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芝，这婚事……我怕是不能跟你结了。”
1978年的正月里，天冷得刺骨，村口的枯树上挂着几片风干的树叶，被风吹得哗啦啦响。
我站在门前的土台阶上，愣愣地看着志国，他穿着笔挺的军装，背上还挎着个军绿色的挎包，神色躲闪，一句话像刀子一样劈了下来。
听到这话，我先是怔住了，紧接着一股火直冲脑门。
“志国，你再说一遍？”
他低着头，没敢看我，声音却更低了：“秀芝，我配不上你了。”
“好一个配不上我！”
我冷笑着看着他，说：“志国，你这话说得倒是轻巧。是你配不上我，还是我配不上你？你今天给我说清楚！”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解释什么，可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
我站在门口，手攥得死紧，指甲掐得发疼。风一吹，眼泪不争气地滚了下来，我却倔强地抹掉，硬生生把哭声憋了回去。
回到屋里，我坐在炕头上，愣了半天，脑袋里乱成了一团浆糊。志国这人我不是没了解过，老实本分，说话做事都靠谱，当初说要去当兵也是拍着胸脯保证，提干了就回来娶我。
谁知道，这提干倒是提了，心却飞了。
父母得知后，气得直骂：“什么人啊，没良心！当初求着定亲的是他们家，现在提干了就翻脸不认人！”
我听着没吭声，心里却像压了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
村里人很快知道了这事，背后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我命苦，有的说志国没良心，还有人说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才被退了亲。
我听着这些话，心像刀割一样疼，可表面上却强装镇定，谁问我，我都只回一句：“他不要我，是他没福气。”
日子总归还是要过下去。我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偷偷抹眼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每当看着志国送我的那条红头巾时，心里还是会隐隐作痛。
那是1975年，志国刚进部队没多久，回家探亲时送我的。他说：“等我当了军官，就回来娶你。”
当时的我信了，守着这个承诺苦苦等了三年，结果换来的却是一句“配不上”。
两年后，生产队解散了，大家分了地，日子稍微宽裕了一些。可我已经24了，在村里算是大龄姑娘了，媒婆上门的次数却越来越少。
父母看我天天闷头干活，心里着急，托亲戚朋友介绍了几个对象，可我都看不上。
直到有一天，邻村的婶子提到一个人，说是卷烟厂的工人，叫林玉成，年纪比我大一岁，老实本分，就是嘴笨了一点，至今没娶上媳妇。
我本来不想再相亲，可拗不过父母的劝说，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第一次见玉成是在村头的小河边，他穿着一件旧棉袄，裤脚卷得高高的，正蹲在河边洗衣服。
我走过去，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脸一下子红了，手上的动作也顿住了，半天才憋出一句：“你就是秀芝？”
我点点头，心里对他有些好感。一个男人能这么细心地洗衣服，说明不是那种粗枝大叶的人。
后来我们聊了几次，发现他虽然话少，但人实在，家里条件也安稳。再加上父母一再劝我，说玉成靠谱，我便答应了这门婚事。
结婚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洒在村口的土路上，暖洋洋的。我穿着一身红袄，头上盖着红布，被玉成用自行车驮回了家。
婚后的日子过得平淡却温暖。玉成是个心细的人，每次我下地干活累了，他都会帮我揉揉肩膀，或者给我熬碗红糖水。
有一次我生病发烧，他连夜跑了十几里地去镇上请医生，回来时大汗淋漓，手里提着一包药，气喘吁吁地说：“秀芝，你可不能出事啊。”
听着他的话，我心里一阵发酸，觉得自己总算没看错人。
两年后，卷烟厂扩招统计员，要求高中学历，还得写字工整。玉成第一时间告诉了我，说：“秀芝，你念过高中，这工作你肯定能行。”
我有些犹豫，觉得自己一个农村女人，能行吗？可玉成却坚定地支持我，说：“试试吧，咱总得往前走。”
在他的鼓励下，我去报了名，没想到真的被录用了。从那以后，我开始每天跟账本打交道，慢慢地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
1985年，玉成被提拔成了车间主任，而我也成了厂里的会计。厂里的人都羡慕我们，说我们夫妻俩是模范夫妻。
那年春节，我带着孩子回老家探亲，听说志国也回来了。
他带着媳妇，开着一辆小车，风风光光地在村里转悠，惹得村里人纷纷议论。可我听说，他的日子其实并不好。
志国的媳妇是城里的干部家庭出身，脾气大，平时对他颐指气使，还逼着他当了上门女婿。他在部队提干后没升上去，转业后混了个科长，表面上风光，其实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村里人看着他的样子，背地里摇头叹气。我听了，只是笑笑，说：“各人有各人的命，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后来我们一家搬到了市里住，孩子也成了家，工作稳定，日子过得安稳幸福。
有一次，我和玉成回村探亲，经过当年志国送我那条红头巾的地方，心里突然生出一种释然。一切都过去了，苦难也好，背叛也好，都成了人生里的一道坎，迈过去了，也就不算什么了。
“秀芝，咱们能走到今天，真是不容易。”
听到玉成轻声说出这句话，我笑着点点头。
是啊，人生的路有时候弯弯绕绕，可只要用心走，总能走到光亮的地方。
风吹过村头，树叶沙沙作响。我抬头看了看，觉得这天也比往常更蓝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