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灭亡前夜：《仇国论》，一篇浇灭了蜀汉心气的妖孽“小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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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舆论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大？它是否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兴衰荣辱？您是否能够想象，一篇看似不起眼的“小作文”，竟然能够浇灭了一个国家昂扬向上的斗志，动摇其统治根基？您是否能够想象，在风云际会之际，意识形态战场的失守，究竟会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篇将蜀汉统治的合法性和国家自信心尽数瓦解的现象级“网文”——《仇国论》。

先来说说《仇国论》的作者谯周吧。

谯周，字允南，巴西郡西充国（今四川阆中西南）人。谯周出生于著名的书香人家，幼年丧父的他，与母亲、哥哥一起生活。长大后，谯周十分热爱阅读古籍，笃志好学，当时他家的经济条件虽然不太好，但他颇有种“君子固穷”的气节，丝毫不在意这些，而是全身心投入了知识的海洋，整天诵读典籍，乐在其中。谯周精研《六经》，尤其擅长草写书札，在天文方面也颇有研究。

诸葛亮主政益州那会儿，谯周入仕为官，被任命为了劝学从事，主要负责当地的教育工作。在随后的职场生涯中，谯周一直都是以学者大儒的形象示人，干得也都是教育领域或言官的工作。

随着工作履历的增加，饱读经书，又知晓天文占卜的谯周，渐渐成为了蜀中的文坛领袖。

相信许多人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文质彬彬，手无束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能有多大的危害？难不成他还可以颠覆一个国家不成？

历史的答案告诉我们，可以。

有时候一根笔杆子，往往可以做到千军万马都难以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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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56年，姜维段谷大败后的第二年，谯周大笔一挥，洋洋洒洒数百字，写下了著名的《仇国论》。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在蜀汉国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文人士大夫们争相传阅讨论。

《仇国论》大致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小国叫“因余”，有个大国叫“肇建”，两国世为仇敌。因余国人高贤卿问伏愚子：“现在国家大事未定，上下劳心，过去有没有什么以弱胜强的案例经验，供大家学习借鉴呢？”

伏愚子说：“我听说大国往往懈怠傲慢，小国有强大的外患，所以往往能够励精图治，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得更强。比如周文王养民，所以以少取多；勾践体恤民众，所以以弱胜强。”

高贤卿说：“楚汉争霸那会儿，楚强汉弱，打了好多年也没分出个胜负，后来项羽打算分鸿沟为界停战不打了，但是张良却劝说刘邦，必须得继续打，因为一旦让民众停战懈怠了，再想动员起来就费劲了，刘邦接受建议继续开战，终于干掉了项羽。这说明一直打一直战斗也能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用周文王那一套方法呢？再说了，现在‘肇建’国内出了问题，很虚弱，咱们得趁他病，要他命，干它丫的呀。”

伏愚子说：“殷、周时代，王侯世尊，君臣之间已经传承很久了，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现有的状态，国家比较稳定，这个时候搞事，就算是刘邦来了也没辙。一定得是像秦朝那样，暴虐无德，搞得天下大乱，民怨沸腾的时候才有可能成功。现在我国和‘肇建’都已经立国很久了，不是秦末天下鼎沸的时代，而是六国并立的形势，所以还是要用周文王的方法；

如果过分的折腾，让老百姓疲劳不堪，那么不好的情形就会出现，上层傲慢，底层暴烈的土崩瓦解之势就又该出现了，常言道，‘射多次不中，不如瞄准了再打’；

所以智者不会因为小利就随意转换目标，而是等到合适的时机才会出手，如果老是穷兵黩武的瞎折腾，即便是智者来了，也必然会走向失败。当然，那种天纵奇才就另当别论，那种牛人猛人不是我这种大傻子能够相比的。”

在这篇文章中，谯周虚构出了两个国家和两个人物，其中“肇建”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新建立的国家，隐喻新建立的曹魏；而“因余”顾名思义，则是剩下的国家，自然指的是蜀汉。

谯周在文章中，用提倡“休生养息”的伏愚子，最终教育了喊打喊杀的“大聪明”高贤卿的故事，暗喻了蜀汉你这个小体格的老家伙，是远远比不上新生的曹魏。就你蜀汉那点资本，自保都够呛，还一天到晚瞎折腾，搞那逆天而行的北伐，失败是早晚的事情。

什么“汉贼不两立”？什么王业不偏安”？

嗨，快别闹了，“天下已稳而并立”，自古正统在中原，偏居一隅的小小蜀汉没戏啦。

谯周用一种看似客观的立场，对蜀汉存在的合法性根基——北伐战略，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蜀汉与曹魏如同两个相互仇怨的国家，曹魏占据中原，有大国之利，蜀汉若长期与之对抗，只会劳民伤财，陷入绝境。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蜀汉社会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逐渐影响到了蜀汉上下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从表面上看，谯周似乎是在为蜀汉的民生考虑，连年的北伐确实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北伐对于蜀汉而言，不仅仅是军事行动，更是一种精神象征，一种凝聚人心的旗帜。

蜀汉，这个承载着刘备、诸葛亮匡扶汉室之梦的政权，从建立之初就以“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为己任，有着一股“虽前路崎岖艰难，吾辈亦往之”的不屈精神。这种精神如同那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蜀汉上下，令百姓和将士们都心怀信念，认为自己这一方才是汉家正统，是正义之师，俺们打曹魏，那是去剿贼嘞。

炎炎大汉，终将荡平寰宇，扫灭四方宵小。

然而，《仇国论》的出现，却如同一场寒冬的风雪，无情地吹灭了众人心中的那团“火”。

随着《仇国论》的传播，蜀汉内部渐渐呈现出一种消极悲观的氛围。原本对兴复汉室充满热情的军民开始动摇了，他们看到的不再是北伐胜利后的光明前景，而是眼前生活的困苦和战争的残酷。

这种思想的转变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蜀汉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根基——兴复汉室的信念。当民众对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与正义性，产生了怀疑的时候，他们的支持力度必然会大打折扣，军心士气不免会陷入低谷。

消极思想一旦蔓延，就会如同病毒一般侵蚀着蜀汉的肌体。

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场景，上至朝堂之上，下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人们一起讨论《仇国论》，所有人的心气都散了。这种舆论思想的变化，就像一场无声的战争，在蜀汉的内部逐渐瓦解着它的防线。

自257年《仇国论》发表后，经过了数年的传播发酵，已然成为了当时的主流舆论。等到262年，姜维准备再次出兵北伐的时候，元老级的廖化居然已经公然反对北伐了，用的还是《仇国论》中的观点。史料记载，景耀五年，姜维率众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於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

甚至连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也认为姜维坚持的北伐是穷兵黩武、浪费国力，一度谋划想要夺取姜维的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