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厅。被告席上的马玉兰面如死灰。这个在两年前还做着发大财美梦的女人，怎么也不敢对视审判长那威严的目光。然而，尽管她身心俱在颤抖地回避着，审判长宣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8条规定，马玉兰组织他人卖淫，情节特别严重，现判处死刑。”

于是，马玉兰“不幸”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因“组织他人卖淫罪”而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人。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竞相报道，一时成为炒作热点。

不知就里者便茫然打听：马玉兰何许人也？

北京西郊石景山区玉泉南路有一个石槽村，这里往南50米属于丰台区，往东30米则是海淀区，是三区城乡的接合部。由于它的位置偏僻，总是令游人望而止步、商贾闻而避之。

然而，从1996年5月一个名叫马玉兰的女人在这里开起了一个驴肉馆，情况就变得不一样起来。

40岁的马玉兰家住中国地质大学，原是北京地质印刷厂的工人。1995年10月下岗后，先后到西郊宾馆、广安门外手帕口桑拿城以及几个酒家、歌厅谋职，当过收银员、部门经理和主管。别看她从模样上讲并无过人的姿色和气质，但能说会道颇能左右逢源，加之小有心计，因而并不乐意“端着别人的饭碗过年”，她要干出一番自己的天地来。凭早几年闯出来的经验，她相准了一种“最容易来钱”的行业，并在思想上、行动上、经济上、人员上为此“深谋远虑”地准备着。在此期间，马玉兰勾搭上了她的情人徐成宝，认识了相当一批失足妇女和“客人”，并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最后看中了偏僻的石槽村那家玉泉餐厅。

石槽村的玉泉餐厅本属于北京市某汽车运输公司的三产，它是两间并不起眼的平房改建而成的，1987年承包给本单位职工开餐馆后，几经倒手，生意一直不景气。1996年3月，公司利用餐馆南侧另两间平房申办了石泉蒸汽浴室执照，并进行了装修。但位置实在太过偏僻，勉勉强强维持了一年多，却仍然无法让生意“火”起来。就在这时，“精明”的马玉兰却“慧眼识珠”，接手改造并很快就“救活”了它。

马玉兰之所以相中这个一直将老本都能赔进去的地方，那是因为她自有与众不同的“生意经”。马玉兰第一次到这里“考察”时，这里的前任老板刘某某正着急将这个烫手的山药抛出去，为自己找一个“替死鬼”。见马玉兰心存犹豫，他便迎合着说：“马姐，这地方其实不错。你看，前面是餐厅，后面可以洗澡，凭您神通广大的关系和精明的头脑，再找几个漂亮的服务员，绝对能赚大钱。”谁知刘某某随口胡诌的几句奉承话，却恰恰打到了这位“马姐”的算盘子儿上。马玉兰心想，还真看不出这毛头小子也有这份心计，有异性按摩当然能招揽生意，那时候再不断发展壮大，还愁赚大钱吗？

于是与刘某预约后，她找到她的情人徐成宝，为的是从他那儿借款。徐成宝只听她说得天花乱坠，但依他数十年摸爬滚打眼见为实的经验，他得亲自实地考察一番。于是，马玉兰陪着他第二次来到玉泉餐厅。徐认为，此处地理位置实在太偏，根本无法做生意。马玉兰则说：“亏你还自称是老江湖呢！如今这年头，有几个干正当买卖的人能挣大钱的？依我看，越偏僻的地方越能够挣到钱。你看，最难得的是这个餐厅有浴室执照，可以从事桑拿按摩，有洗澡的地方，有漂亮的女服务员，会赔钱吗？”接着，马玉兰又给他分析这里的“客源”保证，吹嘘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发展规划，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直说得他似乎已然看到了挣大钱的日子，于是，马上同意掏钱投资。

就这样，马玉兰接手这家餐厅，办起了驴肉馆。可是，她的驴肉馆从开办伊始就是变“味”的，无论是目的动机，还是形式内容。马玉兰办起驴肉馆的头一阵，她还不敢太过放肆，为遮人耳目规规矩矩做了几天饭店生意。

然而，一个月下来的总流水额才不过1500元，而这里每个月的房租就得交纳18000元，再加上600元的水电费、100元的税费和12名员工的工资，自然是入不敷出，“损失巨大”。本来打算再扛扛的，但马玉兰扛不住了，一个月后，她开始实施她的“正规方案”。

1996年6月里全国性的严打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许多“知趣的同行”早已收敛“避风”，但急红了眼的马玉兰却顾不了那许多了，她再也不愿坐等驴肉馆“亏”下去，顶着风头立马就开始安排餐厅服务员在旁边的男、女浴室里向客人提供特殊服务，并“规定”每次收费500 元，她再按提成付给失足妇女180元至300元不等的“小费”，“生意”也逐渐红火起来。

3个月下来，她自信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亲自设计一份《员工按摩提成表》，作为一种“制度”在员工们中规定下来。大致是以画“正”字的方式让“管理员”记录失足妇女的服务次数，每画一笔表示服务一次，然后按次数多少进行提成。这样，她就免了不少每次收取提成的麻烦，只在幕后安安然然地当她的“大老板”了。此后，果然是日进斗金、财源滚滚。

到 1997年春节，马玉兰深感“生意”还需往大里做，并且要做得安全可靠。于是她通过关系又租盖私建了3间员工“宿舍”，这3间宿舍距蒸汽浴室15米，位于后院外人不易查觉之处，必须经过餐厅正门、甬道、厨房后门、后院煤堆及杂物间的一条小路才能进入，初来者别说不知道，即使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也找不到路，极难引起外人的注意。仅晚8时至10时短短的两个小时内，餐厅服务员就接待10余名“客人”，最多时，马玉兰一天竟安排过一个失足妇女向6个“客人”提供服务！难怪，就连她手下的失足女也背地里埋怨说：马姐也真够黑的，简直不把我们当人使。

她们算是不幸言中了，马玉兰原本就没打算拿她们当人使。在马玉兰的眼里，她们根本不是什么“姐妹”，只是替自己赚钱的工具，与作招牌用的驴肉馆里的驴肉没有什么两样。

说马玉兰胆大，那是说她敢顶风干，挣黑钱不要命。其实她内心里毕竟是害怕的，在被公安机关查获后她的一段供述便可资佐证：“我每天都在颤抖中度日，但为了多挣些钱，我只有制定更严谨的措施，顶着‘雷’干。”

她先是在人选上笼络一批“死党”。驴肉馆的领班周某某，厨师张某某、刘某某和锅炉工刘某某、舒某某均已“忘记了原本从事着的职业”，成了专职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在餐厅休息室把门望风，专门对付生客，防范和应付各种检查。马玉兰给自己定过规矩，只给熟人和朋友安排特殊服务。因此，如果来的是陌生人，这帮看门人便以不营业为由将人拒之门外；如果熟客，他们就通知马玉兰，由马玉兰开门并“安排”。“客人”离开时，领班周某还负责“安全”送出。周某被抓获后交代说：“来这里的“客人”全都是熟人，都是马老板的朋友，后来，她的朋友又带来新的朋友，就像滚雪球一样，生意就越做越大了，但客人总还都是熟人和朋友，因为这样才安全。”对于“安全”问题，那里的“客人”又是怎么看的呢？

被抓了现行的马某交代说：“之所以放心大胆地到这里玩儿，一是因为自己和马姐熟，二是因为我每次玩的时候，马姐都叫别的员工将外面的大门锁上，外人绝对看不出来。可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还是让你们给逮着了。”

“客人”多起来后，马玉兰终归还是怕人多嘴乱，于是她又想了一招，干脆将驴肉馆的饮食生意停了，专门干肉欲交易。她为使后院的卖淫嫖娼活动更不易被发觉，竟请人写了一块“内部装修、停止营业”的大牌子，挂在大门上，让生人和检查者望而止步。而暗地里，却仍然在干着那肮脏的勾当。

马玉兰手下的干将们对她佩服之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马玉兰有着一双“嗅觉异常灵敏”的鼻子。她深知自己所干的是国家法律所不容许的买卖，因而始终对公安机关的行动保持高度的警觉。她刚开始承包玉泉餐厅和玉泉蒸汽浴室时，全国轰轰烈烈的严打斗争正是高潮，她也就“规规矩矩”地只开餐厅，并找来朋友吃饭，只是暗示说：“我这里可以洗澡，过段时间大家带些朋友来，可要经常光顾哟！”那年7月，北京市政府发出通告，明令取缔异性按摩，马玉兰非常“遵纪守法”地立即将蒸汽浴室给关了。到1997年2月，“聪明”的马玉兰宁愿蒙受损失，歇业一个月。许多朋友都表示不理解。马玉兰神秘地一笑，说：“这，你们就真的不懂了。知道吗？这个月是春节期间，每年春节前后公安机关都会有一次大的行动，检查和打击都特别严，那不是往枪口上撞吗？”直说得听者连连点头。一到3月，她又重新“开业”，继续让那帮失足女提供特殊服务。到了9月份，她又给失足女们“放了假”，而这次，她身边的人也都“受益匪浅”，再没有那表示不明白不理解的“傻蛋”了。

马玉兰“胆大心细”出了名，她的“措施”也越来越周到和严密。比如说，在许多老板不帮来京打工人员办理“三证”而企图蒙混过关的今天，她却帮助餐厅失足女和其他员工办齐了暂住证和务工证，各种证照一应俱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干我们这一行，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绝不能因小失大”。为了不引起那些“不必要的麻烦”，她还给“客人”们作了特别规定：开来的车辆一律不准停在餐厅门口，必须停在数十米外的加油站附近。

她就这样“巧妙地周旋”着。有人也许会纳闷：难道说有关单位就从不去检查检查？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马玉兰就在供述中说过：“公安局查过多次，大约总有五六次了吧”，“分局市场文化科、派出所和工商、税务、公安的联合执法队经常来，但他们基本上是晚上10点后来突击，而我知道这个规律，一到晚上10点，我这儿已经没有客人了，他们上哪儿查去？”“再说，我安排有人在外边看门，即使有人正在做生意，我也能让他们很从容、很安全地躲避。”

问题是，马玉兰以及那帮从事肮脏勾当的人果真就能老是“很从容很安全地躲避”下去吗？

1997年的秋天，有重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自以为“深谙”公安机关行动之道的马玉兰又闻风而避了，她将小姐们放了假，只等大会结束便可重张开业。

但这次她却失算了。她并不知道，她早已给人留下了许多可疑之点，她的行动也早在公安机关注视之中，一张无形的网已经向她张开，只是等待成熟的时机罢了。

其实，还在8月底马玉兰给小姐们放假之前，就已经有群众向市公安局治安处作了举报。此后几日，治安处的领导指示民警对马玉兰的驴肉馆进行了明察暗访，收集相关证据。可笑的是，马玉兰还将暗访的民警当成了来驴肉馆吃饭的普通客人。

治安处文化市场管理处的同志立即制订查捕方案，根据马玉兰“驴肉馆”活动特别，集中力量准备突击检查，务求抓住现行，一网打尽。但这时，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加之马玉兰突然“放假”无法抓现行，只得再等一段时间，但已派人将那里监控起来。

他们所料果然丝毫不错。迫不及待的马玉兰很快招回了失足女们，又以加倍的疯狂重整旗鼓了。可是，她经常在梦中也担心的结果出现了：公安人员像是从天而降的神兵，将她的暴富之梦击了个粉碎。

刚被抓进公安局时，她是想死扛的。但是事实在前，铁证如山，她根本没有一点希望。此案从破获到预审，到最终起诉到法院，案情的卷宗作了厚厚的十几本，其中涉案人员达72人之多。经过查证，跟随马玉兰从事组织和容留、介绍他人提供特殊服务13人，“客人”35人，失足女16人，专事看门望风、通风报信者8人。现在，已有12人被移送起诉，11人被劳动教养，32人被收容教育，另有一部分已移送原单位或移交外地公安机关处理。

这是北京市近年来查破的涉案人员最多、存在时间最长（达15个月）、影响最大的一起组织、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嫖娼案。而因组织他人卖淫罪被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马玉兰，成了中国的第一人。她“获得”了全国第一，却一定是最为可耻、最为可悲的第一。

1998年12月19日中午12时30分，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为这一典型案例进行了题为《组织卖淫可致死》的专题报道。主持人特意请来了一男一女两位嘉宾，让他们边听案情边谈谈自己的看法。当然，他们的看法不尽相同，女嘉宾王秀琴认为，马玉兰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而男嘉宾王军则认为这是一种“犯罪”。但当他们知道一审判决的结果之后，两人都表示“对处理非常意外，从没听说过组织卖淫会判死刑”。王秀琴坦诚地说：“我对法律上的规定不太清楚，较为模糊。但作为女性，我可怜她、同情她，认为判处无期徒刑较好，还可给她一个改过教育的机会。”王军除了感到意外，还从挣钱者的心态等方面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感想：“我认为挣钱没错，关键是要挣干净的钱，千万不能以身试法。”话虽朴实，却让我们在重新审视此案时，于道理、情理和法理作一番深深的思索。关于道理。古人云：“君子爱财言义，取财有道。”这说明于每个人而言，无论是君子是小人，“财”是可爱可取的，因为人们毕竟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马玉兰作为文明社会中的一员，依靠组织妇女出卖肉体出卖灵魂去挣钱，是对“取财有道”的一种曲解、一种背离。首先于道义上是与社会无法融通的，因而也必将为社会所唾弃。

关于法理。法是什么？它是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用来规范和制约人们行为的一种准则，是不同于伦理、道德的一种硬性规定。人们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也就是说，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在何时在何处，无论生活、学习还是工作，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并遵守于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8条规定：“组织他人卖淫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有人说，“情节特别严重”一句伸缩性太大，不好把握。为此，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的法律顾问李万勤先生向观众作了较清楚的诠释：情节特别严重，是指多次组织卖淫，以组织3人、3次以上为基础，有两处固定场所。马玉兰组织他人卖淫，在人数上达40人之多，组织卖淫1600余次，获嫖款80余万元，提成给卖淫妇女就达40余万元，远远多于和高于3人、3次的“标准”，且有驴肉馆和西郊健身中心两处固定场所，完全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概念，因而被判死刑。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马玉兰本人却口口声声称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可判死刑。其实这于她本人而言已经无关痛痒了，因为如果她真不知道，那么我们说这是一个法盲的悲剧;如果她知道了还要那么去干，那她是视法律为儿戏，知法犯法，就更是罪有应得。子弹就要击穿她的后脑，即使她有所醒悟有所悔恨，那也来得太过晚了。

1999年3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遵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将犯有组织卖淫罪的犯罪分子马玉兰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