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民族文学理论批评 需要什么 摘要：当下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要走出本民族本地区的“庐山”地界，从四面八方、远近高低看作家，看作品，诠释本真。要回望传统，寻找承接，揭示走向。在多民族文学史观引导下，聚焦民、汉比较; 国际视阈应将眼光主要放在周边国家与跨境民族文化与文学上。要心无旁骛，长期坚守，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切忌东张西望，喜新厌旧，不做打一枪换一地的游击猎手。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 文学理论; 文学批评 如同眼下诸多文化现象一样，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在当下是一种较为尴尬的存在。之所以尴尬，主要源自以下几重原因。 一是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一直处于“自说自话”的状况， 没有和主流文学理论批评话语“接轨”，其一直想要彰显自身， 但却一直找不到参照系，从而无法以他者印证自身的存在。而在我国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的视野中，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要么被漠视，要么沦为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的点缀或者附庸。 二是反观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其本身存在着诸多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范式及话语系统陈旧，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宏观研究的学科意识和微观评判的批评意识都严重匮乏; 玩概念、凑热闹的多，踏踏实实思考的少。 三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整合性力量在下降，使得单一民族文学发展缺少同一地域或同一宗教信仰的兄弟民族的文化外力支持。 四是，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队伍从横向看，研究者之间缺乏联系，大都各自为战，所研究的问题往往重复，难出新意; 从纵向看，缺乏培养后继梯队的意识，目前除了个别高校设有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硕士点研究方向外，鲜有培养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人才的机构。目前活跃于该领域的研究者大都是“副业”人员， 且年龄偏大，少有专业的新生代的力量作为后继。这使得本来就在夹缝中生存的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更加惨淡。 当然，我们看到，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到今天，已具规模，它与汉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并肩构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整体。凸显的地位和重要的使命，需要我们直面当下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现状，积极找出应对之策，使其呈现良性发展状貌，并切实履行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天职。我们认为，深入开展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1.多面镜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批评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在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的过程中，导致了人们习惯用单一意识形态的视角审视文学和文学的发展，很长时间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唯一的声音，是被称为毛泽东时期一元化的“二十七年”。加之由于各民族新中国成立前还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后又集体跃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于是歌颂党、描绘各自民族的翻身解放便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和理论倡导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方向; 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少数民族在书面文学的创作上，刚刚起步，不得不经历一个模拟成长的过程，在当时主流思潮的裹挟下， “无一例外地被纳入了体制语境之下，大多数身处偏远地域的少数民族，其文学创作，从主题到形式，都呈现出悉心服从于政治斗争全局需要的肃整状态”，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学理论批评， 都处于“革命文论与认识文论联手称霸”的阴影之下。值得关注的是， 这种状况， 部分延续至今， 尽管“在中国文学的辉煌大殿里，少数民族文学开始有了自己的地位”。但无论其创作与理论批评都显得单一化与简单化。在历史的检验面前，是那么惴惴不安! 跨入20 世纪80 年代，随着国门的打开，各种新的思潮、新的观念、新的方法的涌入，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大量借鉴“舶来”之学。一时间， “无论在基本观念、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还是学术命题、研究范式、治学方法、学术视野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深入的发展”。不少少数民族作家及理论批评家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触摸到世界的脉搏，并经过自己的努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着少数民族原有的单一向汉族文学批评学习、模拟的过程，将自己民族内在的元素以及深层的文化基因挖掘和描述出来。他们或者为民族文论摇旗呐喊，或者干脆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民族文论的建设中来，从而渐渐地改变了少数民族理论批评的气质和走向。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当下的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似乎正在由“自我形象” 的塑造滑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大都执著地在本民族内部打转，跳不出自我的藩篱。在民族文化自信心背后隐藏着自我封闭的一面。仅满足于在地域文化特色的招牌下做点自家门口的小本生意，绝少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因历史、地域、宗教、文学、语言、内外关系等不同而呈现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 绝少有意识地将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放到中华民族文论的大家庭中进行检视与定位。视野狭窄，缺乏用多面镜子观照。针对这种状况，我想我们需要走出本民族本地区的“庐山”地界， 从古今中外四面八方远近高低看作家，看作品，诠释本真。一个民族杰出的作品及其创新的理论都是多元文化的结晶。我们要以中华民族的大视角、世界性的宏阔胸怀，测量并缩小本民族与外部世界的距离。理论批评既要“知人论世”， 也要探究文本，更要超越文本表达批评家深隐难言而顽强坚定的思想主张。 2. 顾后瞻前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每个民族都创造出灿烂文化，铸就了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和品格。我们要从丰厚的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实现民族文学的进步和发展。 此处所谓顾后瞻前，就是回望传统，读懂民族的“国学”，研究其“源”和“流”，最终寻找到承接点，揭示出走向。 毋庸讳言，汉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保存资料最多、脉络清晰，与历史发展的进程相互印证，为批评史家最爱。然而，这种仅仅局限于书面的传统批评史写作，忽略了几千年来在中国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对峙下，同样贯穿于游牧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口头诗学理论，以及在这一进程中其他某单一民族或者是相同地域族群形成的相对自成系统的诗学。因为即使是那些“视野局限于汉族的文艺理论”的文学批评史著作， 也无法绕开少数民族裔的汉语诗学大家的身影，只是把他们一律等同于汉族诗学家罢了。这个现象，恰好可以证明我国少数民族向汉诗学领域的挺进，并同样对汉族诗学理论的建构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它们本身就是狭义“国学”的组成部分。诸多民语经典著作，它属于自己民族，也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国学”。它包括了以各种民族语言表述的哲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学及其理论的著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真正发展，是离不开对它们的研习，以及对其传统的发扬，文脉的承续。 事实上，从中国古代文论的角度来看，几乎在文学理论的所有领域，少数民族文论家们都有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许多独到的思想。在整个文学理论批评的田野上，少数民族文论家都留下了辛勤耕耘的足迹，把他们的思想见解集结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完整的知识体系。 当今的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少有创见，少有个性，少有厚重的历史感，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很少用心寻找民族的文脉是什么，在哪里，如何演化，是否接续? 缺乏对民族文论知识体系的全面认同、把握与探寻。知今不知古的知识缺陷，使得当今的民族文学理论批评难成大气候。 3. 民汉比较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由汉族文学理论批评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共同构成，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然而，也许是所谓的“知易行难”吧，真正意识到这点并努力将其实践到位的，却是很少。要么以“汉族中心”视角来审视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要么退回到本民族中心视角，喃喃自语，不理会他人，从而自说自话。彼此之间的沟通与交融，甚至不如古代。 我国古代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与汉族文学理论批评具有广泛的同一性，它们在许多方面相互认同，这是它们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依据。但是，更能表明民族文学理论独特价值的，还在于它与汉族文论的相异性，在于它内部个别民族诗学所具有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任何具备独特体系的理论，不论其深浅和新旧，本身都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民族文学理论具有不同于汉族文学理论的独特的内在的文化构成。我们要看到的是，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始终无法脱离汉族文化的影响与成全。同样，汉族文学理论批评的背后，也少不了民族文化与之的交融。我曾提出一个说法: “中国文化是由两大系统构成的， 即: 以中原为中心、以汉族为主体的汉文化系统和以周边为圆圈、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系统”，“汉族文化作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少数民族文化从四周向中心凝聚; 二者既彼此渗透、交融，又相对自我独立与发展，以此构成中国文化的整体”。这一文化结构在今天虽然有了新而大的变化，但总体格局依然如是。这两大系统在碰撞与互容中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你是你，我是我， 在一个国度里， 齐谋发展， 因而，双方只能是在对话中完成各自的使命。文学理论批评的这种对话方式就是在多民族文学史观引导下，开展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甚至让它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叫做民汉比较诗学。在比较中，找到各自的定位，并对民、汉诗学进行梳理、整合与重构。10 年前， 拙文《应当开展民汉比较诗学研究》作了简略论述，此不赘言。 4. 国外眼光 在这个问题上，当今学术界犯有“通病”。短短30 年内， “不仅西欧二百年的历史很快反复了一遍，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有亚、非、拉地区的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理论，具体说来，从维科到尼采、从韦勒克到佛马克、从卡西尔到苏珊·朗格、从伊格尔顿到杰姆逊、从哈贝马斯到加德默尔、从罗兰·巴特到福柯……轮番登台或同时登场，一次又一次刷新文坛的视界”。敞开胸怀， 敢于拿来，自然有助于开拓眼界、增长见识，然而这些外来理论，很多并未经过实践的检验便被我们奉为解决我国文艺问题的最佳路径，有很多甚至生吞活剥，又不具备坚强的胃，常常导致消化不良。尽管“艺术是跨越国界的”，然而很多外来理论产生、适用和发展的语境，毕竟不能与该理论一并移植进来，断裂在所难免。因而，在生龙活虎的狂飙猛进中，包含了太多的病理因素。尤其是对古文论和外来文论“话语的重复和话题的翻炒”，使得我国当代文论被人诟病， “缺乏自身理论上的洞见和学术上的独构，抑或压根儿就没有文学批评理论的素质和本真”。不仅如此，它还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以至于一说到比较，几乎都是“东方”和“西方”的比较，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西方”便是中国的整个外部世界，舍此无他。 我们知道，中国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国广袤的周边地区，它们与国外有着更直接、更频繁的交往，这就导致了文化上的相互渗透和影响。这已被历史所证实。例如，维吾尔族主要生活在新疆，而“我国新疆是世界上几大文明体系的汇流之地。中国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以及其他一些宗教，都在这里碰了头，交光互影，互相影响”。维吾尔族的诗学经典《福乐智慧》中，杂有波斯诗学乃至印度诗学的印痕。其余如自成体系的藏族———蒙古族的诗镜诗学，有着鲜明的印度因子。总之对他们以及一些__跨境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的比较研究，我们应该将视角放大在与之有联系的周边诸国，这样，既能找到其活生生的生存语境，又能够让其自身保持活力。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及其研究，应该对此现象有充分的认识，将周边国家与跨境民族文化与文学纳入中心视阈。登高而望远，望远而显微。 5． 抱一坚守 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与研究队伍的不稳定以及后继者的缺乏是制约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瓶颈。我们虽然有一批年轻人涉足此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这固然让人欢喜，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些青年学者，并不在基础的积累上下工夫，而是凭借了西方的种种理论或某一视角，以空降兵的姿态说一些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话，构想也大都隔靴搔痒， 把别人说过的话换一种说法，拿来当自己的学问。这种做法，长远地看，非常不利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此外， 他们的阵地也不固定，大多是一时兴起，缺乏长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恒心。 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及其研究的从事者，应该专注一处， 长期坚守， 做自己的事， 说自己的话。切忌东张西望，喜新厌旧，尽量不做打一枪换一地的游击猎手。这样，我们的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和研究才有大的希望! （原文刊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五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