厅为例，其地处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交汇之地，且为多民族聚居区域。鉴于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民族构成情况，连山厅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作广东省治理难度极高的地区。
清初之际，连山隶属于连州直隶州，行政建制为县。然而，鉴于知县行政层级较低，周边临省数县对其指令多有漠视，致使地方治理陷入困境，难以维系。
在康熙年间，连山县经行政规划调整，擢升为直隶厅。彼时，清廷委派抚民同知作为该直隶厅的长官，以司掌地方治理事务。凭借抚民同知自身在官品与职权方面所具备的优势条件，能够对周边数县之间的关系予以有效协调，进而实现对地方的有序治理。
其四，鉴于东北地区民情独具特殊性，设立厅这一行政机构以实施有效管理显得尤为必要。
东北地区，素为满族发祥之地，彼时聚居着众多满族与蒙古族旗人。在乾隆朝之前，清廷秉持封禁政策，严禁汉族民众前往东北谋求生存发展。然而，至乾隆中期，形势发生转变，政策逐渐放宽，致使直隶与山东等地的汉族百姓纷纷涌入东北地区，开展屯田垦种活动。
自此后，东北地区所设厅的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与其余省份存在显著差异的是，东北地区施行严谨的八旗管理制度。在此制度体系下，并未设置诸如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而是以八旗驻防将军作为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
故而，东北地区各厅之直接上级为驻防将军，其分别隶属于盛京将军、吉林将军与黑龙江将军。至清末时期，东北设置东三省，诸多厅经改制成为州或县，由此构建起固定的行政区划体系。
在各厅长官架构体系中，未配置佐贰之职，仅设属官。属官类别涵盖经历、知事、照磨、司狱、库大使以及典吏等。然而，鉴于各厅实际情形存有差异，上述各类属官并非于每一厅皆全面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