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大学教师讲课好坏已不重要。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大学教师，能在课堂上“站住”，他在这学校也就“站住”了。课堂上能否“站住”，过去，对于一个大学教师，是至关重要的。刚走上讲台的年轻人，念念不忘的，是怎样让自己的课能被学生和同事认可。

先师潘旭澜先生，闲谈中曾向我说到，20世纪50年代，他刚留校任教，其时发表了几篇论文，颇受学术界关注。一天，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编辑特地从北京赶到复旦，请他写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那个时候，京城大牌出版社派编辑不远千里登门约书稿，对于一个刚留校的青年教师，是天大的荣耀。我想，我的这位老师，未必没有动心。但最终，他只请这位编辑在学校食堂吃了顿饭，写书一事，则婉谢了。我问为什么，他答道：“要写教案！”⋯⋯

但这种事，是老皇历了。如今没有这样儍的青年教师，更没有这样傻的中老年教师。原因就在于如今在大学里，教师能否把课上好，并不重要。上课好坏，不再是评价教师的一种尺度；课堂上能否“站住”，与在学校里能否“站住”，没有什么关系。

如今大学管理教师的方式看似多种多样，但都不过是在分蛋糕。各种各样的称号、岗位津贴的档次、教授的级别等等，都是花色不同的蛋糕。一个教师，能否在某块蛋糕上分得一份以及分得多大的一份，与他的课上得好坏没有丝毫关系。从未闻某块蛋糕的分配，将课上得好坏作为一种硬性标准。即使是所谓“名师”称号的获得，也未必与课上得好坏有什么必然联系。

既然这样，谁还会费心费力不断提高自己的讲课水平呢？而青年教师又怎么会努力让自己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讲课者呢？我的那位老师，还说过一句在今天看来是“荒谬绝伦”的话：“要用几十小时的时间准备一小时的课。”如今谁要这么做，谁恐怕就真要“站不住”了。用这么多时间备课，又哪有时间以“精品”的名义制造垃圾呢？当然，“工作量”仍然是评价教师的一种尺度。但在这种尺度评价下，上得好的课与上得糟的课；精心准备了的课与糊弄忽悠学生的课；连过道的地上都坐满了学生的课与学生都逃光了的课，是等值的。

当上课好坏不再是评价教师的一种标准时，大学还能叫“学校”吗？

2008年1月15日🥢

（转载自《当知识遇上信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仅作学习交流之用。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