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公徐达的封号长达33个字,如果拆开来看,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莺歌绿柳楼前 2025-04-12 10:47:01

洪武三年十月,当北伐与西征的军事行动暂告结束,朱元璋旋即展开针对开国功臣的大规模分封举措。在此分封体系中,地位最为尊崇者为六位公爵。相较于清代,明代的爵位制度呈现出更为繁复的特性。对于缺乏明史相关知识储备的受众而言,欲洞悉其内在含义,颇具难度。

以明初于文治武功方面堪称首位的徐达与李善长为例。徐达获封之衔极为尊崇,其封号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并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之荣衔,兼领“太傅”之职,在政务中枢任“中书右丞相”,且封爵“魏国公”,得以参与军国要事的谋断与处理。

李善长获封诸多显赫名号,其封衔包括: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此乃对其在开国过程中秉持忠诚与文治贡献的嘉许;特进光禄大夫,彰显其尊贵的品秩;左柱国,为极高荣誉的勋位;太师,象征着崇高的官职地位;中书左丞相,肩负着朝廷政务中枢的重任;韩国公,更以封国之名赋予其特殊地位,并参预军国大事之决策。

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中书右丞相诸衔,于明初时期究竟作何解?御史凭借详实文献资料,将与诸位深入探讨彼时之爵位制度。

【首先是勋号】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分封的六位国公,皆为其在创业历程中,于南征北战之际结识的亲信旧友。作为大明王朝首批获封的朝臣,这些国公在爵位体系中,与侯爵、伯爵一并,被尊称为“本爵”。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勋号皆以“开国辅运推诚”起始,此特定称谓构成了其勋号的显著标识。

与此同时,在六位获封国公者之中,五位为武臣,仅李善长以文臣位列其中。由此,李善长的封号与其余五人存在差异。武臣封号冠以“宣力武臣”,文臣则以“守正文臣”命名。不仅如此,在此之下的侯爵与伯爵,同样遵循此制,其封号亦会明确标注为文或武,且这一制度在后续得以长久延续。

此外,同为开国元勋,刘基与汪广阳所获封号存在细微差异,二者被冠以“开国翊运”之称。究其缘由,盖因刘、汪二人并非朱元璋的嫡系亲信,于封号上予以区分,实乃顺理成章之事。

在爵位传承体系中,若并非以开国功臣身份获封,而是通过子嗣继承爵位,其封号便不会含有“开国辅运”之表述。以常遇春之子常茂为例,尽管常茂亦位列六国公,但其封号仅为“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郑国公”,相较开国功臣的封号,明显更为简约。

洪武二十一年,常茂因获罪而被褫夺爵位。旋即,明太祖朱元璋改封常遇春之次子常昇为开国公,其封号全称为“钦承父业推诚宣力武臣” 。

在洪武年间,虽偶有使用“推忠协谋”之类的勋号,然其数量较为稀少。至永乐时期,分封所采用的勋号,主要为“奉天靖难”“奉天翊运”等。

【其次是散阶、勋官】

明代在制度传承方面,沿袭唐宋旧制,于文武大臣体系中设置散阶与勋官,此举措旨在彰显朝廷之隆恩。其中,散阶包含如特进光禄大夫之类,勋官则涵盖左柱国等。洪武年间,开国元勋们所获散阶与勋官之等级,相较于普通品官,存在显著差异,其等级明显更高。

在古代职官制度体系中,正一品文官之散阶明确规定为光禄大夫,二品则为荣禄大夫。明太祖朱元璋分封的六位国公,其散阶分别为“特进光禄大夫”与“特进荣禄大夫”,此等名号彰显出他们于当时拥有极为尊崇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特进光禄大夫”这一特殊名号,仅徐达与李善长二人获封。

在明代的勋官体系中,左柱国乃勋官之最高等级。于六位国公之中,仅徐达与李善长二人获封左柱国,其余四位则均为右柱国。明代以左为尊,此一礼仪传统,使得左柱国的地位高于右柱国。由此可见,朱元璋通过这一封授安排,对徐达与李善长所建功劳给予了极高程度的认可。

“参军国事”这一称号,乃是明太祖朱元璋参照元朝体制,赐予公爵的特殊荣衔。从语义阐释角度而言,“参”意即介入国家军政事宜,其职能与清代的议政王存在一定相似性。需明确的是,此称号施行时段局限于洪武初期,且仅授予徐达、李善长二人。

在徐达与李善长之后,李文忠、冯胜以及邓愈三人获封“同参军国事”之衔,此等荣衔相较徐、李二人,级别有所下调,类似于科举考试三甲中的“同进士”。于六位获封国公者而言,常茂乃唯一未膺此“参军国事”称号之人。

【第三是实品官职】

在封建王朝的官制体系中,太师、太傅以及中书左、右丞相,此四类官职均为正一品的文官职位,属实品官职范畴。需注意的是,尽管三公在本质上多为虚衔,然而在品官序列里,亦将其纳入其中。

在六位国公里,徐达任职中书右丞相之位,李善长担当中书左丞相之职。与此同时,李文忠执掌大都督府左都督之权,冯胜负责大都督府右都督之务。而常茂与邓愈二人,并未被授予实际品级。

常茂彼时年岁尚轻,未获任何官品,此乃情理之中。至于邓愈同样未领官品,其背后缘由在于,于封爵举措实施之前,朱元璋便已谋划部署,令汤和与邓愈分别统兵开赴四川与湖广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基于此战略安排,邓愈未被授予实际官职。

诚然,对于那些获勋臣封爵却未兼任具体实职者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其实际权力已然弱化。此情形仅表明,他们不再专职掌管某一特定衙门或负责其他相关事务。

事实上,开国元勋身兼实际职务的情形并未长久存续。伴随各类战事渐趋频繁,那些在军事与政务方面积累了深厚经验的功勋贵族,大多被调遣至前线,以直接统御军队。

以徐达为例,其虽获封中书右丞相之职,然于中书省履职时日极为短暂。长期以来,徐达统领军队辗转于外,并未实际掌管中书省相关事务。故而,中书右丞相一职于徐达而言,仅具象征意义,实乃有名无实之虚衔。

在洪武十三年与二十三年这两个重要时间节点,明太祖朱元璋先后展开两次规模宏大的开国功臣整肃行动。在此期间,众多开国功臣难以幸免,得以安然离世者,比例尚不及十分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并未全然褫夺功臣爵位,而是准许其后代子孙承袭。

在洪武朝后期,异姓爵位体系逐步臻于完备。彼时明确,凡开国元勋辞世后,皆追封其三代。对于承袭爵位的子孙,若未建树卓越功勋,其生死之际,所享爵位仅依循原有品级。相较于清代,明代勋贵欲晋获更高等级爵位,其难度颇为显著。

此外,于洪武一朝,功臣辞世后,通常会追封更高一级爵位。具体而言,多是将国公追封为王,侯追封至国公,伯追封至侯。然而,此并非绝对之制,部分功臣并未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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