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洛发 王侃 张诚，
摘自《陕西军民抗战纪事》
1938年1月,吕正操部队后方办事处在东府渭南成立了。
吕正操将军是一条血性汉子。卢沟桥炮声响过后,蒋介石下令驻防河北的东北军撤进潼关,退守陕西。时在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任团长的吕正操,率部在华北平汉线上配合八路军抗战,拒不后撤。不久,吕正操担任了八路军三纵队司令员。国民党政府无奈,委任吕正操为第一战区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为了解决部队军需供应、家属生活及联络诸问题,吕部急需在后方设置一个办事机构。1937年底,吕正操电告夫人高崇德,指示她筹建办事处。
时逢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之有国民党委任的官衔,设置办事处的报告很快批下来了。当时吕部家属住在渭南。高崇德与处长杜万达跑东跑西,租借房子,购买桌椅板凳忙个不停,招收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吕正操的旧部,他们满腔的国仇家恨,一心要打回老家去,所以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
一切准备就绪，这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第一战区独立游击支队后方办事处”的木牌在一阵阵炸响的鞭炮声中挂出了。
不知不觉两个月过去了。这时东府的平川地上已是柳枝吐绿,野草萋萋,一派春天景象。
办事处忙碌起来了。高崇德与杜万达商量后,利用国民党每月拨给的500元军饷,购买了一台50W电台,同在冀中抗日前线的吕正操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前后方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不几日,办事处接到吕正操拍来的一封密电:“急需军火和一台 100W 电台。”
高崇德急忙动身南下,她乘车到武汉,通过熟人关系,购买了两台 50W 和一台 100W 电台,运回渭南。顾不上歇息,她又同杜万达找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告之前方浴血奋战,弹药奇缺,为国抗日,应拨军火。言辞十分恳切。
程潜、万福麟早已风闻吕正操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上司颇有微词,但又想到吕正操率部在前线抗战,战斗频繁,若是从中作梗于良心不忍。于是拨给吕部2万多发子弹,并表示慰问。
中秋前夕,高崇德一身军装,腰挎手枪,带领100多名战士和民夫组成的运输队,牵着驮骡,赶着马车,离开渭南向潼关进发，他们左臂上佩戴写有“正操”二字的章,以避免麻烦。北渡黄河后,又换成了“八路”臂章,运输队风餐露宿,昼夜兼程,走了近20天才赶到冀中吕正操司令部。
吕正操亲自迎接,他望着一箱箱子弹和100W、50W电台，朗朗大笑。
运输队的战士和民夫十分敬慕抗日将士，大都留下上了前线,年底的一天,杜万达来电,告之日机轰炸渭南,办事处迁至宝鸡县虢镇。高崇德辞别了丈夫,带着办事处新任指导员、中共地下党员尹子家等人返回，路经西安时，向八路军办事处作了汇报,随即来到虢镇。
办事处设在虢镇东街木料市梁寿珊家,梁是当地的富户,有5处院子,办事处租用了4处。东边是年久失修破败的关帝庙，西边是排空房,出门不远,就能看见宽阔的渭河和巍峨的秦岭。
高崇德对这个地方基本满意,她四处查看完后,立即着手开展工作。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处长的指导下,根据工作需要,编制了密电科、宣传科、总务科以及运输队、警卫队等，高崇德任密电科长,尹子家任宣传科长,蒋云鼎任总务科长,高崇德的胞弟高云峰任运输队长。不算运输队,干部、战士和家属共100 多人,在数千人的虢镇城里算个大机关了。
最头疼的是家属的生活,虽有军饷,但难以维持生活。在干部会上有人提议,与西北工合宝鸡办事处联系,请求援助，当时西北工合宝鸡办事处下辖几十个生产合作社,很是红火，高崇德、杜万达、尹子家商量后,即与该处联系。不几日,西北工合宝鸡办事处主任卢广绵派人送来了十几台缝纫机，帮助办起了家属服装生产合作社,生产裹腿、衣服、袜子等,除自用外,剩余部分就地销售。家属的情绪稳定了。
中共陕西省委十分关注吕办。不久中共西府地委书记吕剑人来到办事处,找到尹子家,接上了关系。
办事处还有一名党员,就是宣传科女干事吴默。吕剑人询问了吴默的一些情况后,从贴身衣兜里掏出“党员须知”和几份党内文件,叮嘱说:“虢镇是国统区,多注意环境特点和秘密工作，条件允许可以发展党员。”
党就在身边,尹子家感到一分温暖。此后,他多次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物色发展对象。他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电讯班的学员身上,电讯班有十多名学员,都是挑选的年轻有文化的战士。尹子家亲自给他们上政治课,宣讲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等著作。这些战士结业上前线后,表现勇敢,大都加入了共产党。
3 个月后,吕剑人又来到吕办。他指示尹子家,办事处虽然只有两名党员,但情况特殊,可以成立党支部,尹子家任党支部书记，当夜一份“后方办事处已成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电文发往前方。
立夏了，天气开始变热。西院胳膊粗的桃树上挂满了绿茸茸的毛桃。
一天,高崇德与尹子家、高云峰开会商量工作时,尹子家说“最近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常到办事处门口窥望,情况异常。”
高崇德望望窗外,沉思了很久才说:“最近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前方不断闹事,后方也不会平静。我们要加强戒备,防止意外情况发生，”
时隔不久,意外情况终于发生了。
1939年5月20日凌晨2时许,办事处大门口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在寂静的夜晚十分刺耳,随后脚步声、呐喊声、叫骂声一阵紧似一阵。
高崇德刚刚躺下,听见枪声翻身坐起,卫兵在窗外报告说预备三师前来查户口,用刺刀刺伤门卫,并首先开枪。高崇德迅即下床,提着手枪冲出房门。她一眼瞅见堆放在院中的枪支弹药，大声命令道:
“快,运输队搬机枪上房!”
高崇德登上房顶,不一会儿架好的4挺机枪哒哒吐出一串串火舌,压住了对方的火力。这时不少干部战士也上了房,趴在屋脊后还击。
左右两边都是民房,对方遇到还击不能入院,只得伏在南边场地上向院内射击。枪声一阵稀疏,一阵爆响,打打停停,一直持续到夜幕散去东方发白。
等到能看清楚远处的景物时,院外突然有人大喊:“双方不要开枪,我们是调停的!"接着四五个人进了院子,手中举着小白旗,一会儿跑到院内,一会儿跑到院外,不停地喊叫。
伏在房上的人看清了,喊调停的是国民党宝鸡县县长王奉瑞、房东梁寿珊等人。乘这个机会,吴默烧毁了保存的党内文件和一些重要书籍，秘书于梦九按照高崇德的命令,烧毁了密电码本和电文底稿。
站在院内的梁寿珊声音颤抖着喊道:“你们双方谈判吧，打下去都不好。吕太太,你下房来。门外的王副师长、朱团长你们进来。”
高崇德与尹子家、杜万达合计了一下,觉得只有停火谈判了,敌众我寡,若坚持下去,这几十人绝难抵挡住一个团的兵力进攻,再说还有很多家属呢。高崇德决定谈判。她刚下房，对方乘机端枪冲进院内,几声冷枪打来,她待要转身上房,不料腰部中弹,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那群士兵个个横眉竖目,大喊:“不要放走一个八路!”见人就抓。办事处85名干部战士被捕,当夜被押送西安,以“政治犯”之罪名被关押。
得知吕办被突然袭击的消息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负责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吕正操在前线获悉后万分愤怒。他通电国民党中央(电文载《新华日报》),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一时国内舆论哗然，因国民党当局未掌握办事处“通共”证据,加之各界人士声援,13 天后,被捕人员全部获释。
高崇德怒愤难平。为前方将士供运弹药,竟遭暗箭射杀，哪有天理!一心为收复失地辛劳,反受国军袭击,居心何在?她发誓要伸张正义。一天,她在别人搀扶下,忍着腰伤疼痛,在大街上拦住了程潜的汽车,质问他为什么要袭击办事处。
程潜说:“有人说你们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对了，你们还打死了预备三师一个连长。”
高崇德推开搀扶的人,据理力争:“说是共产党有何证据!打死那连长是他们咎由自取!”
程潜没有说话,按照隶属关系,吕正操独立游击支队归属第一战区,算是他的部下,他同情他们。突袭办事处的行动事后他才知道,近日又听说陕西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将此事已密报蒋介石,事已至此,他实难周旋。
“若有理就去打官司嘛!”程潜说完这句话笑笑,钻进汽车走了。
高崇德被提醒了,当夜请人书写诉状,第二天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帮助下,分送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第十战区长官部、西安警备区等机构,状告预备三师破坏抗战、残害同胞、蓄意助敌之罪。
官司打了整整一个夏天,在大雁南飞树叶泛黄的秋天,终于有了结局。官司打赢了!国民党第十战区长官部处分了肇事者，赔偿了损失,如数退回了收缴的40余支长短枪和财物。
大雪飘飞的时候,办事处恢复了。
虽是原来的地方,但少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偌大的院子冷冷清清。办事处大部分人员上了前线，少数人自谋出路走了，现在只剩下高崇德、尹子家、阎壮芬、吴默等5人,外加3个勤务兵。人少了,工作却更加繁忙。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吕办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办事处人员没有退缩,继续四处奔走,募集弹药。不久,尹子家、吴默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先后去延安学习。办事处里里外外的事,全落在高崇德和副处长阎壮芬肩上。
不久,前方来信,急需军火。高崇德、阎壮芬费了不少周折,终于从宝鸡搞到一批弹药,迅即安排运输队送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交给聂荣臻、刘伯承二位首长。时逢国民党朱怀冰、石友三部进攻太行山根据地,八路军战士有了充足的弹药,顺利粉碎了朱、石的合围。
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严厉追查那批军火的来历，1941年初,他们终于探听到是吕办供给的,阴谋派特务暗杀高崇德。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知后,指示高崇德立即进入陕甘宁边区，高崇德把工作移交给阎壮芬,在交通员护送下离开虢镇前在延安。她走后不久,在国民党的重重压力下,办事处解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