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新时期的主旋律电影日新月异，为观众和市场提供了丰 富而重要的作品，从早期的《风声》《唐山大地震》《辛亥革命》到近期的《战 狼》《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中国机长》等系列电影。这些类型的电影注 重用最新的电影技术、良好的中国故事和加强流派及专业性来增强传播能力。这 种做法使新的主流电影有更大的潜力来吸引观众，并在市场份额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一、宏大主题引起情感共鸣
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电影创作者使传统主旋律电影向商业化和类型化靠拢，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新时代由此转身，获得了新的定义：新主流电影。类型电影的概念起源于好莱坞，其特点是 "细分"，即不同的叙事风格对不同的观众具有吸引力。中国新的大众电影的特点之一是，在电影工业的支持和创作灵感下，它正变得越来越倾向于类型化。相比之下，中国电影的新类型以大主题为基础，能够唤起观众的情感反应。
由《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家乡》 《我和我的父辈》组成的 “国庆三部曲”，已经成为新中国电影发展中一个独特的电影类型。该系列电影主要以家国情感、“小我”和“大家”为主题，从“国”到“家”到“人”，试图让观众认同并融入主流意识。《我和我的祖国》和《我和我的家乡》是 2019 年和 2020年国庆档期票房最高的影片，最终票房总额分别为 31.69 亿美元和28.29 亿美元。在 2021 年国庆档期，《我和我的父辈》收获了 14.77 亿美元，更为新主流电影站稳脚跟贡献一份力量。
诸如《1942》《唐山大地震》《中国机长》等影片将主旋律电影的价值观融入到灾难片的特点中，展示了灾难面前的人性之光。在中国积极参与环境管理和航空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流浪地球》是第一部将科幻类型与主流价值观相结合的中国电影。该片以国际制作标准，以保护地球和拥抱希望为中心主题，将家庭和国家的感情提升到人类的尺度。中国新的大众电影的类型和宏大叙事主题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的陈规，迎合了观众的不同需求，同时唤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二、科技助力影片情感传播
近年来市场上需求量巨大的战争动作片是新主流电影中的一个重要类型。香 港导演徐克和林超贤，以及从动作明星到导演的吴京，都对该类型片进行了有益 尝试。 《红海行动》将现代战争带入了电影院， “轰炸”了观众的视听神经， 展示战争的开放性伤口，让观众感受到和平生活的不易， 《战狼 2》将动作、战争和华侨撤离结合起来，唤起观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所有这些电影都有一个民族精神的核心，但它们都以爆炸性的动作场面为基础。《战狼 2》的 56.95 亿票房和《红海行动》的36.51 亿票房说明了现象级电影需要一定的爆炸性场景烘托。根据抗美援朝故事改编的《长津湖》在今年国庆档首映，最终获得 57.75 亿票房 ，创下国产战争片的新高。如此高的票房离不开“轰轰烈烈”的画面，而爆炸性场面需要大量的技术协助。
近年来，国产新主流电影多采用了 120 帧。所谓 120 帧影片，是高科技电影的主要类别之一，其捕捉的细节接近人类视觉的极限，使场景像流水一样流畅， 没有一点卡顿。《我和我的父辈》和《长津湖》不但使用 120 帧加强流畅度，同 时也使用了人工智能母版重制技术来实现高科技视觉效果。此外，于2020年6月开始拍摄，并于 10 月 23 日上映的 120 帧电影《金刚川》，使用人工智能母版重制技术仅用了三天三夜就完成了版本制作，从而确保了这部主旋律电影作品如 期并高质量地发行。
三、影视美学激发代入式情感
（一）故事：非传统式叙事结构
根据《电影艺术词典》中的解释，电影叙事结构主要被分为传统式叙事结构和非传统式叙事结构两种大类型，传统式叙事结构以时空顺序式结构为主，其特点在于运用戏剧中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建构故事内容。
非传统叙事结构主要分为时空交错式结构、纵横串珠式结构等，在呈现方式 上更加灵活多变，极富创造性，同时它对电影的情感传播也有积极的作用。影片 《我和我的家乡》在承接《我和我的祖国》的基础上，依然采用的是分段式叙事 这类非传统式叙事结构，故事的建构呈现出“纵式串珠”的特点，用人物串联起 五个故事。
几位国内优秀的导演，将近年来我国乡土农村的发展变化，浓缩在 5 个时间节点、5 段由不同人物引发的故事中，每一段故事是独立存在、独立讲述 的，又有其表达的固定主题，在镜头运用、剪辑手法、叙事手段上都有其不同的 创作风格；与此同时，几段故事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关联，始终围绕着“我和 我的家乡”这一共同的主题去讲述，最终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非传统叙事一定 程度上能够激发更多群体的情感共鸣，由于是多重叙事，不同的群体总能在其中 之一的故事中找到情绪激发点，因而这样的叙事手段也是该电影情感传播的体现 之一。
剪辑手法是叙事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不同风格的剪辑手法对情感的表达具 有不同的作用，其所呈现的叙事效果也是不同的，而《我和我的家乡》的剪辑手 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叙事效果和情感表达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最后一课》 在叙事上运用巧妙的剪辑手法，将范老师的记忆片段与现实中最后一课的模拟场 景交替上映，给人营造了一种梦境与现实交叠恍惚感，将倾盆大雨中范老师为男 同学找颜料的感人场景体现地淋漓尽致，充分调动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二）人物：现实的影子
人物是电影作品的核心。近年来，国产新主流电影在人物刻画上改变了以往 主旋律电影人物形象单一扁平的特征，摒弃“模板化”的英雄式人物，而更多塑 造了现实中与受众具有共通性的普通人形象，将人物情感与时代背景相结合，让 内在力量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于人物的抉择，从而达到个体与环境背景的有机融 合，创造受众更深层次的情感共振。《我和我的家乡》中《北京好人》篇章承接了《我和我的祖国》的人物关系，葛优饰演的张北京是一名普通的北京出租车司机是一个表面油滑，赚不到钱并且连自己照顾好都是一件难事的人。
这样的普通身份十分贴近生活，使这个人物形 象成为折射现实社会人群现状的影子。起初，张北京在得知远房亲戚表舅看病需要借钱时，他遮掩自己用来买车的存折，谎称自己没什么存款，在两人制造一系列“骗保”风波失败后，张北京还是下定决心为表舅付手术费。这段情节生动地 刻画了一个外在滑稽，内心实则善良、热情、有同理心的人。这样贴近生活的人物角色更能折射出现实社会人群的身份，使受众联想日常生活的景象从而激发情感共振。
（三）台词：刻画区域性情感
《我和我的家乡》在台词上多采用了故事发生地的方言。方言是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语言特征，而其在电影中台词的运用上具有独特的作用。在电影中适量使用方言有利于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同时，方言的运用能给人物赋予地域性特征，营造特定的叙事背景，一定程度上激起受众的地域性情感共鸣；再者，方言的运用有利于将幽默诙谐的情节与整体叙事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其更加有张力地表现出来。
在《天下掉下个 UFO》这个故事单元中，黄渤饰演的黄大宝讲着一口带有贵州风味的“塑料”普通话，非常鲜明地赋予了这个角色地域性格特征，让受众认识了这样一个幽默并热衷于发明创造的贵州小伙。在《回乡之路》这个故事单元中主角乔树林具有浓厚的陕北口音，再通过服装、道具等的加持，一个“首富” 的形象跃然呈现在受众的面前，方言的运用增添了这个人物身份的真实性与形象 性，让受众更加相信乔树林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
在台词中运用的一些幽默方言更是为整个故事奠定了喜剧基调，让观众在方言台词中感受到人物幽默的性格特征和情节喜剧性的发展。这也是由于方言的多样化使其在语音与用词方面产生和普通话不同的使用方式。而当人们进行言语交流时，传播者发送语音信号，而接收者会通过共同的语境接收并理解信息从而达到顺畅无阻碍地交流。而当方言在语言交流中出现时不同地区的人们往往会出现接收信息困难的状况，因而电影台词中方言的运用不能一味照搬，而是应该在普 通话的基础上，提取少量的、具有代表性的方言语音及词汇，使两者毫无违和感 地融为一体，如此少量的语音或词汇的错位不但不会增加观众们观影时的难度， 反而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影片的幽默感。
《天上掉下个UFO》这个单元中的方言台词体现的幽默感主要体现在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歧义产生的喜剧效果。例如，在说“我设计的 UFO”这句台词时给 “O”这个字母加上浓厚的后鼻音，这样适度的台词信息接受困难或错位并不会 影响受众的观影热情，甚至在受众联系前后语境时还容易产生一种幽默诙谐的效果。而这种台词的幽默感更让受众产生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在幽默的氛围中更 联想起家乡熟悉的景象和淳朴的乡亲。
（四）音乐：渲染时代气氛
音乐是电影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人声或器乐声音为材料，通过刺激观众听觉的方式来烘托作品想要渲染的氛围。电影中音乐与音响效果和台词、画面相结合之后具有推动情节叙事的作用，同时又增强观众对影片的审美感受。音乐在电影作品中具有帮助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情感、突出主题思想的作用。音乐与电影画面的有机结合后，既能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又能使观众强化对作品的审美感受。《我和我家乡》这部影片在音乐的选择上多采用乐曲欢快、能代表 地域特色的音乐。例如《天上掉下个UFO》的主题推广曲《山那边》，这首歌乐 曲欢快，并且具有一定的贵州方言特色，能够烘托一个欢快的环境，歌词也能烘 托环境背景和社会气息，让受众在观影时产生欢快、振奋人心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