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作为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英语到底是一份“礼物”还是一个“怪物”？争论双方各持己见，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分散了我们对真正困境的注意力。
400年内，英语从地方小语种成为了世界主要通行语言。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的1600年，英语的使用人数是400万，到伊丽莎白二世在位的2020年，该人数增长至将近20亿。今天，英语是英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主要语言，也是前英国殖民地如印度、新加坡、南非和尼日利亚的国内通用语言之一。
英语是“礼物”还是“怪物”？
在一些人看来，英语是英国给世界最伟大的“礼物”。现任英国内政大臣的苏拉·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在2022年5月“保守党之家”1（Conservative Home）进行的一次线上访问中表示，她为大英帝国感到自豪，因为它给殖民地带去了基础设施、法律系统、公民服务、军事力量，“当然，还有英语”。时任首相的工党领袖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2008年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他希望“英国给世界送个新礼物”，为国外所有想要学习英语的人提供支持。同年，《时代》杂志提议新建一个英语纪念博物馆，“颂扬英国给世界送上的礼物之最”。最近，英国文化协会2（British Council）的麦克·洛逊（Mark Robson）将英语描述为“英国给世界的最伟大的礼物”。对一些人而言，“英语是礼物”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识性信念。
然而，英语可能已经全球化，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它是一个礼物。实际上，有很多人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卫报》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记者雅各布·米卡诺夫斯基（Jacob Mikanowski）称英语为“野兽、恶霸、强盗”，突出英语威胁本土文化和语言的强势地位。许多语言在英语的持续进攻下濒临灭绝。其中不仅有一些相对小的语种如威尔士语或爱尔兰语，还有像尼日利亚约鲁巴语等更大的语种，它们都处于贯穿其商业、贸易、教育、媒体和科技活动的英语的重压之下。
因此，社学语言学领域的一些学者视英语为“语言杀手”，并将其描述成希腊神话中危险的多头蛇。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英语全球化的背后是语言帝国主义，在这个体系中，英语的地位远高于受到前殖民国家英国和当前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压迫的其他语言。在《牛津世界英语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Englishes，2017）中，社会语言学家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和托芙·斯库特纳布-坎加斯（Tove Skutnabb-Kangas）特别提到，“英语的国际特权和工具价值是如何侵占语言版图，牺牲民族语言及其扮演的广义上的民主角色”。
Kitabi茶厂旁边的小学英语课。英语最近已取代法语成为卢旺达所有学校的教学语言。
语言帝国主义的概念让人想起英语霸权地位的根源——大英帝国的四百年历史。它从16世纪末开始传播，直到20世纪后半叶大英帝国灭亡，野蛮的帝国主义扩张中止。这段过去应当成为有关英语作为全球通行语言的讨论中心，不仅因为历史上有迹可循，还因为根据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切贝3（Chinua Achebe）在1965年的说法，英语“是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而这些交易还包含很多其他价值存疑且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项目”。
所以奇怪的是，为什么英语这种语言没有跻身有关去殖民化的辩论？
有形物的去殖民化：贝宁青铜器和罗兹塑像
在21世纪早期，去殖民化的讨论主要涉及博物馆或者与帝国有明确联系的历史人物。但是，英语全球化和大英博物馆或塞西尔·罗兹4（Cecil Rhodes）的塑像并无不同，它们都是帝国的产物。
我所说的“去殖民化”不是指殖民地在20世纪后半叶获得独立的政治进程。我们认为，21世纪的“去殖民化”是对殖民化时期殖民者实施并逐步推行的思想体系的挑战，这种思想体系的目的在于为殖民行为本身提供道德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围绕一个中心原则：殖民者比被殖民者高等，所以统治被殖民者不仅理所当然，而且是道义之举。
20世纪政治意义上的去殖民化——殖民地取得独立——并没有清除作为殖民统治根本的思想体系。这种精神上的遗留一直存在并渗透进我们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因此21世纪的去殖民化的目标是达到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蒂翁奥（Ngugi wa Thiong’o）在1986年所说的“思想去殖民”：首先，要意识到并拒绝今天仍存在的殖民思想体系，然后代之以对人类社会及其之间关系更平衡、多元、复杂和尊重的理解，最后在行为上发生改变。
英语这门语言、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和塞西尔·罗兹塑像的共同点在于都带有棘手的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并深陷自己是“礼物”还是“怪物”的争议之中。大英博物馆展出的贝宁青铜器5（Benin Bronzes）可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欣赏古代工艺品的机会，同时，这些展品也成为了殖民时代发生的蓄意掠夺之明证。而在剑桥大学的罗兹塑像或许颂扬了这位英国政治家的慷慨，但它的价值取向也备受争议——罗兹坚信“白人”是“最高等的人种”，并在英国统治南非期间依照这种信念行事。
因此，博物馆正面对呼吁将其部分展品归还原属地的压力，尤其那些明显是在殖民时代“获取”的工艺品。这种呼吁背后的意义是，将贝宁青铜器归还给尼日利亚不仅是改正错误的行为，而且是抵制侵略性殖民理念体系的重要举措。换句话说，它是去殖民化的一次实践。类似的，将罗兹塑像移出牛津大学也被不少人认为是必要的，其必要性在于使受殖民历史及其思想体系影响的世界观重新恢复平衡。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这个观点。那些对去殖民化（decolonisation）持怀疑态度的人倾向于将前缀“de”解读为审查制度的一种形式。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去殖民化意味着抹杀与过去殖民历史相关的一切。举个例子，2020年6月，时任英国首相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就布里斯托尔奴隶贩子爱德华雕像倒地事件发布推特回应：“我们不能站在现在去编辑或删改过去。”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也有相似的论调，对于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应当去殖民化的建议，身为馆长的他表示，“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的起源已经嵌入英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叙事中”，也正因此，“博物馆的去殖民化从很多方面看没有意义，因为你做不到”。
如果去殖民化被理解为一种形式上的清除，实现它则变得不可能且不受认可。但是这种解读完全颠倒了本义。上文我提到过，去殖民化的第一件事是深刻并批评性地认识殖民历史，而不是抹杀它。
思想观念的去殖民化：如何对待英语？
英语和去殖民化又有什么关系？对语言进行去殖民化又表现为什么？在这方面的问题上，存在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英语是一份“多余的礼物”：英语是全球通行的语言，而且具有可塑性，出于实用的目的可以“勉强”收下这份礼物。通过调整英语可以使它成为非洲和亚洲的语言。换句话说，英语不再是英美的专有财产，它到其他地方也能“入乡随俗”。
一些亚非作家是这个观点坚定的拥护者，有20世纪60年代的阿切贝，80年代的萨尔曼·鲁西迪6（Salman Rushdie），以及距离现在更近的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7（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但是这个观点也被批评过于乐观，而且持有这种观点的群体仅局限于享有特权的精英阶层，比如享有国际声誉的英语作家。批评者认为，改造并主宰英语是少部分人的特权，大部分人只能忍受英语侵蚀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
第二种观点更激进一些：即便大英帝国成为历史，英语仍在满世界传播，延续帝国主义扩张的血脉。从这个观点来看，同化英语仅是一个幻想，根本问题仍没有得到重视。英语正影响着数亿人，侵入他们的社会——包括教育、媒体和文化领域，并“驱赶”他们的方言。因此，英语的去殖民化是要兴起地方方言，使其从强势的英语那里夺回失去的地位，两者达到一种更健康的平衡。
有部分人并不理解英语和去殖民化之间的联系。戈登·布朗在前文提到过的同一次演讲中，盛赞英语是“世界相互交流、求知的通道”、“将数亿人联系起来的媒介”、“跨越国界和文化的桥梁”、“将变化世界统一起来的一条纽带”。对于布朗来说，英语不可能是去殖民化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英语的传播是出于“历史偶然”。此外，英国文化协会出版的《英语效应》（The English Effect，2013）一书称，英语能够“推动世界发展”和“改变生活”。总而言之：如果英语是“礼物”，它应该被颂扬，而不是被质疑。
惯用隐喻的背后是意识形态
去殖民化还是不去殖民化？为了理解两者间的细微差别，有必要思考争议双方在谈论和想象英语的方式上存在什么共通之处——他们描述英语时都用了隐喻。一份“礼物”、一个“怪物”、一个“强盗”、一种“交通工具”，他们并不是在字面意义上使用这些词语。实际上，这就是比喻最基础的用法：将X比喻成Y。
在上面的例子中，比喻的手法明显可见。但是我们在描述语言时，更多的是毫无察觉地使用了隐喻。原因在于话语中并不包含“X是Y”的句式——就像“英语是通向成功的路”——还因为我们对一些惯用语习以为常，不会去细想其中的隐喻或欣赏其精妙。比如，当我们谈到语言时，我们经常用到“出生”、“生命”、“成长”、“发展”和“死亡”这样的词语——好像语言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语言随着时间一直发展”这句话乍看并不像比喻句，因为句子中没有出现语言对应的喻体，但是我们会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好像已经把语言当作生命有机体了。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比喻，特别是在描述复杂现象时会用上更简单、更熟悉、更易于理解的概念。而语言本身作为一种根植于文化和社会的复杂社会实践，其复杂性常常要用上比喻进行说明。但是比喻不仅仅是让复杂现象更易于理解的修辞手法。通过比喻，我们还能让一种思想更深入人心。将英语比作“礼物”可以表现出这种语言大有裨益：它可以增进世界交流，改善人类的生活。而“怪物”的比喻则显示出英语对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产生的威胁：它是服务于英美新帝国主义利益的武器。
英国文化协会称英语“推动世界发展”和“改变生活”，其中隐含着“英语是一位行动者”的比喻。一旦英语有了自身的代理人，它也可以自主行动，而且独立于人。这可以发展为更强势的意识形态。
在《作为全球性语言的英语》（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2003，2nd ed）一书中，英国语言学家大卫·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子体现隐喻的意识形态力量，他在书中为了描述出“英语的显著发展（the remarkable growth of this language）”时写道，语言“总是发现自己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载体。除了“growth”一词中包含“活的有机体”的比喻，这句话中英语的喻体还是一位环球旅行的游客，他恰好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在特定的地点。这种比喻同样使英语呈现出人格和自我意志，意味着英语全球化的成因是英语步入了“人生”的不同阶段。在这种逻辑中，传播英语的是其自身，所以和殖民没有关系。如果英语是一名旅人，语言帝国的概念便不复存在。关于英语的传播，正如布朗所说的，就只是“历史偶然”而已了。
如果语言帝国的概念被清除，英语的全球性扩张也就被净化了，然后讨论重点就会放在颂扬英语全球化的优点上。换句话说，英语就成了所谓对世界是“礼物”的存在，不需要再考虑伴随“礼物”而来的让人不适的“一揽子交易”。批评家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认为，克里斯托关于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比喻带有“欧洲中心论”和“炫耀式”的色彩，有必要去殖民化。
争议的另一方在描述英语时也用上了比喻。相关的阐释收录在一本名为《英语：一条多头蛇》（English Language as Hydra，2012）的文集中，该书的主题是讨论“英语的世界性威权”。书中的英语不是“礼物”。相反，它被称作小偷、强盗、怪物等。在序言中，编辑沃恩·拉帕塔哈纳（Vaughan Rapatahana）和波林·邦斯（Pauline Bunce）写道：“英语的传播看似有益，实则带着固有的控制欲、期望、态度和信念，并且这些特质通常与非英语母语者的相矛盾……今天，英语这条九头蛇已经成功扩大其版图，因地制宜地长出不同的头。并且，英语正发展其自身与当地社会、商业、政府与教育系统的共生关系。”
尽管对这些控诉感到同情，但是我认为，要实现英语的去殖民化，这些并不足够。“九头蛇”的比喻和克里斯托的“旅客”一样，都分散了对根本问题的注意：欧洲帝国主义的四百年历史仍在主导世界秩序。
尝试用怪物等比喻反击礼物这一有力比喻只会将批判性讨论引入由对方制定规则的修辞之战中。而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得出一个惯常结论：现实是复杂的，英语既不完全是坏的，也不完全是好的。于是，英语的去殖民化——英语让步，其他语言恢复各自失去的主体地位——只能停留在理论构想，缺乏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语言去殖民化的真正意涵
实现英语的去殖民化，需要更彻底地改变我们理解和讨论英语的方式。语言既不是像艺术展品或雕塑之类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能“打开大门”、“改变生活”或“杀死”其他语言的生命。它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在从事日常活动中都会使用语言，而且通常不止一种。没有语言有着“好”或“坏”的品质，也没有“富有”、“强大”或“傲慢”的特点，包括英语。也没有语言可以“做”任何事，包括英语。它无法“扩张”，无法“适应”，无法“进化”，无法“主导”。
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是人，只有人才会身处威胁，只有人才具有贪婪、慷慨以及其他品质。也正是人在扩大其影响力，适应不同环境，改变其行为（包括使用语言的方式），控制他人，或被他人征服，而非语言。
英语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语言、身份和文化日渐式微是世界现存巨大不平等的直接结果，也是殖民历史及其后续影响的直接结果。“怪物”是恶疾的一种症状，而不是病因。
英语的去殖民化不是清除或归还一个物件，它是对“英语是什么？”或者更重要的“它不是什么？”问题的再次审视。
【名词解释】
1.保守党之家
保守党之家是一个支持保守党的英国右翼博客。最初由蒂姆·蒙哥马利（Tim montgomery）于2005年创立，旨在倡导广泛的保守主义，主张社会正义和公平竞争的经济。
2.英国文化协会
英国文化协会是一家专门从事国际文化和教育机会的英国组织。它在100多个国家开展工作：推广英国和英语（以及阿根廷的威尔士语）的广泛知识；鼓励与英国在文化、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的合作。该组织被称为英国外交政策的软实力延伸，以及宣传工具。
3.奇努阿·阿切贝
奇努阿·阿切贝（1930-2013），尼日利亚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成名作《瓦解》（Things Fall Apart）描写了传统的非洲生活与殖民统治以及西化的冲突。
4.塞西尔·罗兹
塞西尔·约翰·罗兹（1853-1902），南非的英国矿业巨头和政治家，1890年至1896年担任开普殖民地首相。罗兹是殖民主义的虔诚信徒，他和他的英国南非公司建立了非洲南部的罗得西亚领土(现在的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南非的罗德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罗兹还设立了罗兹奖学金，由其遗产资助。
5.贝宁青铜器
贝宁青铜器来自贝宁王国，该国位于今天尼日利亚南部。贝宁青铜器是一组一千多块纪念金属牌匾，其中还包括其他黄铜或青铜雕塑，包括一些著名的肖像头像。
6.萨尔曼·鲁西迪
英裔印度小说家和散文家。他的第二部小说《午夜的孩子》获得了1981年的布克奖。他的大部分小说都以印度次大陆为背景。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历史小说结合起来，作品涉及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破坏和迁移。
7.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
尼日利亚小说家，非虚构作家和短篇小说作家。作为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阿迪切被称为“最杰出的英语语言作家”，“成功吸引了新一代非洲文学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