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

这是一次改变了中国命运的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指挥权是众人争论的重点。

周总理等人认为，应该让毛主席重新接过红军的指挥权，拯救红军于危难之间。

但这时候，居然有人跳出来，指责毛主席根本不会打仗。

这个人，就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

毛主席不会打仗，这样的话在后人听起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但当时凯丰固执的认为，毛主席只是一介书生。

当然，这大概是他一生之中，做过的最错误的一次判断。

那么，事情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凯丰之后的革命道路又如何呢？

其实，虽然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可纵观他的一生，又不得不说，他的革命信念是很坚定的。

凯丰出生于1906年，原名叫做何克全，入党之后，为了工作方便，所以化名为凯丰。

凯丰是个知识分子，文章写的出神入化，年纪轻轻，才华横溢。

也正是看重他的才能，所以，我党将他送往莫斯科留学。

在留学期间，凯丰和博古等人成为了至交好友，这也为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埋下了伏笔。

当时，我党还并没有摸索出一个正确的路线，很多事情上，都过度的依赖于共产国际。

所以，像凯丰、博古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回国，就能在党内获得极高的地位。

在这期间，凯丰还经历过很多事。

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凯丰被捕入狱，被敌人折磨了好几个月，受尽酷刑。

可是，他一个字都没有招供。

等被党组织营救出来的时候，凯丰已经奄奄一息。

不过，伤愈之后，凯丰并没有被敌人吓倒，而是满怀热情地继续投入到了革命工作当中。

靠着自己优秀的文笔，凯丰号召了不少青年学生投入革命，可以说是成果斐然。

凭借革命功劳，以及莫斯科留学的背景，凯丰1934年就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同时，他和王明、博古等人一直走的很近。

凯丰早期的革命思想，和博古也是类似的。

很多时候，陷入了纸上谈兵的错误之中，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对于毛主席，凯丰的心中则是很轻视的。因为，他并不太赞同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这个理念，也没有意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重要性。

相反，对于一直接受着高等教育的凯丰来说，毛主席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人。

所以，当毛主席开始指挥红军的时候，凯丰发自内心的不赞同，认为毛主席的路线，会把红军带到灭亡的境地。

当时，在根据地，和凯丰持同样意见的人不在少数。

所以，毛主席的路走的很艰难，还一度被排挤出了核心权力层。

但事实证明，路线选择的错误，让红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红军不得不选择长征这条路。

此刻的指挥权，依然掌握在博古等人的手中，他们的指挥是极其糟糕的。

1934年12月1日，红军在湘江和敌人经历了血战。

而这场战役的结果是，开战之前，人数多达8.9万人的红军，在此战之后只剩下了3万人。

而根据黄克诚将军的回忆，损失的人马之中，有两万人是直接的战斗减员。

而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则是因为行军之前，没有充足的准备，在路上遭遇了伤病、掉队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红军输的这么惨，博古要负主要的责任。

他的战略准备是极其幼稚的，我军的整个动向，几乎在国民党的掌控之中。

在被敌人层层包围的前提之下，博古还硬着头皮往前冲，最后，损兵折将是必然的。

所以，在湘江战役之后，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我们要改变行进路线了，不能再朝着国民党设好的口子里钻。

毛主席还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战略，我们应该向敌人防守较为薄弱的贵州方向转移，最好能在那里重新建立根据地。

周总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对这个意见表示了支持。

但尴尬之处在于，此时，毛主席不是指挥官，这个计划需要博古通过才行。

但博古和李德这两位真正的指挥官，不仅对毛主席的意见全盘否决，还坚持此前往湘西去的计划。

而如果这么做，就等于让红军直接去送死。

12月18日，我军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众人针对接下来的行进路线争吵不休。

在周总理等人的坚持之下，李德和博古终于不情不愿的放弃了原先的路线。

可周总理意识到，这并不能算作成功。

只要博古和李德还是指挥官，那么，将来红军的路线就会一错再错。

可红军现在是错不得的，我们的每一场战斗，几乎都可以视作决战。

按照博古的打法，恐怕不出十天半个月，红军就要断送在他的手中。

所以，指挥权的更换必须提上日程，王稼祥也在黎平指出，要重新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后来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召开时，依旧是由博古主持。

博古总结了一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之后一系列作战失利的原因。

但他却没能真正去批判自己的错误，反而把很多事情，都归结到所谓的客观原因，听得众人十分不满。

随后是周总理第二个做报告，张闻天则位列第三。

张闻天所做的报告，被后人称之为“反报告”。

因为，在这份报告中，张闻天尖锐的指出，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红军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改变这种错误的现状。

在这之后，便是毛主席的发言，他的发言长达一个小时。

在自己的报告中，毛主席详细分析了此前作战失利的原因。

毛主席认为，保守主义、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是博古和李德犯的三个最致命的错误。

在毛主席做完报告之后，王稼祥、朱德都表达了支持。

一向温和的朱德很不客气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聂荣臻、李富春、彭德怀等人，也都表达了支持毛主席的意见。

此时，博古十分尴尬，他并不愿意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

当然，想要把博古换下去，也没那么容易，因为，博古背后也有大量的支持者。

这些支持者，绝大部分和博古一样，有着苏联留学的背景，虽然之前栽了很多跟头，但还是盲目的迷信苏联的老经验。

凯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人们回忆，凯丰是当时反对毛主席，反对最激烈的一个。

早在会议开始之前，凯丰就曾经秘密的找到了聂荣臻，谈了半天，希望聂荣臻能够在会议上支持博古。

当然，这种无理的要求，被聂荣臻拒绝了。

只是，游说不成，凯丰却还没有死心。

会议当天，看着众人都支持毛主席，凯丰就表现的十分不满。

等轮到凯丰发言的时候，他也不管什么发言稿，而是直接指着毛主席，语气刻薄地说道：“你懂马列主义吗？你不过是读过《孙子兵法》，还读过《三国演义》，你那点军事战略，根本就不够用！”

这句话，充分暴露了凯丰内心深处，对于毛主席的偏见。

他始终不相信，中国本土能够成长起一位如此优秀的指挥官。

出于偏见，也出于和博古之间的朋友义气，在指挥权这个问题上，凯丰始终不愿意松口。

不过，毛主席可并没有被他这句话刺伤。

当时，毛主席只是轻轻一笑，反问凯丰说：“那么你读过《孙子兵法》吗？这本书共有几章、几篇？第一篇内容是什么？”

凯丰没想到毛主席如此反驳，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回应。

他哪里读过什么《孙子兵法》，不过是拿这本书来讽刺毛主席，说他不懂军事罢了。

毛主席又笑着说：“你自己没有读过这本书，怎知道我只熟悉《孙子兵法》？”

凯丰的脸一下子涨红了，想说些什么，又怕更加出丑，只能沉默着坐下。

凯丰的激烈反对，自然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大多数人的支持之下，毛主席还是接过的指挥权，当然，这也挽救了红军的命运。

而凯丰由于一直坚持错误路线，支持博古，所以不久之后，被解除了第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

但话又说回来，虽然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很糟糕，可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坏人。

遵义会议结束之后，很多同志都自发的去找凯丰谈心，希望他能够想明白。

大家都看得出，凯丰并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

从参加革命以来，他的信念从未有过一丝动摇。

这样一个同志，只要愿意回到正确的路上来，就依旧是大家的好同志。

其实，凯丰在会议结束之后也默默反思，为何有那么多人去支持毛主席。

难道，真的是自己错了吗？

当然，事实胜于雄辩，毛主席接过指挥权之后，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接连打了好几次胜仗，从敌人的层层包围圈之中闯了出来。

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战役，更是堪称军事艺术，是对于作战技巧前无古人的应用。

而这一切，凯丰都看在眼里，他对毛主席的看法也渐渐发生转变，逐渐意识到，毛主席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战略家。

于是，他终于不再像从前那样反对毛主席了。

令人感慨的是，1935年，中央红军和张国焘汇合之后，张国焘阴谋夺权，想要分裂红军，拒绝北上，甚至想要扣押毛主席、周总理等人。

在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从前一向反对毛主席的凯丰，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

他选择坚定的拥护毛主席北上的计划，与张国焘决裂。

同时，他在党刊上发表了大量批评张国焘的文章，以尖锐的文笔揭穿了张国焘的阴谋。

而后来，到了延安，王明和毛主席的路线又出现了分歧。

此时，凯丰还是选择站在毛主席这边。

要知道，他从前可一直和王明关系紧密，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见，凯丰的内心是真的改变了。

从这些事情也能看出，凯丰虽然固执，但胜在知错能改。

虽然他一度怀疑毛主席的能力，但当他真正看到了毛主席身上的优秀之处，知道毛主席的领导能让我党我军变得更好之后，便能够放下过去的嫌隙，坚决拥护。

后来，凯丰还曾经亲自找到毛主席，对于自己在遵义会议上不理智的发言做了检讨。

而毛主席则是一笑而过，事实上，毛主席从未把凯丰当初的话放在心上。

在来到延安之后，凯丰意识到自己政治能力上的不足，于是重新回到了更为擅长的宣传岗位上发光发热

他和毛主席，也终于成为了真正的革命战友。

1943年，凯丰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了这么一句话：“毛主席的谦虚和伟大，无人能比。”

此时，距离遵义会议只过去了八年的时间。

八年的相处，凯丰对于毛主席的看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在这八年里，凯丰也为我党做出了诸多贡献。

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参与了延安发起的整风运动。

同时在抗战期间，积极宣传，唤起国民的救亡热情，并撰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

解放之后，凯丰来到沈阳任职，为恢复城市建设尽心竭力。

另外，在抗美援朝爆发之后，凯丰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支援后勤。

遗憾的是，1955年，49岁的凯丰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在凯丰的追悼会上，身为中央秘书长的邓公，为他献上了一句悼词——“襟怀坦白，光明磊落”。

纵观凯丰的一生，他是配得上这句评语的。

参考资料：

光明网《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

王树增《长征》

杜衡记《细节看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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