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中国的文化，众所周知，中国向来是重农抑商的。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里就提到：“中国人认为国家真正的财富和繁荣源于农业。遵循这思想，为了尽可能防止粮食的匮乏，中国朝廷长期以来对农业中每一次进步都颁以最高奖励和荣誉。农夫被认为是社会里光荣和有用的一员，其社会地位仅次于学者或朝廷官员。事实上，在成为学者或官员之前，多数人都务农。中国的士兵种地。只要庙宇带有土地，和尚也从事农业。”

有个叫尤瓦尔・赫拉利的外国人，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人类简史》，其第二部分标题是《农业革命》。

赫拉利说：“在大约1万年前……人类开始投入几乎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动植物的生命。从日升到日落，人类忙着播种、浇水、除草、牧羊，一心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更多的水果、谷物和肉类。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农业革命”。

他继续说：“为什么农业革命发生在中东、中国和中美洲”？“原因很简单：大部分的动植物其实无法驯化。……在我们远古祖先所狩猎采集的成千上万物种中，适合农牧的只有极少几种。这几种物种只生长在特定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正是农业革命的起源地”。

他总结说：“就从这些最早的出发点，农业开始往四方远播。到了公元1世纪，全球大多数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口都从事农业。”

中国和中东、中美洲才是1万年前全球“农业革命”的起源地！西方有农业，要拜上述发源地“所赐”。

中国是小米和大米的驯化发源地——1万多年前人工培植的粟，发现于北京门头沟的东胡林；1万多年前驯化的稻，至少发现于湖南道县玉蟾岩。

千万别低估万余年前远古先民的农耕智慧——都说最原始的农业劳作是刀耕火种，“火种”不就是以草木灰做肥料么！

中国西汉有个官至黄门侍郎的氾胜之，有《氾胜之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18篇。书中有耕田法、溲种法、穗选法、区田法，以及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纤维大麻）、麻（子食用）、瓜、觚（葫芦）、芋、桑等13种作物的栽培技术。

耕田法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此是针对关中地区春早多风，而提出的保墒为中心的技术措施——其中就有“务粪泽”——务必施肥浇水。

溲种法是熬取家畜动物骨汁，加粪调糊，用以拌种的种子处理技术。

区田法又称区种法，是一种抗旱保墒、集中使用肥水的丰产栽培措施。

氾胜之‍

氾胜之曾以汉帝“轻车使者”之名，在陕西平原“三辅”指导农业生产，“而关中遂穰”。他的著作是汉代及之前黄河流域的农耕经验和自己亲身实践的总结。

要是从信史里找关于农业的问题，甚至可以推到西周。

《周礼》，原名《周官》，记载了西周开始建立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和官职——分为六大部门，即天、地、春、夏、秋、冬六个“官系”；各官系共“六卿”之下有“属官”，合计职官三百七十六。“属官”之下，皆有“属员”，合计起来，庞杂官员竟达数万。

《周礼》中，“地官司徒”，为管理农业的部门和职官。‌排于第二，可知地官司徒是重要部门，其负责管理农业和其他生产部门。作为职官，地官司徒是政府中最重要的官员六卿之一，执掌农、林、牧、渔等生产部门。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有“草人”官职，其职责明确，包括改良土壤，根据土壤的形状、颜色决定如何施肥及栽培农作物等。如土壤赤色且坚硬，施以牛骨灰肥；若浅红色但不坚硬土地，则施以羊骨灰肥，……等等。证明在西周即便还说不上“精耕细作”，但已因地制宜，通过合理的施肥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了，其管理水平足可笑傲世界。

《周礼》中还详细记述了周代管理山林川泽官员的建制、名称、编制及职责等等，显示当时生态环境保护的机构相当健全，官员职责明确。

伊尹

西周农耕的举措，不是凭空而来的。氾胜之在其书中说：“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这是说，他所讲的“区田法”“溲种法”还包括其他方法，在商汤的年代就有了。

史书中不乏关于伊尹善种田的记载。

这不去说，就说甲骨卜辞中，耕田、粪种、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治虫、脱粒、贮藏等关于农耕的全过程，都有记载。

商代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王家大型畜牧场不少，不缺动物排泄物。而且，卜辞还有以谷物秸秆为肥料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