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海禁政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专属。除最为严重的明清两朝外，更早之前的隋朝与元朝同样奉行过类似措施。不仅限制住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对造船、外贸等领域有过深刻锤击。

然而，海禁政策绝非只属于东亚，在世界其他地区都偶有发生。这里就挑出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案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此类管制措施。

事实上，即便非常依赖航运贸易的地中海水域，一样出现过类似海禁的严厉政策。只不过多为敌国强加，属于胜利者故意削弱失败方的惩罚手段之一。例如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遭至惨败，不得不向宿敌斯巴达认怂。随后为满足对方要求，不仅拆除了城墙等防御设施，还只被允许保留12艘战舰。前201年，类似的命运落到迦太基头上。他们因输掉第二次布匿战争，不得不被罗马解除武装，且只能象征性地保留10艘战舰。

不过，上述案例的持续时间并不算长。斯巴达在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又陷入波斯帝国与其他希腊城邦的联手绞杀。本应低调的雅典重获新生，再度发展为地区内的重要海上力量。罗马则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出于对迦太基商业复兴的恐惧而主动发起第三次进攻。最后将北非沿岸据为己有，自然不再需要关注对方是否乖乖履约。更为重要的是，雅典与迦太基虽裁撤舰队，却没有被限制住民间贸易，所以很难被归入海禁范畴。

相比之下，罗马人对东方大国塞琉古的限制，应该更符合狭义海禁概念。前188年，由于马格尼西亚战役的惨败，国王安条克三世同意签署《阿帕米亚条约》。根据其规定，这个以叙利亚为核心的希腊化王朝，不得不放小亚细亚半岛的多数领地。双方还以托罗斯山脉为隔绝线，甚至不能越界招募雇佣兵或安置流亡者。此外，具有很强威慑力的战象要全部退役，而海军规模不能超过12艘。另有非常细致且苛刻的人质条款，以及高达15000塔兰特的白银赔款。

此后，塞琉古依然存在有较长一段时间。但因为被强制套上的海禁政策，再无可能重整旗鼓。首先是每年都要分期支付的巨额赔款，让帝国不得不对包括外贸在内的生产活动课以重税。只能不断降低银币成色，希望靠这种温和通胀来稀释债务，但也使自身的信用体系大打折扣。接着，联通东西方贸易的商团开始调整路线，尽可能避免少从其境内通过。众多敌对势力亦蠢蠢欲动，使用海盗劫掠、减税揽客等方式争夺商业份额。若安条克的统治者想扭转颓势，就必须冒风险增加海军军备，进而引来罗马人的威胁和干涉。

前162年，由于安条克五世的朝臣计划悄悄扩军，罗马当局派督察组前往叙利亚各地展开巡回检查。年轻的国王不敢反抗，许多新造好的战舰被凿沉在港湾内，刚完成训练的大象则被直接挑断脚筋。结果，叙利亚地区的商业持续疲软，而包括黎巴嫩、犹太和乞里西亚在内的外省都开始出现分离主义倾向。直至帝国灭亡前夕，各路不满外交软弱的地方派还在相互攻伐。

当然，塞琉古的统治者们也曾想过补救措施。譬如能力较强的安条克四世，曾有机会征服埃及，用自己扶持的傀儡充当代理人。不料遭罗马人勒令收手，被迫宣布撤军。接着，他有条不紊地将舰队基地搬迁至东部，借机回避罗马人的可怕海禁。奈何基于前面讲到的客观因素，这些分布于波斯湾水域的基地也很难发挥决定性作用。甚至为满足地方利益，更倾向于投靠帕提亚帝国，进一步加速叙利亚当局的彻底垮台。

罗马施于塞琉古的限制政策毕竟是外来影响，这与东方世界的主动隔绝有很大区别。但到中世纪时期，更为纯粹的海禁政策竟重返叙利亚。只不过这次的顶层设计师非欧洲入侵者，而是来自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他们在13世纪异军突起，成为将基督教十字军赶出圣地的中流砥柱，也是抵御蒙古帝国西征的主心骨。故而推出可能是西方历史上最为严格的海禁政策。

早在王朝建立之初，大名鼎鼎的拜巴尔斯就做出决断，要以武力手段同步解决十字军和蒙古问题。同时，叙利亚地方派依然选择效忠于前朝阿尤布家族，让刚刚控制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的苏丹下不来台。因此，马穆鲁克时代的海禁具有三重必要性。其一是阻断基督教势力的反攻倒算，其二则要削弱本地派系的经济实力，其三是集中力量防御东部边界。

正因如此，来自埃及的奴隶军团每攻克一座城池，都会将之拆除或整体性向内陆搬迁3公里。其中就有较晚陷落的的黎波里，以及由十字军坚守到最后的阿克。原先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沿岸，散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港口。结果在1260年至1291年的短短三十年间，先后失去了阿斯卡隆、海法、凯撒利亚、提尔、西顿等古代商业重镇。最具规模的贝鲁特虽幸免于难，却不得不到环境恶劣的黎巴嫩山上重新建造。而且和更靠内陆的圣城耶路撒冷一样，禁止拥有拱卫自身的城墙。许多居民流离失所，正好被征调去幼发拉底河畔，沦为一些列驻军要塞的生产附庸。

这并不意味着开罗当局会放弃外贸。相反，历任马穆鲁克苏丹都深知做生意来钱快，很早就同威尼斯、热那亚、比萨、那不勒斯和阿拉贡西班牙签订通商协议。但本着“利出一孔”原则，这些买卖往往需要限制于固定场所，非常类似于后来明清两朝的市舶司制度。譬如埃及本土的亚历山大港，以及搬迁后仍负有盛名的贝鲁特。前者背靠整个尼罗河流域与王朝京畿重地，即便遭到外海突袭也能很快恢复秩序。后者由于没有城墙，又孤悬于内陆荒漠地带，所以被海上入侵者夺取都难以长期据有。其次，还有尼罗河三角洲东侧的埃米尔塔，以及西奈半岛上的苏伊士等附属口岸。它们主要用于接待穆斯林的短距航行，不会对两大商业中心构成冲击。

作为负面效应，马穆鲁克王朝的海军力量相对疲软，不利于进一步开疆拓土。当时，残存的十字军势力依然盘踞塞浦路斯和罗德岛，不断对埃及至叙利亚南部水域发起进攻。他们劫掠过亚历山大，也短暂降服过贝鲁特，都给开罗方面造成严重困扰。稍后更是全力增援乞里西亚的亚美尼亚人，阻断这个穆斯林大帝国的北上通道。数位苏丹曾多次下令组建舰队，却多半会由于危机解除而中道崩殂。1426年，由于船舵产能严重不足，只能用尼罗河上的驳船运送部队出海。1444年，他们又为凑出85艘战舰而耗时过多，丧失对医院骑士团的突袭保密性。1514年，马穆鲁克人计划派战舰去印度增援穆斯林兄弟，却必须靠土耳其竞争者提供木材、武器和专业水手，乃至招募威尼斯和西班牙士兵助阵。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彻底将海上丝绸之路的收入拱手相让于葡萄牙。

更为讽刺的是，原计划用于拱卫东部边界的要塞城市群，从未靠牺牲沿海的转移支付而发展起来。受限于叙利亚本地的商业凋敝和财政困境，既无法在15世纪阻挡中亚之王帖木儿，也没能在16世纪拦住攻灭自己的奥斯曼土耳其。可见海禁策略的短视性与危害性，几乎是为一时的谋利断送所有人的未来。

有意思的是，不仅塞琉古、马穆鲁克这类陆上帝国有海禁案例，连身处南洋腹地的爪哇人都搞过封港与毁船。历史上，爪哇向来是海盗或群岛帝国的培养皿，也是相当发达的区域造船中心。其外溢人口的活动范围之广，不但辐射苏门答腊、马来亚、婆罗洲、苏拉威西和菲律宾，甚至会波及越南和广东。仅在相对繁华的北部沿岸，就坐落在万丹、德马克等贸易城邦。

可惜，拥有如此纵深的硕大岛屿，同样会诞生大陆性强于海洋性的内陆势力。尤其是在16至17世纪之交，原本较为开化、文明的沿海区域，在葡萄牙与荷兰势力的连番打压下日渐式微。这让中部山区的马塔兰苏丹国获得机会，开始对富庶的邻居们施以逆向征服。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靠自己获得决定性胜利，而是借用西方人的军事行动搭便车。故而对暂时臣服的港口群缺乏控制，也容易因扭曲心态而表现得自惭形秽。

1646年，臭名昭著的阿曼库拉特一世成为马塔兰国王。由于其父亲曾与荷兰人并肩作战，便允许东印度公司到内陆开设商站。作为交换条件，这个内陆国家被允许同其他外岛势力进行贸易，等于是将沿海的中间商们剔除出去。正因如此，这对土洋结合的联盟开始整顿岛内秩序，不断从两个方向上侵吞邻国的祖传领地。不仅容易招致强烈不满，还为日后的彻底翻脸埋下严重隐患。

1661年到1665年间，原为王位继承人的阿曼库拉特二世因身份受兄弟威胁，公开向自己的父亲发起叛乱。随即获得沿海各港口城市支持，瞬间具备同内陆派掰手腕的实力。阿曼库拉特一世自知很难搞定问题，将胜利希望完全寄托于荷兰人身上。于是，借助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实力，重新逼迫各城邦乖乖就范。五年后，类似危机又在东爪哇爆发。老国王仍旧面临儿子的挑衅，以及一众沿海势力的反攻倒算。甚至在最危急关头，连相对安全的都城都陷于敌手。最后还是要向荷兰人借兵，才勉为其难地稳住阵脚。

在此期间，阿曼库拉特一世对北部的港口城市恨之入骨，寄出毁灭性的海禁措施。其政策包括拆除定居点、凿沉船只，以及长时间封闭港口，只为防止他们有能力参加叛乱。受此影响，爪哇本土的造船业一落千丈。曾让西方人赞叹不已的巨型迪昂帆船几乎销声匿迹，而有幸能坚守祖业的工匠纷纷转投东印度公司麾下。至此，荷兰人的巴达维亚成为全岛最大的商业中心，等于是借土人之手摧毁了本土竞争者。

不过，两位国王并不会为此有任何触动。毕竟，只要自己的独到地位能在内陆稳固，将港口全出卖给荷兰人都相当划算。尤其是阿曼库拉特二世，早先靠沿海城邦支持斗争，后来又与从事走私的叛乱者结盟。一旦轮到自己上位，便立刻捡起父亲的老战略，同东印度公司结盟。所谓权力大于经济，在其身上表现的格外明显，余下的什么产业发展都不过是缥缈浮云。

显然，海禁政策从不是中国历史的专属。无论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还是中世纪的穆斯林霸主，亦或南洋的造船业中心，都可能基于特殊目的而出现趋同封禁。其中自有外来征服者的野心影响，也包括被动防御方的主动放弃。唯有不可动摇的权力贯穿始终，几乎凌驾于任何战略、利益和福祉。

唯一值得关心的是，没有任何区域的海禁策略能持之以恒，也不会有任何地方的封闭会获得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