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考举人的难度】
科举制度在整体架构上呈现为四级体系，依次为院试、乡试、会试与殿试。通过各级考试获取的相应功名，分别对应秀才、举人、贡士以及进士。
于初级层级的院试，全国范围内所录生员（即秀才）数量颇为可观，平均而言，每县约有二十名。清代时期，受限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读书风气尚不普遍，文化教育普及程度较低。在部分文化发展滞后的县域，参与院试的考生人数整体有限，通常维持在一百至二百人之间。
换言之，每十名童生中，约有一人能够考取秀才功名。相较当下，此难度系数尚属有限，或许尚未企及考入“211”高校之程度。
乾隆中期，据相关史料记载，于全国范围内，通过科举考试获取童生资格的读书人约有三四百万之众，其中成功考取秀才功名者，数量约为五十万。由此可见，彼时秀才群体在读书人群体中已占据相当规模。
为何考秀才的难度相对较低？究其缘由，秀才存在先天性局限，即无法踏入仕途担任官职，不会对国家的官员编制造成压力。他们仅能获取有限的政治待遇。基于此，朝廷在秀才录取方面执行相对宽松的标准。
于科举体系中，秀才欲进阶，需参与乡试，通过此试者，可获举人功名。待步入乡试环节，无论是考试难度、考场规制，还是录取比率，均以倍数提升。
自顺治朝起，迄于康熙五十年，乡试录取比例始终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整体呈现出一种随着时间推移，录取人数渐次递减的态势。
乾隆九年，相关制度基本确立并趋于稳定，彼时，针对各省乡试的录取名额，予以明确且固定的规划，详情如下：
在相关统计中，各地中式人数呈现出一定差异。顺天中式人数为102人；江南地区共114人，其中江苏69人、安徽45人；浙江有94人中式；江西同样为94人；湖广地区中式人数达93人，具体湖北48人、湖南45人；福建中式者85人；广东72人；河南71人；山东69人；陕西61人；山西与四川均为60人；云南54人；广西45人；贵州40人。经统计汇总，中式总人数共计1114人 。
在乾隆朝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针对乡试录取员额，朝廷虽曾施行若干微调举措，但整体而言，其变动幅度相对有限。
若已知乡试确切的录取人数，进而统计出各省报考人数，二者结合，便可推导出录取比例。
颇为遗憾的是，于清代科举相关文献的深入考究中，御史并未获取各省详实的应试人数记录。仅有少数省份的情况得以留存记载。例如，在康熙五十八年，江西乡试之时，入场应试者达一万二千余人。同年，江西省乡试的录取名额为90人，经换算，即约133名秀才中选拔1名举人。
从科举考试难度视角观之，江西考生所面临的难度并非处于极值区间。江南贡院，作为清代规模最为宏大的科举考场，其内设有号舍共计20644间。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录取人数仅为114人。经精确换算可知，彼时每181名秀才中，仅有1人能够成功进阶为举人。
需明确，江西、江南、浙江等地，素为文化底蕴深厚之省份，其在科举乡试层面的竞争态势亦最为激烈。相较而言，地处偏远、文化发展程度相对滞后的省份，例如广西、云南、贵州等，于乡试中展现出较高的录取比例。以康熙五十八年的乡试为例，彼时贵州的应试考生人数仅四千余人，其录取比例为八十八分之一。
此外，于地理位置相对非核心区域的陕西、四川、山西等省份，乡试的录取比例约为一百三十取一。从全国范围整体考量，乡试的综合录取率大致维持在百分之一左右。
然而，经严谨核算，此数额看似难以称多。盖因全国秀才人数约达五十万之众，而乡试录取人数仅为一千一百一十四人，如此算来，录取比例约为五百比一。
此乃由于诸多秀才受多种因素掣肘，未能参与乡试。其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未通过科试、岁试，抑或是基于自身特定缘由而未赴考。需明确的是，所统计范畴仅为实际进入考场的秀才群体，并未将全国范围内的全体秀才纳入其中。
从另一维度审视，举人所蕴含的价值亦清晰可辨。于清代，全国辖有1600余州县，经统计，大致每三年，平均仅1.5个县方能产生一名举人。实际上，在部分县份，历经数届乡试，仍难有一人高中举人。
【举人考进士的难度】
与乡试录取率的固定模式有所不同，会试于各科目中所录取人数并非恒定。据相关史料记载，清代期间，文科举会试共举办112科，累计录取进士人数达26849名。经计算可知，平均每科录取进士约240名。
同理，若能明晰参与会试的考生规模，即可精准推导出相应的录取比例。然而，御史虽经探寻，却未能获取各届会试考生数量的相关资料。值得注意的是，顺天贡院号舍数量有着确切的记载，共计16000个。原因在于，参与会试人员中，1114名新科举人仅占较小比重，而历届举人构成了考生的主体部分。
以16000名考生中仅取240名进士为基准进行计算，可得录取比例为1.5%，亦相当于每66名举人之中仅有1人能够考中进士。然而，从这一数据表象出发，是否便能确凿地判定，会试相较于乡试，在难度层面更低？
对于该问题，需以差异化视角审视。会试录取机制并非单纯基于文章质量的考量，实则关联“分省取士”这一特定制度安排。
从科举取士的逻辑来看，若仅以文章作为评判胜负的唯一标准，便不难推断，云贵、广西、四川等省份的应试举子极有可能处于显著劣势。相较于江南地区诸省，这些偏远省份在考生素养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甚而不排除偏远省份举子在竞争中全面落败的可能性。
自清朝初期，朝廷便已洞察此关键问题。至康熙五十一年，鉴于偏远省份举子面临的特殊状况，康熙帝颁布旨意，推行分省取士之举措。此举措秉持的核心原则在于，确保每省皆能涌现一定数量的进士，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维系科举制度的公平与公正。
分省取士这一举措，毋庸置疑地增大了江南举子获取录取资格的难度。江南地区文风昌盛，向来文人墨客辈出，士子数量颇为可观。然而，随着分省取士政策的施行，部分录取名额被分配至其他省份，致使江南地区举子的录取比例显著低于平均水平的1.5%。
在科举时代，地处偏远的省份，因其考生规模相对较小，加之朝廷秉持教育均衡扶持的政策导向，使得这些省份考生的录取比例得以提升。据非详尽统计数据显示，江南地区诸省在会试中的录取比率大致稳定于1%上下，此数值与乡试的录取率基本持平。由此可见，在江南省份，士子考取举人功名与进士功名所面临的难度程度，大体相近。
【举人和清北如何对比】
据相关研究，乡试的录取比例约为1% ，此数值相较于当今清北的录取比率，明显偏高。即便考虑到乡试每三年举办一届，将该录取比例平均至每年，仍可达0.33%，意即每千名考生中约有3.3人能够高中举人。由此可见，其与清北录取率相比，差距显著。
然而，若深入剖析各省各县的具体情形，便会发现存在显著差异。以御史故乡所在的徽州地区为例，于清代，徽州府在安徽科举领域独占鳌头，涌现出数量众多的举人、进士。
歙县，作为昔日徽州府之治所，近年来教育领域呈现出质量渐趋式微的态势。自过往某一阶段起，此地已多年未见有学子考入清华、北大。需知，在当代教育语境下，清华、北大录取生的价值与意义，相较古代科举中的进士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遑论举人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