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时候，300多亿那真是多得吓人，想想看，咱们国家那会儿一年的军费开支才251亿呢。
有个人被指控卷入了这起巨额款项的贪污事件，出乎意料的是，这人竟是小平同志的大儿子邓朴方。
对于那些尖锐的质疑声，邓朴方面带正气地回应：“谁能帮我找出那300多亿存款，说是我的？我其实只要1%就足够了，剩下的全都打算捐给国家。”
心胸开阔的人行事光明磊落，心胸狭窄的人则总是忧心忡忡。邓朴方是怎么做到能这么从容不迫地应对那些指责和批评的呢？
【刘伯承：不能跟我儿子撞名，赶紧换一个】
1944年4月16号，那时候抗日战争虽说已经到了咱们反攻的时候，可八路军在根据地里头，日子还是过得挺不容易。
在一个响亮的哭声回荡在天际的时刻，邓朴方来到了这个世界，地点是山西省左权县的麻田村。他出生时白白胖胖的模样，就像是给那些日子过得挺苦的抗日战士们送上了一份短暂的欢愉。
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困难日子里，宝宝要是长得白白壮壮的，那就预示着以后日子能过得美满。心里装着让以后的中国老百姓都能过上安稳日子的愿望，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小平同志，特别喜欢大家伙儿叫他的儿子胖胖。
不过，“胖胖”的妈妈卓琳同志因为奶水不够，没法亲自喂他，所以就把他送到了麻田镇云头底村的郭金梅家里，让他当寄养的孩子，还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奶云”，就是说他是云头底村吃奶长大的娃。
但对小平同志而言，这背后含义更深。“奶”嘛，就是咱老百姓最开始吃的口粮，“云”呢，就像藏着雨水，能给所有东西带来滋养。尽管这只是个小名儿，可也显露出小平同志想让全中国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的坚定心思。
在我党的历史长河中，将亲生骨肉托付给普通百姓，这一举动实乃屡见不鲜。尤其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面对严峻的形式和压力，众多党的高级领导人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把子女暂时留在路过的乡亲家中，这其中甚至包括了毛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
但这说到底是亲骨肉分开，要不是实在没办法，天底下哪有父母乐意让孩子去别人家，特别是那些被寄养的孩子，大多因为那时候的情况，最后都没能跟父母再见面。
好在郭金梅住的村子离一二九师师部挺近，邓小平夫妇常能抽空去看看“胖胖”，缓解一下思念之情。不过每次都是匆匆见上一面，来不及多享受一会儿温馨就得赶紧走。
郭金梅后来讲起往事说：“他们老来，但每次都是匆匆看一下就走，连水都没空喝一口。有时候多待会儿，也就说说老百姓日常需要啥。”
郭金梅完全担起了小平同志夫妇交给她的重任，对小“奶云”照顾得无微不至，就连她14岁的女儿秀叶也主动放弃学业来搭把手。夫妻俩心里头既感激又舍不得，但转眼间，离别的时刻就到了。
1945年那会儿，小“奶云”还只是个牙牙学语的小家伙。小平同志接到党中央的任务，得赶紧去河北那边。于是，他和夫人跟郭金梅母女俩说了声再见，就带上小“奶云”，离开了他们奋斗了好多年的抗日根据地。
现在小“奶云”眼看就要满两周岁了，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小平同志两口子这才恍然大悟，小家伙的大名还没给取呢！
尽管夫妻俩都是满腹经纶，但在给宝贝起名字这事儿上，他俩却卡壳了。夜幕降临，小平同志瞅着夜色里模模糊糊的太行山，脑子突然灵光一闪：孩子是在太行山脚下诞生的，干脆直接叫邓太行算了。
“邓太行，邓太行。”邓小平同志心里反复琢磨，感觉这名字真不错，可就在这时，有个人突然站出来说不行。
不成，我儿子名字已经定了叫太行，你儿子可不能也叫太行，赶紧另起个名儿吧。
那时候，在一二九师里头，能跟邓小平同志这样直接对话的，就那么一位，他就是那时候的一二九师师长，同时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司令员刘伯承。就连以勇猛著称的李云龙，见了刘伯承司令员也是不敢随便大声嚷嚷的。
没错，你儿子跟我儿子撞名了，要不刘伯承司令员来给想个新名字吧。卓林同志半开玩笑地把起名的难题丢给了司令员。
小平同志一听，怕刘伯承司令员不答应，连忙又说：“对呀，大家都知道刘邓是一家，不如您来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刘伯承司令见夫妻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没再客气，稍微想了想，然后就回“那你们觉得‘朴实方正’这四个字咋样？”他声音洪亮地说出了这四个字。
“简单正直？”小平同志和他夫人反复念了几句。“行，这名字不错，就要他简简单单、堂堂正正，就叫邓朴方吧。”
【用生命做最后抗争，血染未名湖畔】
解放后，邓朴方来到了北京，开始上小学。那时候，北京城里有钱人遍地，当官的也是数不胜数。小孩子嘛，啥都不懂，就开始互相攀比，看谁家的老爹官职更高，还觉得挺骄傲自豪的。
有小孩会好奇地问邓朴方：“你老爸是当啥大领导的啊？”这时，邓朴方常常会默默低下头，不回答，因为他心里头其实也不清楚爸爸具体是干啥的官。
他老爸从来不跟那些开小车接送娃的官老爷一样，一点不像个大官。他回家问老妈老爸是干啥的，老妈也从没提过他老爸的职位是啥。
邓朴方一直牢记爸妈的教诲，觉得不管当多大的官，都得给老百姓办事。因此，他从来没主动跟别人说过自家的背景。
等他上了中学，在写入团申请时，才不得不说出自己老爸是谁。但就算这样，邓朴方也没觉得自己应该被另眼相看。他老爸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也想跟老爸一样，做个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人。
1962年那会儿，邓朴方进了北京大学，学的是物理系里的核物理专业。他选这行可不是因为自己喜欢，主要是那时候咱们国家正全力以赴地搞核研究呢。邓朴方心里就想着，得给咱祖国、给咱老百姓出点力，就这么简单。
就在邓朴方觉得未来充满希望之际，他突然被卷进了一个复杂的状况里。他爸妈被调到了江西去上班，走得急，连跟邓朴方说一声都没顾上。
邓朴方那时不知道爸妈在哪，被锁在了北大四楼的物理实验室里头，自己反省呢。那实验室里可有不少对身体有害的放射性东西，人要是长时间待在那被辐射照着，后果可严重了，想想都吓人。
邓朴方完全不清楚自己究竟被关了多少时间，不管那些人怎么恐吓诱惑，他就是坚决不承认那些无端的指责，说自己和父母被抹黑的事情。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邓朴方实在是受够了，最后写了一封告别信，打开四楼窗户，一下子就跳了下去。
那天，在北大，未名湖边发生了件大事，就像老舍先生那时一样，又有热血在这儿洒下。不过还好，邓朴方福大命大，掉下来时被三楼的一根铁丝钩住了，他在半空中转了个圈，这样一缓冲，才安全落了地。
但糟糕的是，邓朴方的第一节脊椎和倒数第二节胸椎完全断裂了。有人看见后，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可医生一听他的情况，居然狠心不管，任由他自生自灭。
没办法，大家只能把邓朴方送到别的医院去，可那些医院都不敢给他做手术。这事儿后来传到了周总理的耳朵里，他一听就急了，心里特别难受，马上下令医院得赶紧给邓朴方安排手术。
然而，在接连不断的医院转移里，邓朴遗憾地错过了能够得到最好治疗的关键时刻，结果导致他下半身永久瘫痪，往后余生都只能依靠轮椅生活。
之后，邓朴方常常回想起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他总是会难过地说道：“我感觉那时候，如果有人经历了那样的事，就是心死了也不会觉得有多难受。”
长时间瘫痪已是极大的折磨，但邓朴方还得遭受极为残忍的对待。
1969年，有个四人小组故意捣乱，停了邓朴方的治疗，直接把他送到了北京城外的一个福利院，还不让任何人去管他，意思就是让他自己想办法活下去。
那段时间对邓朴方来说，简直难熬到极点，但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让他没被击垮。平日里，他就动手做点简单的手工活，比如拿铁丝编些纸篓，之后带到镇上去卖，靠这个维持日常生活。
【父子团聚，重建人生。】
毛主席知道邓朴方的事儿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立马吩咐人把邓朴方送到小平同志那儿。父子俩这才见上面，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啥也没说，但心里头那个难受劲儿，就跟流泪似的。
邓朴方之后讲起往事时说：“老爷子话不多，但他给我帮忙时，每件事都处理得特别到位，一丝不苟。有时候，想想这些，我心里头就挺不是滋味的。”
邓朴方生活完全没法自己照顾，卓林同志身体状况也挺差。这样一来，给邓朴方擦洗身体的事儿，就只能靠小平同志自己动手了。小平同志先是用凉水给儿子擦一遍身子，然后再打上肥皂擦一遍，最后再仔仔细细擦洗干净。卓琳呢，就在旁边帮忙递水、送毛巾。
尽管环境挺不容易，夫妻俩还是对邓朴方关怀备至，照顾得特别周到。
1976年，小平同志又被请回中央挑大梁。可那时候，邓朴方因为下半身瘫痪，没法再搞物理研究了。但即便如此，他心里那股为人民服务的热乎劲儿，一点没变。
谁最需要伸出援手呢？邓朴方瞅瞅自己坐的轮椅，琢磨着这些年走过的路，心里很快就有了底，那就是尽自己所能去帮扶残疾人，为咱中国的残疾人事业拼上一辈子。
邓朴方受到名医陈晋云教授的点拨，心里头下定了决心，要建立咱们国家头一个残疾人康复的地方。说干就干，他找来了王树声大将的公子王鲁光，俩人一合计，只用了短短五年，就把一座挺洋气的康复中心给建起来了。
后来，他找到崔乃夫寻求帮助，打算把这项工程推广到全国。到了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了，没多久它就和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合并在了一起，变成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邓朴方当上了这个联合会的主席，而且一干就是四届。
邓朴方出了不少力，让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就业和文化宣传计划都搞了起来，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工作体系也都搭建完善了。
有人讲，邓朴方如今的成就全靠他老爸。对此，邓朴方直白地回应：“不承认这个，谁能信？但重点是，咱们都做了啥？是不是真的帮到了残疾人？”
他行事坦荡，跟他老爸一个样。因为自己吃过淋雨的苦头，所以他总想给别人撑把伞。要不是邓朴方自己经历过那些，他可能也不会给众多残疾人带来这么大的帮助。
但话说回来，要是邓朴方身体没毛病，新中国说不定就能多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呢，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