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
红军时期的毛主席英气逼人目光如炬
前文《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崛起，起决定作用的人是谁？》讲到，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能崛起，起决定作用的是周恩来。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包括遵义会议上，周恩来都给了他强有力的态度，坚决的支持，这是毛主席能在遵义会议上崛起的最关键因素！
此外，毛主席能在遵义会上崛起，还有一个因素鲜为人知。根据《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后，红军由周恩来和朱德指挥，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主席是“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表明毛主席已经进入领导核心。
1月19日，红军撤出了遵义，走到了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博G结束了他的中共中央负总责的职务，由张闻天接替他挑起了这副担子。周恩来曾回忆，遵义会议结束后，博G再继续当领导是困难的，因为已经没有人服他了，本来，当时理所当然是要归毛主席接手。
由毛主席接手，这本来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提出，应该让张闻天做一个时期，毛主席坚持这个主张，最终也说服了大家，于是就由张闻天接替博G，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权力交接的时间是1935年2月5日，此时距离遵义会议结束已有半个多月。
在交权的问题上，博G展现了他的高风亮节。当时凯丰一再告诉他，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但博G没有听他的，博G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于是博G把象征权力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担子交给了张闻天，博G结束了长达三年四个月的负总责职位。
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通过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2月6日至8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2月8日，通过《遵义会议决议》。至此，遵义会议才算最终落幕。《遵义会议决议》，才是遵义会议的精髓。
《遵义会议决议》共有14节，1.3万余字，是根据张闻天的反报告提纲写成的，而张闻天的反报告又是以毛主席的思想为核心的。这份决议太长，不便以电报的方式发往各处，张闻天把它改成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再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往各处。
在遵义会议中，毛主席展现了他极为高明的斗争策略，根据他的意见，《遵义会议决议》中，特地写了一句话：“一年半反‘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这句话肯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极大地减小了遵义会议的阻力。
遵义会议是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要想否定一次中共中央全会的政治路线，难度极大，而且也不符合组织手续。所以毛主席极为智慧地把遵义会议的核心放在军事路线的讨论上，批判了博G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把他们轰下台，就达到了否定王明路线的目的。
《遵义会议决议》通过之后就开始向基层传达，在传达时又体现了毛主席的高明斗争策略：在支部讨论时，明确点出李德的名字；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中，才宣布博G的名字，因为博G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把博G和李德区分开来，这是极为高明的斗争策略。
2月10日，张闻天向团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就连高级干部李维汉也是到此时才知道了遵义会议的情况。李维汉在发言中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并且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凯丰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二渡赤水（油画）
凯丰在长征途中，总是不遗余力地宣传以博G为首的中央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如何如何正确，并且一再强调客观困难——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又有德国高级顾问，兵力多达100万，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却不提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的错误。
直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传达了多次以后，凯丰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很诚恳地上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根据《遵义会议决议》，五位常委进行分工，毛主席是“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军事最高首长是朱德和周恩来，最后拍板决定的人是周恩来。
这就意味着毛主席恢复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虽然这个时候还不是最高指挥权。朱德和毛主席过去是“老搭档”，而周恩来历来都非常尊重毛主席，尤其赏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因此，虽然毛主席是“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实际上他已经成为红军主帅。
到此时，毛主席已经被压抑了长达两年零三个月，终于能够再次指挥红军，可以想象，他内心有多迫切希望，在他的指挥下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谁知道，他复出后第一仗就指挥失误，使得他的呼声迅速跌落下来。他复出后第一仗失败的原因是，求胜心切和情报错误。
根据情报，驻守在土城的是臭名昭著的“双枪军”黔军。一交上火，才发现敌军火力极强，而且人马众多。这时才获得准确情报，敌军是川军而不是黔军，而且兵力过万。当时，毛主席的计划是，打入四川，与张国T的第四方面军会合，却没想到遭遇了战斗力彪悍的川军。
1956年9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历数他犯的错，特意提及土城战役，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失败了”。毛主席当即决定进军方向改为向西，进入云南扎西，并举行了扎西会议。但此战失利，使他的威信受到影响。
毛主席在扎西会议上提出“回兵黔北”的方针，因为黔军好打、黔北空虚，大家都接受了他的主张。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红军二渡赤水，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再次攻占遵义城，又痛击敌军吴奇伟的增援部队，共歼敌20个团，获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
遵义战役的大胜利，驱散了红军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迅速提高了毛主席在红军中的威信。接下来水到渠成的是，在周恩来和张闻天的提议下，中革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担任司令员，毛主席担任政治委员。这就意味着，毛主席获得了明确而又重要的军职。
至此，宁都会议上毛主席被撤销的军职得以恢复，毛主席得以重掌军权，中央红军再次成为“朱毛红军”。但此时，又发生了一个影响力深远的插曲。仅仅几天以后，从前敌司令部发出的电报中，落款只有司令员朱德的署名，却没有政治委员毛主席的署名，怎么回事？
事情的起因是，3月10日，前敌司令部收到一军团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是凌晨一时发来的“万急”的电报，一军团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五条行动方案。建议进攻打鼓新场，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张闻天吸取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教训，注重发扬民主。
所谓发扬民主，就是每逢军事行动，都要找一堆人开会讨论，再根据多数意见行事。这次同样是开会讨论军事行动，大家都觉得一军团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可行，纷纷表示支持，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毛主席反对的理由是，很容易陷入敌军迅速形成的包围圈。
长征时期的毛主席和周恩来、博古
不管毛主席怎么解释，怎么试图说服大家，大家最终还是没被说服。张闻天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接受一军团的建议。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曾经一再强调自己不懂军事，所以他只能按照多数意见去办。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毛主席着急了。
着急的毛主席丢出一个杀手锏：你们如果坚持要攻打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就不干了！张闻天见毛主席竟然用撂挑子来威胁他，他也上火了，说，你不干，就不干吧！毛主席气呼呼地说，好，我不干了！说完就走了。他以为，他一走，大家会改变主意。
谁知道，大家不但没有改变主意，反而全体一致通过“同意撤销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同时，还通过了同意一军团攻打打鼓新场的方案。周恩来后来回忆：毛主席回去后始终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提马灯到我那里，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再想一想。
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第二天一大早开会，把大家都说服了。在这次重大危机中，周恩来再次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因为军事问题最后都是由他拍板决定，他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也就扭转了乾坤！与此同时，毛主席自然也就复职了，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
这次重大危机引起毛主席的深入思考，他向周恩来和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每次都是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毛主席认为，批判李德和博G，但是不能把“三人团”也否定掉。过去错在李德和博G的军事路线，“三人团”的组织形式并没错。
毛主席认为，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张闻天觉得毛主席的意见有道理，这些天，天天打仗，天天这样讨论，那怎么行？在下达不进攻打鼓新场命令之后，大家再次讨论毛主席提出的重组“三人团”的建议。讨论时，五位常委均在场。
3月12日，在贵州苟坝宣告成立新的“三人团”：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这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朱德虽然是红军总司令中国军委主席，但他也必须接受新的“三人团”的领导。从此以后，毛主席真正成为红军最高首长。
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因为从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确立了毛主席的领袖地位！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确立毛主席的领袖地位，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因素。那就是，有一件事无意中给毛主席帮了大忙，为中共在遵义会议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之前在文章中曾经讲过，毛主席在指挥前三次反“围剿”获胜时，缴获了敌人的电台，最终组建了红军自己的秘密电台。王M在莫斯科以共产国际的名义，通过秘密电台与在上海设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联系，从而遥控远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
从1933年4月到1934年8月，中共中央上海局几任负责人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并叛变。中共秘密电台台长武子明去找盛忠亮，一进房子就被中统特务抓捕，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就此遭到彻底破坏。此后，中共中央上海局与苏区失去了无线电联系。
这也就自然导致，在瑞金的中共中央失去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无线电联系一断，王明再也无法遥控中共中央了，博G和李德也就无法用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王M）的名义来压制毛主席了，这是帮助遵义会议上毛主席成功崛起的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客观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