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跋涉赴东北
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中国仍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党中央、毛主席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及时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作出了主力部队进军东北的重大决策。
还在对日大反攻中，为了打击日伪、收复失地，我军扩大了野战机动力量。新四军3师奉命免兼苏北军区，10旅免兼淮海军分区。原淮海四支队、一支队和新一团依次编为3师10旅第28、29和30团。刘震同志升任3师副师长，钟伟同志接替刘震任10旅旅长。我团的领导干部无变动。我的任职改称新四军3师10旅第30团政治处主任。
苏北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黄克诚同志此时在津浦路西指挥反攻作战，在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接触和阅看中央电报中，了解到冀东、山东等我军先期进入东北的一些情况，但总的说力量不大。他经过缜密思考，于9月14日向中央建议："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并提出了"大根据地"的战略格局设想。在黄克诚同志电报发出仅仅9天以后，中央就来电令黄克诚率3师主力开赴东北，第一步先到山东。战争的实践证明，党中央的部署和黄克诚同志的建议具有战略的远见。3师主力35000余人进军东北，不仅数量上占各解放区进入东北部队10万余人的近三分之一，而且质量上也是我军的主力精华之一。3师所辖的4个旅中：7旅是原中央红军一军团主力一部，后由八路军115师685团大部分组建的；8旅是原鄂豫皖红25军主力，后由115师687团为主组建的；10旅和独立旅是原陕北红26、27军主力，后由115师688团、689团为主组建的。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和顽强的战斗力，在开辟东北根据地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45年9月18日，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向所属部队下达了进军的命令。这时，距离我们30团官兵打两淮、打响水口战斗后返回驻地泗阳县杨柳庄一带，仅仅几天时间。对进军东北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和远距离的征战转移，出于保密，更重要的是稳定基层干部战士心态的考虑，只传达到了部队团和地方县一级领导干部的范围，而且要求很高：部队要带足粮草弹药，每人棉衣一套、棉被一床、鞋子最少要带两双、袜子一双、手巾一条。要精神饱满地上路。到达目的地，减员不能超过5%。面对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们缺乏组织指挥的经验，但热情和干劲很高。团指挥班子，特别是晁政委和我，反复研究思想动员方案。苏北的老百姓不愿离乡北移是有名的。有"宁向南方一千，不向北方一砖"之说，意思是向南移可以，向北走，哪怕是走出一块砖那么大的距离，都不愿意。而30团的官兵，除了少数由主力部队调来的带兵干部以外，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苏北人，有一种强烈的乡土观念。针对这种情况，根据师、旅的布置，我们反复强调部队这次北进，是执行收缴敌伪枪械，扩大解放区及随时打击顽军向我进犯的任务。把它作为政治口号反复宣传，调动起官兵抗战胜利后那种荣耀感和革命热情。当时，我们10旅部队没讲北进的目的地是哪里。但独立旅在动员的时候"透露"了一下。领导干部在向战士作动员时间：苏北的敌人除了一个盐城以外都被肃清了，那么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把他消灭在哪里，对不对？战士们齐声答对。那么敌人如果逃到了鸭绿江，我们就要追到鸭绿江把他们消灭掉！
这次长途进军的思想动员工作做得是相当细致的，苏北军、地的各级党组织都发动起来了。军队负责干部战士的动员，地方则负责家属的动员。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战土的父母的工作都要做通。你送出去参军的人要保证随队出征，家里的事由地方政府负责。走的前一个星期，干部战士都可以请假回家看看，部队负责招待来队的家属，有一半人请了假。这也是动员的工作之一。在军内，政治工作系统做了详细分工，分析了每个人的情况，确定了巩固对象。团政治处20多人，每天干什么，各有各的岗位。感觉到谁思想有障碍了，就指导员谈话、班排长谈话、党员谈话，工作一路做下去。总之，我的感觉是该想的都想了，该做的都做了，军地紧密配合，尽了当时最大的努力。10月8日，部队从驻地出发，乡亲们夹道欢送，与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坚持五年多的子弟兵告别，那种场面十分感人。当时，我们30团刚刚补充了宿迁警卫团的6个连，并建立了团属炮兵连。全团1700多人，精神饱满，士气高昂。记得与我共同出发的第30团干部队中苏北籍干部有：谢楚书、刘仲林、丁瀚、庄安之、周介三、张辉、芦芳、朱潜、胡珊、张业香、郑宝贵、史毅等。
部队北进途中在陇海路附近打了一仗。敌人是盘踞在据点里的伪军，没敢出来，打枪打炮阻拦我们。我们也用机枪小炮猛烈回击。过陇海路不久，下面报告说9连连长尹玉刚跑了，还跑了几个战士，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尹玉刚家里有个新婚的妻子，但团里没把他列为巩固对象。不久，又听说29团跑了个副营长。这一下，巩固部队的责任和任务更重了。团政治处和各营、连的政治教导员、指导员加强了工作。每天一行军，团长、政委掌握部队，各级负责干部到哪儿都做了分工。我这个政治处主任行军一开始要逐渐往后，到宿营地后负责收容工作。如果遇到病号，马就让给病号骑。每天宿营在哪儿，都是清楚的。部队到了山东临沂，陈毅军长给干部讲话作了动员。更使我们感动的是山东老百姓对部队的热情。每到一地，房子准备好了，柴禾备齐了，热水也烧好了，村干部和乡亲嘘寒问暖，使我们有一种在苏北老区"家"的感觉。山东真不愧是老根据地的典范。
部队从山东临沂出发，经章丘、河间、霸县一路北上，天就渐渐凉了。11月初到冀东玉田，在全体指战员中明确了此行的目的地是东北。实际上，密也保不住了。在这一带，3师部队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这时，对3师部队怎样进东北，究竟到哪里，有不同意见，经毛主席亲自部署才明确下来。这些事是我以后听说的。
当时，国民党军向东北紧急调兵，其13军、52军已经海运秦皇岛，从11月上旬起猛攻山海关，与我军冀东李运昌部、山东7师杨国夫部发生激战。冀东这边，从陆路进军东北的除黄克诚率领的3师以外，山东1师梁兴初部8000余人也赶了过来，归3师统一指挥。鉴于这种情况，黄师长向中央建议部队绕过山海关改走冷口出关，得到中央肯定。没几天，又接到东北局电令，要3师直接增援山海关，拟向义院口、驻操营前进，进攻国民党13军、52军的侧翼，把敌人挡在山海关以外。当黄克诚同志感到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不一致发电请示时，毛主席明确了黄、梁部队的行动方向。他于11月15日给东北局发电报说："……我黄梁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必将处于被动。为避免此缺陷，谨慎使用主力，令黄、梁两师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体力，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准备决战。"这样，毛主席就把3师进军东北的路线、下一步的任务都明确了。部队从河北玉田绕道冷口、喜峰口的山区出关，进入热河境内。那时已是北方冬季，寒风凛冽刺骨，平均每天45公里的连续行军也使干部战士的体力难以支持。但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于11月25日到达了目的地﹣﹣锦州以南的江家屯。从苏北向东北的进军，历时近50天，行程1500多公里。我们30团这支新组建半年的部队，经受住了离"家"远行艰苦行军的考验，达到了上级的要求，减员掉队没有超过百分之五。
中长路上的战斗
率领部队一进东北时，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根据地问题，另一个是打仗问题。我军历来和人民群众鱼水相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养育成长壮大。抗战时，新四军3师各部和人民群众共建苏北革命根据地，给大家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部队的干部战士，不管他是哪里人，到了根据地就像回到了家。可是这种感觉，一进东北时找不到了。辽西地区比较贫瘠，人口也不如苏北地区密集，有时走了几里路，好不容易见个村落，却稀稀落落见不到几个人。而且多是中老年妇女，男人很少见，连老年男人和儿童都少见。敲开老乡的房门问什么常常问不出来。那种冷漠应对的表情和强作出来的笑脸，使我们从老区出来的干部战士感觉很不习惯，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再就是缺乏能流通的货币。这一带只认伪满币，不认解放区发行的货币。我们没有多少钱，吃用等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更别说雇用民夫抬运伤员。3师部队进入东北比较晚，武器装备得不到更新。连山东1师梁兴初部都搞到一座关东军的仓库，我们什么也没捞上，仍使用从苏北带来的破旧武器。进了东北感觉比较方便的就是火车多了。有时部队行动到车站，不用办什么手续，拉上就走。总之，黄克诚师长给中央的电报上说到"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那是真实情况的概括。
打仗问题是随着政治军事的形势不断变化的。原先中央设想要在锦州以西地区创造战场，待进攻之敌相当疲劳，消耗至一定程度时，集中主力予以消灭。
这一设想，由于国民党13军、52军进攻速度很快，我军主力没有赶到而未能实现。而且，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也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从锦州地区北进至义县、阜新一带，想做些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不久，国民党13军又向北进犯。这个时期，我们是向西满边打边撤，10旅奉命参加了一些战斗，打得也比较激烈。可是每当布置作战任务时，30团不是当预备队，就是当二梯队，实际上都没有打上仗。师、旅的领导关心30团这支新部队，希望磨合时间再长一点，部队再巩固一点，这些我们都理解，可是也能看出，领导还是不太放心，心里没底。一再强调，进入东北的都是国民党正规部队，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强，不是苏北时期那些土顽可比的。越是这样，我们全团官兵的求战欲望越强，从团长、政委开始，不断要求承担主要战斗任务。好不容易，旅里把攻打泡子车站的任务交给30团，大家摩拳擦掌准备显示30团的战斗力时，敌人又逃跑了。进入东北的头三个多月，我们实际上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仗。
1946年3月中旬，东北的政治军事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苏军自东北地区全面撤军回国，国民党军决心以武力接收东北"主权"，南攻本溪，北打四平。其主力新一军沿着中长铁路（大连至哈尔滨的铁路）大举向北进攻。当时，党中央的精神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铁路（即中长铁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接指挥我7旅、8旅、10旅、独立旅和兄弟部队沿铁岭至四平线节节抗击敌人进攻，围绕四平守备的仗越打越大。这个时期，我们30团才参加了真正意义上的战斗，也可以说是解放战争中的头几仗。在中长路上的系列战斗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三仗。
第一仗是个遭遇战。
3月22日晚，我团奉命到铁岭以南的二台子、莲花泡一带执行防御任务。部队从开原城坐火车到铁岭，下车就匆匆赶路也没顾上吃饭。3营在营长臧公盛、教导员高克的率领下走在前边。问明白到了莲花泡了，下令各连做饭，放出岗哨。一会儿，带哨的干部报告说，怎么前边还有岗哨，是不是敌人？莲花泡、二台子一带村庄相连，哩哩啦啦几里路。原来敌新一军30师的一部分也到了莲花泡，也在吃饭休息。我们先敌展开、先敌开火，敌人也迅速回击，火力很猛。臧营长一看不行，命令部队撤出村庄，占领村后一片坟岗高地，抢修工事。第二天，3营组织好火力，连续打退敌人四次冲锋，还转入了反攻。1营就在3营附近，听见枪声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的地形比3营还有利，遂主动出击，消灭了敌人一个前沿哨位，抓了两个俘虏，缴获了3支枪。这一仗，我们初步摸清了新一军30师的底，训练确实不错，火力也很强，但也不是没有漏洞。他们不习惯打夜战，也不习惯打这种没有准备的遭遇战。我们打死打伤了120多个敌人，自己伤亡了80多人。初战证明，敌人的正规军我们能打。到23日晚上九点多钟，上级通知我们完成了防御任务，可以撤出。就在这时，敌人一阵炮火袭来，一营教导员杨子胜同志中弹牺牲。杨子胜同志是红军干部，他也是我们团在东北牺牲的第一位营职指挥员，团里买了口棺材把他葬在平顶堡车站附近。
第二仗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
部队撤出铁岭，又在开原老城依托大清河组织防御。3月底的大清河还是一片冰雪，在阳光下十分刺眼，但冰面已经松动，不能走人，也不能架设浮桥。10旅的3个团在大清河的北岸一字摆开，顽强抗击敌新一军50师的凶猛冲击。这个地形确实对我们比较有利，30团的防御地段只有一座公路桥可以过河。敌人动用了坦克，在炮火的掩护下，不断地发起冲击。但在我严密的火力下，敌人遗尸上百，乘夜晚往回抢尸体。连打了两天，敌人寸步未进，有些着急了。我们也接近了防御时限，快该撤出了。这时，双方都注意到了这个公路桥。这个公路桥是日本人修的，十分坚固。每个桥墩之间，有暗藏的小过道相连，从桥下边可以悄悄过河。团长王林夫带着我们几个团干部看了地形后说，敌人有从桥下偷渡过河的企图，我们来个将计就计，让他们从小通道上一个一个过来，我们再卡住通道，消灭这股敌人。王林夫接替肖志松任30团团长已经四个多月。他也是红军干部，打过不少硬仗，作战肯用脑子。我们团指挥所几个人详细研究了这个计划，作了周密布置，还进行了指挥和通讯的演练。果然，第二天心情焦虑的敌人在一阵佯攻以后，从桥下进行偷渡。待敌人过来一个多连以后，我们以猛烈的火力封锁住通道，以事先隐蔽待机的1连和7连勇猛出击。经过半个多小时激战，以伤亡10余人的代价，全歼敌新一军50师一个加强连150多人，活捉敌连长以下120多人，缴获美式轻重机枪9挺，六零炮两门，其他枪支近百支。这个胜利在当时是很有震动的。河对岸的敌人见吃了亏，整整多半天一炮未发。党中央在发给东北部队的电报中，还专门表扬了这次战斗。事后，我审讯了这个加强连的连长。他是河南人，30多岁，老行伍出身，只是低着头一个劲儿地说："怎么吃了这么大的亏？"他还想不清楚这个仗是怎么打的。
第三仗我们未能顶住敌"王牌"部队的猛烈冲击。
那是自开原老城撤出后的五六天，我团奉命在昌图南的长青堡、太平场一带阻敌北进。这一次敌人换上了新一军中的"王牌"-﹣新38师，自称远征印缅无敌的"天下第一军"。战斗中，敌美式炮火密集得像犁地一样，严重破坏了我们仓促构建的野战工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守备部队一营和二营仍打得很英勇，杀伤了大批敌有生力量。最后，一些阵地先后被敌突破，我们不得不以小部队掩护撤出了阵地。这一仗，一营、二营伤亡较大。一营连续换了3个教导员，先是杨子胜同志在铁岭牺牲，一营换上了团直属队的刘太林任教导员，不久，刘太林同志负重伤，换上王安民任教导员；这一仗，王安民同志又壮烈牺牲。在掩护部队撤出时，二营营长沈太松亲自断后负重伤，由团卫生所所长王林背下阵地。不久，沈太松同志也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了。
【陈绍昆（1921~2020），江苏省宿迁县（今宿迁市宿豫区）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苏皖抗日军政干校学员、训育干事，八路军苏皖纵队随营学校分队长、中队长，泗阳县4区区委书记兼区队指导员，泗阳县6区区委书记兼游击队大队长、教导员，泗阳县7区区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教导员，泗沭县总队副总队长，泗沭县警卫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3师10旅兼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新编第1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3师10旅30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淮阴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3师10旅30团政治处主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5师15团政委，第四野战军第39军116师348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志愿军第39军116师政治部主任、117师副政委、115师政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青年部副部长，第39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冶金工业部革委员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1950年10月入朝作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