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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农民战争声势浩大，历时久远，直接推翻了强盛一时的蒙元王朝。
关于其起因，它是元王朝后期各种社会矛盾积聚的结果，其关键问题在于蒙元王朝入主中原后，虽然在统治体制上利用前朝基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对全国的统治是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托，带有相当浓厚的民族统治色彩。
虽然有汉法派极力推行汉法政治，但最终也没有完成汉法政治对蒙元固有政治的融合与改造，没能有效地吸收中原地区政治与经济统治的经验，更没有接受北宋以及南宋亡国的教训，两宋以来经济社会积弊犹存，而新的矛盾与弊端又在不断添加。
发展至元后期，虽然顺帝与脱脱等人力行至正更化，但已无济于事，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最终酿成了遍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
1、开河与变钞的背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诱因是至正中期的开河与变钞。
在元末红巾军起义爆发后，时人曾作《醉太平小令》道出其中原因：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其“奸佞”为谁？丞相脱脱是也。
当时社会上还流行一首无名氏所作小诗：
丞相造假钞，舍人作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看来，要讲清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我们也要从脱脱讲起。
脱脱是至正更化的主要推动者，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脱脱因病辞去相职，此后，至正更化在顺帝主持下仍在继续，但效果越来越差。
各地水旱不断，民不聊生，加之土地兼并，各类地主对佃户剥削的苛重，流民、饥民日增，朝廷赋入锐减，经济与财政危机全面出现。
为解决财政危机，元王朝的印钞数自然增多，而各种伪钞更是与日俱增，致使钞虚物贵，钞法之弊日深。
另外，脱脱辞相的当月，黄河暴涨，白茅堤、金堤(今河南兰考东北)等多处决口，数千里之内，顿成泽国，不仅百姓流离失所，而且山东、河间等地盐场也被淹没，大运河则被决堤河水殃及，无法正常通航，这更使危机中的元王朝雪上加霜。
脱脱离开元廷中枢后，王朝权力格局也处在变动之中，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朵儿只等人先后任中书右丞相。
至正七年，别儿怯不花为右相时，在顺帝面前弹劾马札儿台曾有异图，顺帝将马札儿台移徙甘州（今甘肃张掖）安置，脱脱也随父至甘州奉养。当年年底，马札儿台病卒，顺帝又将脱脱召回，次年，任为太傅。
至正九年(1349年)，将朵儿只等人罢相，又任脱脱为中书右丞相，主持朝政，希望借重这位昔日股肱，使王朝基业转危为安。
不过，复相之后的脱脱重返朝堂后，却是恩怨必报，对当年弹劾马札儿台的别儿怯不花等人大行报复：别儿怯不花虽已罢相，也被谪居般阳（治今山东淄博市淄川区）；当年参与此事的左相太平被谪居陕西，御史大夫韩嘉纳以赃罪流放奴儿干致死；右丞秃满迭儿则贬为四川右丞，途中被杀。
当时曾为马札儿台及脱脱辩解的哈麻等人则被召回重用，其他旧日僚属也都委以重任，大小事务都是先与这些亲信议定，以致许多事情在实行后群臣方知。脱脱本人也是刚愎自用，急于求成，对社会底层的实际状况与政局本身缺乏清醒的认识。
2、脱脱变钞的手段就当时的社会危机而言，经济与财政危机确是元王朝的心腹之患，脱脱复相后，为了让垂亡的元王朝起死回生，不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吏治腐败、行政运转不灵等问题，直接处理经济与财政问题。
应当说并无不当，选择钞法与治河作为切入点也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处理危机的方法与时机均不恰当，以致加速了元王朝业已形成的疽痈之溃，直接导致了财政体系的溃决与农民大起义的全面爆发。
至正十年(1350年)，吏部尚书偰哲笃、左司都事武祺建言变更钞法，其主要方案是印行新式交钞，俦至正铜钱，以交钞为母、铜钱为子，一贯交钞可兑换铜钱千文。
同时，原有的中统钞、至元钞、历代铜钱仍可通用。元代钞法基本上实行的是银本位制，钞银之间有相对稳定的兑换比率，所以，尽管此前多有多印滥发之弊，但毕竟未脱出基本的货币规律。
偰哲笃等人的建议则取消了银本位制，以只是价值符号的交钞为本根，使纸币的发行失去了价值基础与制约，再加上同时流通若干种货币形式，这必然会导致整个王朝货币体系的大溃决。
此方案在朝堂集议时，大臣们多唯唯不言，只有国子祭酒吕思诚极言其不可，与偰哲笃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针对新钞法提出的以交钞为母、以铜钱为子说，吕思诚指出：
中统、至元自有母子，上料为母，下料为子，譬之蒙古人以汉人子为后，皆人类也，尚终为汉人之子，岂有故纸为父而立铜为子者乎？
说到此处，朝中大臣们“一座咸笑”。
吕思诚又说：
钱钞用法，见为一致，以虚换实也。今历代钱、至正钱、中统钞、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虑下民知之，藏其实而弃其虚，恐不利于国家也。
偰哲笃此时方找出一个反驳的理由，应对道：
至元钞多伪，故更之尔。
这又引出吕思诚的一番阔论：
至元钞非伪，人为伪尔。交钞若出，亦为伪者矣。且至元钞，犹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识之；交钞，犹新戚也，虽不敢不亲，人未识也，其伪反滋多尔。况祖宗之成宪，其可轻改哉。
争论到此时，已脱出了对钞法本身的讨论，似乎成为两人的高低上下之争。
偰哲笃又抓住吕思诚最后一句话，强调道：祖宗法弊，亦可改矣。
这种情况下开启这一话题，恰是授人以柄，吕思诚当即反击道：
汝辈更法，又欲上诬世皇，是汝与世皇争高下也。且自世皇以来，诸帝皆谥曰孝，改其成宪，可谓孝乎？
至此，偰哲笃方知失策，又转回到钞法，并作出退步的姿态道：钱钞兼行，何如？
不料，吕思诚依然不依不饶，厉声指斥道：
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道听而途说，何足行哉。
偰哲笃也愤言道：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
吕思诚回答得颇为简洁：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
对于吕思诚的异议，脱脱一言不发，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起身说道：吕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得在庙堂上大声厉色尔。
诸位监察御史看懂了风向，即弹劾吕思诚狂妄，顺帝即将其贬为湖广行省左丞。
一场争论就这样了结了，目思诚虽胜犹败，脱脱还是坚持变更钞法。
3、脱脱变钞的危害十一月，顺帝下诏，以新钞即中统交钞一贯文权铜钱一千文，相当于至元宝钞两贯，并铸至正通宝铜钱与之并用。
新钞既然脱离了银根，在政府财政危机之际，自然可以大开滥印滥发之门，以聚敛钱财，周济军需，这是脱脱坚持变更钞法的本意所在。
但事与愿违，钞法的改变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倒带来物价飞涨，币制混乱，以至整个元朝货币体系的崩溃。
变钞法前，元王朝每年印造数多为百万锭左右，变钞法后即加至二百万锭左右，到至正十五年(1355年)印钞数已高达六百万锭。次年，各种纸钞都无法流通，市面交易或以钱币或以物易物，元朝钞法走入末路。
对这一过程，《元史·食货志》记道：
（至正)十一年，置宝泉提举司，掌鼓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行之未久，物价腾涌，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可以说，此次变更钞法对元王朝经济与社会的冲击是致命性的。
4、贾鲁治河新钞法发布后，脱脱即要有关大臣计议黄河决口问题。
自至正五年河堤溃决至此已五年有余，对整个黄淮地区的影响十分严重，但朝臣们对这一问题却难以达成共识。
漕运使贾鲁主张重修堤防，使黄河复入故道，其他朝臣多持异议。顺帝命工部尚书成遵、大司农秃鲁前往决口处巡视，两人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初遍访决口所及地区，行程数千里，深知沿岸民众情绪及社会之不安定，返朝后力主不可修河。
其中讲道：
济宁、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地，恐后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
此时脱脱已决计修河，听后大怒道：汝谓民将反耶！
成遵毫不相让。依《元史·成遵传》所载，朝堂之上的辩论，“自辰至酉”未有结果。自辰时至酉时为五个时辰，相当于今日之十小时，争论之激烈由此可见。
第二天，有大臣劝成遵：
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责矣，公其毋多言，幸为两可之议。
成遵的回答是：腕可断，议不可易也。
脱脱奏请顺帝，将成遵贬为大都、河间等处都转运盐使，改任贾鲁为工部尚书，又使其兼总治河防使，总领治河事宜。
贾鲁，为山西高平（今山西晋城）人。素有进取心，曾任东平路儒学教授、宪史、潞城县尹等职。
在至正八年(1348年)为行部水监使时，曾沿黄河考察，提出两套治河方案：
一是修筑北堤，以制横溃。这一方案用工省，但不能治本。第二方案是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
这一方案虽标本俱治，但费功数倍。贾鲁的方案被脱脱重视，并采纳其第二方案。
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顺帝诏开黄河故道，发黄河南北民丁十五万及庐州等地的军队两万，修复决口堤防，加固北岸堤防，至十一月，便使黄河水完全归入故道，治河取得了成功。
可以说，贾鲁治河之策与脱脱治河的决心都是正确的，尤其是脱脱治河之动机是利国利民的，如他本人向群臣们告白的：
皇帝方忧下民，为大臣者职当分忧。然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
但他没有客观地分析民众与社会的承受能力，使治河之盛举行之非时，不幸被成遵言中，直接引发了大规模的红巾军大起义。
5、农民起义的兴起红巾军大起义首先爆发于颍州颍上县（今安徽颍上），其领袖人物为韩山童与刘福通。
韩山童出身于佛教支派白莲教世家，顺帝时成为北方白莲教主，在黄淮地区的下层民众中有很大的号召力。
他与刘福通等人借传教为名，暗中准备反元复宋的宣传与鼓动。他们得到元王朝要修治黄河的消息后，即派人凿刻了只有一只眼的石人，上面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十四个字，埋入修河必经之堤段，同时，又使信徒们四出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至正十一年四月下旬，治河民工挖出独眼石人，消息通过河工迅速扩散到各地，为大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聚众三千人，在颍上祭告天地，誓师起义，其口号是：“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打出了反元复宋的旗号。号为“香军”由于起义者均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
自红巾军起义爆发至元亡，元末政治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红巾军起义到至正十四年(1354年)高邮之战，这是元王朝倾力镇压阶段；第二阶段自高邮之战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明王朝建立前夕，这是元王朝内争内乱与起义军不断壮大阶段；第三阶段自明王朝建立到元亡，这是垂死的元王朝与新兴的明王朝的角逐阶段。
颍上首义爆发之时，即遭到元军突袭，韩山童身亡，刘福通率众突围，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汝宁府（治今河南汝南)、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众至十万。
与此同时，各地起义军也蜂拥而起：
北方有芝麻李为首的红巾军占领了徐州等地，有郭子兴为首的红巾军占领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一带；南方地区则有以徐寿辉、彭莹玉为首的红巾军活跃于淮西一带，攻占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建立了“天完”政权。
另外，江淮地区还兴起了号称“百万水师”的赵普胜、李普胜起义军，河南、湖北一带兴起了“南锁红军”与“北锁红军”，泰州一带有张士诚领导的盐贩与盐丁起义，浙东地区有方国珍领守的反元活动。
各地起义军在最初一两年都取得了重大发展，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元浪潮。
6、另外两个重要原因红巾军大起义在短短一两年中迅成燎原之势，固然是由于元末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以及由开河、变钞所引发的新的社会危机，但从元王朝的政治统治看，又有两个重要原因不容忽视。
一是地方政治统治的无序与低能，无力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以芝麻李的起义为例，芝麻李听到颍上红巾军起义的消息后，即与邻居赵君用商议道：
朝廷妄兴土木之功，百姓贫苦无告，吾闻颍上香军起，官军无如之何，当此之时，有真男子取富贵之秋也。
当他们到一位叫彭二的农民家串联时，彭二正在磨斧，准备上山打柴，他对芝麻李二人说：
州县云有赈济，日日伺之，实误事。饥无所得，我将伐薪入城换米吃，可以度日，官府不足信也。
在芝麻李二人的鼓动下，彭二及其兄也加入到了起义的密谋。
至正十一年八月十日，芝麻李一行八人扮成修河河夫来到徐州城下，要进城，被守卒拦住。四人道：“我挑河夫也，借一宿何伤也？”
遂宿于城门下，夜半时分，八人袭取了城门，城内四人、城外四人各举火呐喊，趁乱攻下了府衙，第二天，竖旗招兵，从之者达十余万，并连克徐州临近诸县。
元末地方政治的无序与低能由此可见。
二是权臣脱脱措置失当，官军腐败涣散。
起义初起之时，脱脱即认定是汉人反元，中书省送上的奏状本来只提“谋反事”，脱脱改为“河南汉人谋反事”。又建言：尽将贬谪在外的蒙古人、色目人召回，尽诛反叛的汉人。
而且对朝中的汉人也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凡商议军事大计，必回避汉人官员。这实际上是为渊驱鱼，促成更多的汉人起而反元。
最初的命将也是以亲以故，先后派其弟中台御史大夫也先不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率军出征，而此二人的带兵征讨过程恰恰充分体现了元官军的腐朽与无能。
也先不花率军三十万进剿汝宁红巾军时，刚至城下，尚未交锋便跃马先逃。汝宁守官拉住其马缰劝阻时，他拔刀要杀此人，说：“我的不是性命！”还是一逃了之。
三十万大军一时溃败。但脱脱却奏上捷报，而且不许御史台弹劾。
脱脱又命也先帖木儿进攻汝宁。此人也是率大军三十万，车辆数千，供应山积，但他屯兵沙河，迟迟不敢应战，两月不到，军中夜惊，溃不成军。
也先帖木儿仅收得散卒万人，抵汴梁（今河南开封）城下，守将拒不开门，称：“汝为大将，见敌不杀，何故自溃，吾将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
也先帖木儿只好退到朱仙镇。
面对如此局面，顺帝曾责问脱脱道：“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
脱脱也开始调整策略，大力扶持各地豪绅武装，居于河南沈丘的畏吾儿人察罕帖木儿和罗山人李思齐，纠集私人武装万余人镇压当地红巾军，分别被任命为汝宁府达鲁花赤和汝宁府知府，四川行省参政答失八都鲁也在襄、汉一带招蓦人马，对抗红巾军。
7、元朝的因素元王朝还在许多地方设立义兵万户府，专门用来收编、安顿这些豪绅武装。这类势力对各地的起义军形成了很大的危害。
另一方面则集中精锐，对各地的农民军各个击破，脱脱甚至直接率军出征。
至正十二年(1352年)八月，脱脱率大军攻下徐州，芝麻李被俘后遇害；贾鲁率军围困濠州（今安徽凤阳）郭子兴；自至正十二年五月到十四年正月，北锁红军与南锁红军也先后被镇压；此间，赵普胜、李普胜也战败，退入巢湖，彭莹玉兵败被杀，天完政权也遭遇大败，徐寿辉潜入黄梅山中。
至正十四年(1354年)九月，脱脱率大军进攻泰州张士诚，至十一月，将张士诚围困于高邮城中，岌岌可危。
至此，元末农民大起义陷入低潮。这是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元末政局的第一阶段。
至正十四年十二月，高邮孤城行将攻下之际，顺帝的一纸诏书到了脱脱军中，指斥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
削去官爵，安置淮安路。脱脱交出兵权后，百万大军，一时瓦解，许多士卒直接加入了各地的红巾军。自此开始元末农民战争走出低谷，迅速扩展，元末政治进入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元王朝逐渐丧失了对各地的实际控制权。
中央王朝的主力官军已土崩瓦解，各地豪绅的地方武装成为对抗农民起义、支撑元朝统治的主要力量。
顺帝以及中央王朝处在末世弥留的动乱、内争与奢靡之中，王朝运转失灵，朝不保夕。
北方的红巾军向元王朝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南方的红巾军及其他反元力量也趁机壮大力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最终推翻元王朝进行着力量的积聚与整合。
在这一历史阶段，刘福通率先复兴，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他迎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年号为龙凤，正式建立了宋政权。
次年九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路北伐：
西路军由李武等人率领，西出潼关，进兵关中；东路军由毛贵率领，东出山东北上；中路军由关先生等率领，越太行山入山西北上。三路大军攻城略地，连连告捷，毛贵大军一度逼近大都。但在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武装的镇压下，先后失败。
在三路大军北伐之际，刘福通也在河南一带积极发展力量，攻下了汴梁，迁都于此。
至正十九年(1359年)五月，察罕帖木儿率领大军，自南北两道水陆并进进攻汴梁。韩林儿、刘福通等拒守汴梁。由于三路大军先后派出北伐，汴梁空虚。八月，元军攻入汴梁，农民军五千多人被俘，刘福通率领数百骑拥韩林儿退走安丰（今安徽寿县）。
宋军失守汴梁，形势急转而下，北上各路先后失败，东起山东，西到陕西地区，都被元军和地主武装夺走。二十三年二月，已经降元的张士诚派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安丰兵少粮尽，韩林儿、刘福通派遣使节向朱元璋部求援。
吕珍攻破安丰，刘福通力战身亡。朱元璋亲率军队来援，救出韩林儿，安置在滁州。刘福通起义失败了。
当北方红巾浴血奋战的时候，南方各地的红巾军与其他反元武装力量发展起来。
天完政权在发展壮大以后，内部矛盾加剧，1360年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称帝，建国号为“汉”，改元大义，势力扩展到湖广、江西地区；徐寿辉部将明玉珍占据四川等地，不服陈友谅，1361年三月建立夏政权，改元天统，以重庆为国都。
占据集庆（今江苏南京)的朱元璋占领皖南、浙东、浙西大片地区，也属于红巾军系统。不属于红巾军系统的张士诚占据苏南地区，以苏州为中心；方国珍占据庆元（今浙江宁波）、温州、台州一带，他们对元朝时降时叛。
其中朱元璋势力发展最快，到1367年前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又降服了方国珍，控制了当时最富庶的地区，奠定了灭亡元朝的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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