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蒋介石麾下有“五虎上将”：
“干将”陈诚、“忠将”顾祝同、“福将”刘峙、“飞将”蒋鼎文、“虎将”卫立煌
除了卫立煌，五虎上将其中都是浪得虚名。
当然，也有人认为卫立煌军事能力不怎么样，毕竟他在解放战争末期在东北的表现实在不怎么样。
不过这里客观公正的说一句，卫立煌表现之所以一般，主要根由应该不在他身上，而是在蒋介石身上，卫立煌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是唯一一个能够协调各方势力，这一点就连蒋介石也做不到。
至于陈诚、顾祝同、刘峙，那就一般了，陈诚擅长背锅，因而深得蒋介石之心，顾祝同人送外号“顾粥桶”，打仗能力不用多说，关键是听话，刘峙人称“猪将军”，对他我们更陌生。
相比之下，蒋介石“五虎上将”，蒋鼎文是最名声不显的，盖因蒋鼎文抗战末期就脱离了军界，专职经商，后来坐拥无数资产，逍遥快活。
从客观的角度去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统治了中国22年，不是完全没能力，其麾下也不是没有干才。
中国近代从冷兵器时代过渡到热兵器时代，从来都是被动，也正因为如此，在适应热兵器时代作战，也有一个从生疏到熟练的过程。
蒋介石麾下的“五虎上将”，其实都是崛起于这一时期。
不过，中国当时的热兵器作战，尚存在一定冷兵器时代的思维，这也是因为当时中国工业不发达，很多武器都是购自国外，热兵器战略战术上的应用还比较浅。
像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他们都是在北伐时期崛起，斩将夺旗，攻城拔寨，后来才逐渐得到蒋介石重视。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后来抗战爆发以后，当落后的农业国遇上了先进的工业国，仗就打的不是那么容易了，一方面是国力因素，另外一方面是将领水平因素。
如果不是1930年中原大战，客观上为后来抗战提供了练兵的效果，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还会打的更艰难一些，
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到抗战末期，他们的军事思维其实已经逐渐落伍，只是他们自己并不觉得。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像陈诚、刘峙这一类的人更是因为身居高位，精神意志早就变得麻木了，不少说同解放军将领比，就是比较他们年轻时候也远远不如。
基于以上分析，我个人倒是认为，蒋鼎文是蒋介石麾下第一个意识到自己能力不够的问题。
一蒋鼎文年轻时骁勇善战，绝对不是开玩笑。
大革命时期，蒋鼎文其实已经身居高位，但他放弃了大元帅大本营兵站总监部上校参谋的身份，跑到黄埔军校一期第二学生队区队长，旋任上尉军事教官，肯定不是头脑发热，而是想学点真本事。
蒋鼎文有早起的习惯，也正因为如此，经常和蒋介石碰头，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一日，军校野外演习，蒋鼎文任连指挥，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加伦随机抽查，蒋鼎文对答如流，加伦随即嘱咐蒋介石：
“此人可以重用。”
蒋鼎文后来参加平定商团叛乱、第一次、第二次东征，每战都是身先士卒，1926年以第1军第1师师长身份参加北伐，并率部解了国民革命军凤阳之困，此战蒋鼎文运用兵法，声东击西，为诸将之罪，被何应钦保举为特准保荐立功官兵。
总而言之，蒋鼎文早年军事生涯非常亮眼，特别是作为军、师一级军事主官，与同时期人相比，他擅长机动作战，行踪飘忽不定，算得上是一员出类拔萃的将领。
也正因为如此，蒋鼎文被誉为“飞将军”。
当然，我这里也绝不是吹捧蒋鼎文，因为蒋鼎文也打过败仗，但百战之将难免走麦城，特别是碰上高段位的对手。
1931年7月，蒋鼎文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结果被打的大败亏输。
当时中央红军在毛主席、朱老总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的战略，三战三捷。蒋鼎文所指挥的第四军团拢共就两个师，被歼灭了一个师又一个旅。
据说蒋鼎文本人差点被俘。
不过，作为蒋麾下最得力的干将，蒋鼎文还是在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的军衔。只是随着升迁高位，蒋鼎文的进取之心反而不如年轻时候。
蒋鼎文年轻时虽然也吃喝嫖赌，但也还算上进，真正转变的时间节点是在1932年。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爆发淞沪抗战，蒋鼎文当时率领部队增援十九路军，尽管后来成功阻止日军，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但以日军当时的水平，国民党军根本没办法比。
蒋鼎文灰心丧气之余，转而走上溜须拍马的道路。
二蒋介石也不傻，他可能察觉了蒋鼎文的变化。
1938年6月，蒋鼎文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陕西省保安司令，同年11月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当时，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是胡宗南，蒋介石担心胡宗南资历不够，特意把蒋鼎文派过去压阵，令胡宗南掌握实权。
胡宗南那时只听命于蒋介石，对蒋鼎文只有表面上的尊重，蒋鼎文后来还跟刘峙说起这件事：
“不要说让胡宗南服从我们，就是我们想服从他，也摸不清他鬼头鬼脑的意图，真伤脑筋。”
蒋鼎文主政西北期间，生活作风益发堕落，徇私枉法，贪污成性，狂嫖滥赌，成了赫赫有名的“腐化将军”，在国民党军中基本上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不过因为上面有蒋介石照着，谁也不敢多说什么。
蒋鼎文利用权力贪污受贿、投机经商，所积累的财富数额巨大，据其私人账房陆怡霖说：
“西北最大的资本家毛虞琴、古凤翔的财产，只不过蒋鼎文的零头数。”
也因为私生活混乱，蒋鼎文患上了性病，便请花柳病专家杨槐堂作为贴身医生，杨槐堂后来深得蒋鼎文重用，一直干到了军医处长，成为军中的笑料。
那时的蒋鼎文，颇有自暴自弃的嫌疑。
从蒋鼎文调西北任职，基本上就是处于架空状态，名义上主政一方，但实权都在下面。
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失利，蒋介石借口撤了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蒋指责卫立煌偏袒八路军），调蒋鼎文接任。
蒋鼎文对河南复杂的抗战形势根本束手无策，麾下诸将领如汤恩伯等也基本上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他根本就无法控制。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此战日军一路从河南打到了广州，特别是第一阶段豫中会战，蒋鼎文基本上没有形成有效的防守，短短一个月就丢了38座城池，本人逃进了伏牛山才躲过了劫难。
蒋鼎文后来也称豫中会战是：“军从政40年来最大挫”。
要知道当时已经是抗战末期，日军已经是日薄西山，在这样的情况下仍遭败绩，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蒋介石怒极之余，下令将蒋鼎文撤职查办，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从此以后，蒋鼎文没有再实际掌握军权。
1945年5月，蒋鼎文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但同年就选择弃官从商，开办砖瓦厂，轮船公司。短短几年时间就累资巨万。
三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及时抽身，蒋鼎文后来免去了被当成战犯对待。
有意思的是，就在几个月前，即1948年6月，蒋介石成立徐州剿总，还想调蒋鼎文复出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司令。后来刘峙还曾提到这件事：
“陇海线的军事已面目全非岌岌可危，原来坐镇在徐州兼领郑州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因升任参谋总长，势难兼顾需人接替。蒋公想要蒋铭三（蒋鼎文）兄去，他坚决谦辞，再想到我征询我的意见。当时的局势，在不懂军事的一般社会人士，已洞若观火除非出现奇迹很难挽狂澜于既倒。但是我的答复是：要我做官敢奉命，要我拼命，义不容辞。”
蒋鼎文后来虽然也出任职务，但当时国民党当局已经日暮穷途，也就无人顾及蒋鼎文。
有意思的是，在离开之前，蒋鼎文还特意嘱咐老家诸暨的百姓：
“看来国民党的气数已尽，今后大家要跟着共产党好好过日子。”
抵达台湾后，蒋介石还想任蒋鼎文为“参谋总长”，但仍然被蒋鼎文以身体原因婉拒。
据说私下里，蒋鼎文对亲友说：
“现在已经搞成这个样子，我还当什么鸟官！”
蒋鼎文很早就在香港、台湾经营产业，积累了丰厚的身家，反而要比那些已经失势的人生活上好太多，政治上一场风花雪月，蒋鼎文倒是比任何人都看得开。
只是偶尔回忆起来，难免有些伤感。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蒋鼎文听说此事后，心情始终沉郁，当天晚上就失眠了，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吓坏了夫人蔡文援。
大势所趋，终究难免。
蒋鼎文晚年身体情况还算健康，至1973年后才逐渐恶化。
1973年12月13日，蒋鼎文因感冒到台湾荣民医院治疗，被确诊患了急性肺炎，因早年棉湖之战肺部受伤，蒋鼎文的肺炎症状远比常人来的严重，加上年近八旬的缘故，身体每况愈下。
有意思的是，蒋鼎文一生为官做将，但晚年最自豪的事情却是因经商致富，他跟家人戏言：
“我们浙江人还是做生意的好，天生擅长做这个嘛！至于为官从政，嘿嘿，连我们浙江最厉害的蒋中正先生都……”
蒋经国听说此事后，气得忍不住要教训他，但考虑再三，最终还是作罢。
1974年1月2日，蒋鼎文病逝，临终前叮嘱了子女两件事，一件事就是下葬时一定要朝着家乡的方向，另外一件事就是不许从政。
在蒋鼎文看来，他们一家还是擅长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