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关于《乌龙山剿匪记》这样的影视作品。《乌龙山剿匪记》就是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残存的匪特势力围剿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而创作出来的作品。

其实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相关单位累计剿灭匪特294万，几乎逼近三百万，前后历时四年多。那么问题来了：为啥建国后冒出这么多匪特？

其实这是个伪命题，因为匪患历来都有，只不过，新中国和匪患之间的关系堪称不可调和，所以，才会对匪患采取除恶务尽的态度。这也给了人们错觉：那就是匪患似乎是一夜间产生的。

在中国历史上，盗匪最早产生于何时，已经是很难考据的事情了。但是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来推测，相信至少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会产生最早的盗匪了。比如殷商的法律就有对盗匪镇压的条文。而古代官府对盗匪的打击，其实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因为盗匪往往藏身于大山之中，而官府考虑到剿匪的成本，因此对盗匪有姑息态度：即只要盗匪藏匿深山，骚扰一下深山周边的农村，那么官府一般也懒得管。而官府的态度也让匪患在中国古代史上生生不息。

比如小说《水浒传》里，王伦当水泊梁山掌门的年月，官府就懒得去围剿王伦。

当然，技术条件的制约，也让匪患得以长期猖獗。比如秦始皇时代，芒砀山就有大量盗匪。秦军可以在正面战场轻松荡平六国军队，但是在山上和盗匪打游击，却往往力不从心。

而王朝后期往往容易进入乱世。乱世意味着社会失控。这个背景也意味着盗匪的规模会做大，甚至发展成上千人的规模。民国时期有的军阀，其实就出身盗匪。只不过随着势力做大以后，被民国方面招安了而已。

1949年秋季，新中国成立。老蒋带着残兵败将败逃到台湾。当然老蒋并没觉得自己败了，而是考虑如何给新中国制造麻烦，制造混乱，来实现反扑的图谋。不过，搞事情总需要有人来执行。于是老蒋把眼光对准了南方地区山里的土匪武装——当然大陆有很多被打崩的蒋军部队也溃逃到了山里。于是老蒋想出一个毒计：那就是派人去山里招安土匪武装，然后将山区的蒋军残部和土匪武装进行一番整合，以山区为武装根据地，对我方的生产建设进行破坏和干扰。

当然说到这，可能很多读者要问：这群土匪咋就和老蒋这么亲？听信老蒋画大饼？其实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问题：因为前文说了，不论是民国还是大清大明，对山里的盗匪，其实都是姑息态度，而新中国对土匪是采取除恶务尽的态度。换句话说，对于土匪来说，在民国大概还可以浑水摸鱼当山大王，但如果在新中国，必然是被消灭的宿命。因此土匪武装的命运，等于和老蒋绑在了一起。所以虽然老蒋给土匪画大饼，但土匪也只能假装相信。

当然，我方对于土匪武装的成分，也是选择正视态度：因为很多土匪武装的成员，是出于被裹挟状态，或者说是被迫参加的土匪武装。所以，对于土匪武装的清除，也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手段，而是应该进行分别对待——即对于首恶要坚决消灭，但是对于愿意投降的，则可以宽大处理。

在落实行动方面，我方选择了如下应对模式：

第一，是以武力而后盾。当时我军专门抽到了部分部队，并专门成立了相关单位，来指挥部队，对顽固不化的土匪武装进行武装打击。当然由于土匪武装和蒋军残部有所整合，所以规模也较大，有的甚至也一度可以和我军打山地战。

第二，切断经济来源。土匪武装和蒋军残部整合以后，虽然规模做大，但是每天钱粮方面消费也巨大。而这些匪特武装的来源主要是恶霸地主的赞助。所以，我方也做出土改决定：没收地主恶霸的土地。这等于在经济上消灭了匪特武装的经济来源，即便是匪特想长期折腾，单就经济刚需这块，就无法应对。

第三，根源扼杀。之所以旧中国数千年都没能消灭匪患，根本原因在于存在孵化匪患的土壤。因此，在消灭匪特存量势力的同时，也要堵住增量的来源。因此相关单位对社会闲散和一些不安分群体进行改造，避免他们参加土匪武装的可能性。让匪特武装的基数只能越来越少，只能有减无增，这样，假以时日，匪特武装也将不攻自破。

第四，动员全民。相关单位在各村成立民兵组织，并且加强对民兵武装的领导。这意味着，匪特武装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并且，民兵组织的成立，也意味着匪特武装的活动范围变得更小：因为土匪一旦下山，往往会被民兵第一时间发现，而后引发围剿。这导致匪特们只能龟缩在山里。

第五，攻心。毕竟多数土匪还是想过安生日子的。在前文提到的四项作用影响下，土匪们但凡不蠢也知道，继续当土匪几乎毫无前途，而且土匪的日子只会一天比一天惨。加上土匪的家人有不少都分到土地，成了新社会的劳动者。这让很多小土匪都处于动摇状态。于是偷摸下山投降的不计其数。很多声势浩大的土匪武装，到最后的岁月，往往只剩下土匪头目一个光杆司令：手底下的人或者被我方的战士、民兵击毙，或者因营养不良而死，或者都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