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握着体温枪的手在发抖，39.8度的数字刺得眼睛发酸。十个月大的女儿在婴儿床里哭得满脸通红，额头上还贴着婆婆用白酒擦过的纱布——她说这是老家退烧的土方。我扯下那块浸着酒精味的布，指尖碰到孩子滚烫的皮肤时，眼泪终于砸在防摔护栏上。
这是我当妈妈的第十三个月，也是和婆婆同住的第三百天。三十二岁的我在广告公司做策划，产假结束后就求着婆婆从县城来帮忙。记得她刚拖着蛇皮袋进门时，掏出自制的米糊罐子：“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可当我发现她把嚼碎的苹果喂给孩子时，那罐米糊连同她的绣花围裙一起摔在了地上。
“妈，现在都用辅食机。”我把崭新的机器摆上料理台。婆婆攥着掉漆的铝勺站在阴影里，第二天厨房就传来“哐当哐当”的砸蒜声。她固执地用石臼磨米浆，说机器打的没魂儿。婴儿车里的防晒罩被她换成手缝的蓝花布，说是能挡邪气。最让我崩溃的是上周暴雨天，她抱着孩子去楼下接雨水洗澡，“童子水养人”。
此刻急诊室的冷光灯下，婆婆枯叶般的手正死死按着孩子打点滴的脚背。护士第三次提醒不能按血管，她才触电似的缩回手，指甲缝里还沾着捣艾草留下的青汁。“小娟啊……”她嗓子像被砂纸磨过，“要不我明天就买票回去？”
我盯着她发皱的衣领，想起凌晨三点撞见的场景。当时她跪在客厅佛龛前，捧着女儿的小袜子念经，佝偻的脊背把月光折成两段。供桌上摆着三盘糕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徒步五公里去城隍庙求的状元饼。
第二天清晨，我在婆婆床头发现个掉皮的笔记本。歪扭的铅笔字爬满泛黄的纸页：“3月18日，宝宝咳嗽七声，用枇杷叶煮水喝。”“5月2日，孙女夜醒四次，明早去市场买朱砂手绳。”最后一页夹着从医院偷撕的疫苗接种表，日期旁密密麻麻注着“忌口”“防风”。
诊室外的梧桐叶扑簌簌响，婆婆正用蒲扇给孩子扇风。这把磨出毛边的老蒲扇我认得，丈夫说他小时候住院，母亲就这样在四十度高温里给他扇了整夜。此刻扇柄缠着新绑的防滑布条，细看是用她那条蓝花布裁的。
“妈，”我递过保温杯，“回家您教我熬枇杷叶水吧。”她手一抖，蒲扇差点掉在输液管上。现在我们依然会争执，但婴儿车里同时放着磨牙棒和桃木剑。上周女儿周岁宴，婆婆掏出个褪色的银锁片——那是她结婚时外婆给的。我把科学育儿书里折角的那页展开给她看：“医生说戴首饰有风险。”她浑浊的眼睛暗下去，却在我转身时，悄悄把锁片系在了自己床头。
昨夜起风时，我看见婆婆戴着老花镜在缝护身符。这次用的是纯棉纱布，针脚比医院的防抓手套还密。晨光爬上她花白的发梢，那些曾经让我暴跳如雷的旧习俗，忽然变成了投在地板上的温柔影子。
或许母爱从来不是单行线，当我们各自退后半步，两代人的牵挂终于能在曲折处相逢。就像此刻女儿正抓着婆婆的蒲扇玩耍，而我在手机里保存着那张被红酒渍晕染的偏方——那是上周婆婆学会发微信后，给我转的第一条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