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外交部副部长,戳破撒切尔谎言:香港回归前英国每年拿走上千亿

文史江山 2023-10-23 22: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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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问题的正式谈判,是从1982年开始的。

在谈判初期,当时担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曾声称:英国在香港没有任何自身利益,一切都是为了香港人民的福祉而努力。

她甚至义正言辞地说:“英国从来没有从香港拿走一个便士。”

而参与了香港谈判的原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则直接戳破了她的谎言:“仅从投资这一项,英国每年从香港就可以拿走1000亿港元。”

周南香港历史,沧桑变迁

在中国古代史上,香港地区一直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早在远古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开始开发这片土地。

通过考古发掘,香港地区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夹砂陶器以及青铜器物,这些文物来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以及多处青铜时代遗址。

这表明,香港的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这证明了早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在香港地区居住生活。

从秦朝开始,中国历代封建政府对香港地区都实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辖,将香港纳入中国版图。

在明朝至清朝嘉庆年间,"香港" 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小海湾,位于现今香港仔附近的香港村海滨地区。

那时的“香港”,因其丰富的香木资源而得名。

植香、伽楠香、沉香等香木统称“莞香”,是东莞特产。

莞香在那个时代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被广泛用于制作香料和药物,不仅在国内有广阔的市场,还远销他国。

英国殖民者对香港地区的觊觎也由来已久。

乾隆六年,也就是公元1741年,英国军舰第一次抵达中国沿海,曾在香港南部停泊进行修理。

这是英国最早抵达香港地区的军舰船只。

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测量员,在乔港一带的海面进行勘测,不久后发现了香港周边地区的出色海港。

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遣印度总督亚墨尔斯,率领代表团前往中国,旨在改善贸易条件。

其中就包括割让一座海岛,作为英国在中国的基地。

次年,英国代表团被清政府驱逐回国,协议未能达成。

但在返回英国的途中,亚墨尔斯特还特意在香港停留,并赞誉香港的地理位置,将其称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良港”。

1821年后,英国的鸦片船只就经常泊驻香港。

1836年4月,英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声称:“如果英国人想在中国华南地区扩展势力,最理想的地方应该是香港。英国将保证其自由港地位,不出10年,它就会成为好望角以外最大的市场。”

义律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舰队就常驻在尖沙咀一带。

1840年,英军威逼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其中就包括赔款、开放口岸,以及割让香港岛。

1841年1月26日清晨,英军就在香港岛西北部登陆并举行了升旗仪式,宣告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开始。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了英国。

1843年6月26日,璞鼎查宣誓就职,成为香港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正式确立了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地位。

中英在1860年,又签订了《北京条约》。

该条约规定,以尖沙咀为起点的九龙半岛,包括旁边的昂船洲小岛,在该条约签署后正式割让给英国。

1898年,甲午战争清军失利,中国的门户被列强打开,形成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

英国本来要求租借威海卫,但当他们看到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后,又狮子大开口,要求租借九龙以北的大块土地和香港周围的若干岛屿。

清政府处于弱势地位,被迫接受了列强的要求。

就这样,九龙半岛的租借条约很快也顺利完成了。

英资控制,掌握命脉

事实上,在成为殖民地之初,香港的定位就是英国与清帝国贸易的自由港,享有高度自治权,税收也较低。

甚至在1958年,香港还正式获得了财政自主权。

因此,香港与英国的关系与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大不相同,获取利益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样。

香港对英国的经济贡献,更多是间接的。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英国资本已经深入渗透到香港经济的各个领域,甚至可以说是直接掌握了香港的经济命脉。

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数据显示,在香港已有超过4000家英国公司,还有超过100家不属于英资全资拥有,但由英资直接控制、投资或管理的公司。

此外,还有约2500家英国公司在香港设有代理。

英国公司在香港拥有的资产,净值估计在25亿至30亿英镑之间,而英资控制和管理的公司资产净值,至少达到60亿英镑。

英国资本财团,还在香港享有一些特权。

著名的英资大型金融机构,如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在香港享有发行港币的独特权益。

这实际上相当于拥有中央银行的职能,使它们在同业竞争中自然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1994年5月,中国银行开始在香港发钞,才终于打破了由英国资本银行,垄断发行港币的局面。

与此同时,英国公司长期以来还一直控制着香港的公用事业,包括通讯、电力、运输、航空等领域。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香港的电话、煤气、电车、港口等项目,几乎都由英国资本公司垄断。

直到90年代初,华资财团接手经营,才开始出现一些改变。

除此之外,英国在香港还有很多直接投资。

英国资本在香港主要投资于服务业,包括银行、保险、零售、咨询等领域,所拥有和控制的公司资产估计高达300亿港元。

英国当时是香港制造业的第四大海外投资者,仅次于美国、日本和中国。

1989年的数据显示,当时英国资本在香港共拥有61项工业投资项目。

至于英国公司在香港获得的收益,由于各种原因难以精确统计。

根据曾任英国驻港高级商务专员何乐所透露的信息,仅在1990年,英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专利权使用和股息这三项的收益就达到了104亿港元。

贸易收益,军费开支

香港曾是英国的第十七大出口市场,在亚洲则是第二大出口市场。

自80年代以来,一直到香港回归前,英国对香港的出口每年以10.1%的速度递增。

以1990年为例,英国和香港之间的双边贸易额高达276亿1千4百万港元,其中香港吸纳英国货物总额为141亿2千万港元。

平均每个香港居民每年能吸纳2865港元的英国货,是日本的货物的十倍多。

可见当时英国和香港之间密切、稳定的贸易关系。

毕竟,英国资本公司长期以来掌握着香港的主要经济命脉。

所以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香港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例如巴士、九广铁路、地铁列车、电气设备等,都必须采购英国制造的产品。

这也是因为在当时,香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要设施,大多由香港政府策划。

而大多数又都由英国公司承办,并采用英国的标准和技术,因此在当时也很难使用其他国家的产品来替代。

在7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政府的物资采购,多由皇家代理商在英国代购。

随后,香港政府又改为直接向英国商家采购。

直到1985年,英国都一直保持着港府物资采购最大供应商的地位。

虽然随着高科技产品的不断出现和更新,美国逐渐取代了英国的地位。

但在1989年,香港政府仍在英国采购的物资价值高达3亿8千7百余万港元。

与此同时,香港承担驻港英军军费开支的比率,总体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从1890年以前的1/7,到1975年后跃升至75%。

根据香港公开资料透露的数据,从1950年开始计算,直到1997年6月30日英军全部撤离香港,港府为驻港英军支付的军费开支总数约为221亿6800万港元。

驻港英军在香港的确承担了一定的任务与工作。

但根据英军的规定,驻港英国正规部队每隔两年,必须与驻本土或驻文莱的部队轮换一次。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意味着香港一直在出钱为英国养兵。

而与之对比强烈的是,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规定:在香港主权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将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军费全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远东谍报中心

香港位于东亚中心,是一个国际交通和贸易的枢纽,具有出色的地理位置。

其国际机场、海港、以及免签证或落地签证政策,使得世界各地的人员都可以轻松进出香港,为情报人员提供了便利的进出渠道。

众多情报从业者在香港聚集,这样的效应使得情报生态系统在香港变得更加繁荣。

情报人员的多样性和活跃性使得情报获取、传递和分析变得更加高效,香港的情报网络因此变得非常丰富。

在情报界,中国香港、葡萄牙里斯本和摩洛哥卡萨布兰卡被誉为全球的“三大间谍之都”。

而在冷战时期,中国香港、德国柏林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则被称为全球的“三大特务中心”。

作为同时被冠以全球“间谍之都”和“特务中心”的唯一城市,足见香港在全球情报和特务活动中的地位。

早在20世纪初,香港已经被确立为英国在远东的情报中心。

日本著名的梅机关和竹机关等情报机构,也在香港设立了分支。

同时,国民政府为了便于与德国进行私下的军火贸易,也在香港设立了中央信托局,以秘密进行相关业务。

为了增强对香港的掌控,英国政府在香港警察内部成立了警务处的“政治部”。

尽管在名义上隶属于香港警察系统,但实际上它是独立运作的。

这个“政治部”的主要任务就是情报搜集、间谍活动、渗透以及审查等工作。

根据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CHQ的资料,英国的情报机构在中国的情报活动主要集中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曾同时存在着多达4个情报站。

可见香港在英国情报网络中的关键地位,以及其在情报收集和分析方面的重要作用。

小西湾就曾经是GCHQ对中国最大的监听中心。

监听站不分昼夜地监听着中国的通信,以及苏联在金兰湾的活动,还充当了监听太平洋和印度洋国际通信的关键枢纽。

直到1994年,香港主权回归前夕,小西湾的监听站才被关闭。

如今的小西湾附近山头,依然能看到遗留下来的天线杆。

因此,除了那些可以精确成数字的经济收益,英国还在香港得到了远比财政收入更值钱的东西——远东最大的情报中心。

甚至在香港回归之后,谍报活动都依然活跃。

回顾十九世纪,英国殖民地部及军事大臣致函当时的港督璞鼎查时,曾有过指示:“香港的占领,不是为了殖民,而是为了外交、商业及军事目的。”

可见近代英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并不是鼓吹侵略战争政策的军国主义者,他们一向精明。

英国在殖民地地区的行动是深思熟虑的,他们注重长期利益和可持续性,而不仅仅是依赖武力解决问题。

英国经济学家曾在一本著作中这样形容香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

因此,其管理模式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精打细算,物尽其用。

所以,虽然随着全球形势以及中英两国国内形势的演变,英国在香港的目标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但是在英国占领香港的一百五十年里,可以说,英国人利用香港攫取商业和经济利益的动机始终如一。

至于撒切尔夫人所言, “英国在香港毫无利益”这样的话,不过是他们自欺欺人的谎言罢了。

曾有这样一种论调,说香港的繁荣应当归功于英国的统治。

然而事实上,香港的繁荣除了地理位置和特定的历史因素外,主要是生活在香港的中华儿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创造出来的。

正如江主席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香港今日的成就,根本上是香港同胞自己创造出来的……香港今日的成就与祖国的发展以及内地人民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参考资料

[1] 香港岛“割让”始末[J].暨江.百科知识,2022(29)

[2]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M].宗道一.齐鲁书社,2007

[3] Richard J. Aldrich.(2010).GCHQ: the Uncensored Story of Britain's Most Secret Intelligence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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