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界、文化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前两年很是热闹了一阵子,目前又趋于消沉了。就像中国各种五花八门的什么“热”一样,似乎仅仅是又一轮的时髦风潮。这种“流水席“看得多了,不觉使人产生一种腻味的感觉,想到是否总还是应当从人们一度如此煞有介事地争论的话题中,生出一些真正深刻、持久的东西来,使它们从舆论界沉淀到学术界和理论界,乃至到形成一种切实反映出“时代精神”的哲学,使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水平得到真正的提高。
我以为,当前时代精神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一种“文化自否定”思潮,它是一切文化保守主义所无法抗拒和阻挡的,因为它植根于当代剧烈变化的现实生活,并按照黑格尔最先揭示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走着自己的路。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一个人想到为这种时代精神寻求一种哲学上的表达。
我最近提出的文化“新批判主义”便是为这种“文化自否定”张目的。当然,这不止是一种文化理论,而且根本上是一种哲学观点。马克思说:“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黑格尔主张:“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
辩证哲学说到底,便是一种自否定的哲学,这种自否定不是抛弃,而是“扬弃”。文化自否定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而是文化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自我批判,是文化本身的发展方式和能动的生存活动。
因此,我所谓的“新批判主义”便有如下四个重要特点:
1.它是文化传统的一种自我批判,换言之,它既不是用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来批判中国文化(如“五四”的批判),也不是用中国文化去批判或“拯救“其他文化,(如“华夏中心论”者),而是中国文化在当代现实生活的激发之下自己对自己的重新审视和反思。
2.它是个人对自己身上浸淫的文化传统的自我批判。但这种批判超出对自己的缺点、性格、所犯错误或某个具体的检讨,而是对自己从未怀疑、甚至从未想过的那些向来如此、人人如此的思想前提和思维方式的怀疑和追溯。因此,批判者在寻求一个崭新的自我的同时,也在代表全民族作自我忏悔。
3.正因为如此,新批判不是象过去的批判那样以政治为最终目标,而首先是个人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真正“属人”的完整的生活。它甚至不仅仅是一种“国民性”批判,而且是一种人性批判。因而它又是全人类的。
4.最后,这种批判也不是用一种虚构出来的理想或幻想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乌托邦式的批判),而是用现实生活的趋势、用活生生的时代精神对一切陈旧过时的感伤主义理想(如儒家“大同”理想)作彻底的批判。因此,它与康德式的先验的(超现实的)“纯粹”批判也不同,而是自觉到自己是现实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的体现,是当代一切问题的焦点和一切困难的出路。
总之,“新批判”之“新”,决不是赶时髦的新,而是着眼于我们这个五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崭新时代的内在矛盾和痛苦,所作出的一种困难的、生死攸关的突围。
我与《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是老朋友了,我一直关注着她的成长和进步,她坚持和鼓励严肃的学术探讨的风格也一直吸引着我。我为她1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在《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创刊10周年之际,特以此文谨表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