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惊心动魄、轰轰烈烈决定关东命运的国共两军大决战于1948年11月画上了句号。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7万之众，换得了东北大地全境解放。是时蒋军总兵力已降至290万，我军总兵力则增至300万，敌我势力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化。正置此时，林彪司令员向东北我军各部发出入关作战命令，100万东北解放军以三路浩浩荡荡奔向长城，奔向新的战场。

初冬的辽西，白天气温约零上3-5摄氏度，夜间则降至零下11-12摄氏度左右。天冷了，地冻了，风寒了，水冻了。农家小院里年长者烤起了火盆，年中者蹲在向阳墙下抽闷烟，年幼者虽还穿着开裆裤，冻得唇儿紫、脸儿红，却东家西家奔跑不停。

老房东要请我和政委及几位师领导吃饭。老房东姓郭，叫郭春礼，曾念过几年私孰，写一手好字；老伴是地道的农家妇女，住在距义县城不足5里的小村子里，三间泥土平房，独立小院，两间偏房养着一头毛驴一头牛（土改分来的），两个儿子分家另过，三间房只住老夫妇二人，所以腾出一间给我们作了师指挥所。郭大爷实在憨厚，我们虽住进时间不足半月，却有着很深的感情，这感情不仅仅是对我们几个人，还是对我们东北人民解放军。那是一种纯洁的高尚的而又朴素的阶级感情。用他的话说，"当兵的我见得多了，张作霖的兵，日本人的兵，国民党的兵，'胡子'兵，就没看过你们这么好，这么有出息的兵！"老人对我军由3年前的瞧不起、不可小看到今天的敬佩尊重。这就是人民。人民是最讲究实际的，谁都别想糊弄他，谁存这个念头，谁便离失败近了。

一天前，两位老人听说我们要向西入关作战，就开始思磨着请我们吃饭，我们几个人反反复复说纪律说政策说工作忙，就是改变不了他们这个念头。我和李政委商量后觉得，再推拖就让老人伤心了，便满足了二老的这份要求。

那是一顿东北农村最高档次的晚饭：白面饺子、四个炒菜、一个当地制做的足60度的高粱烧酒。

我们吃着喝着说着笑着，这是出征酒，这是感谢酒，这是慰劳酒，这是庆祝酒，这是……这酒中的含义太多啦太重啦，以至我们都脸红心跳。

11月23日晨，我们告别了二老，告别义县，告别辽西，告别黑土地，带着浓浓的乡情，厚厚的嘱托，重重的期望启程了。向西、向西，再向西！过了留龙沟，过了小凌河，过了大青山，过了龙王庙！看见了，看见了，终于又看见长城了，还是那么高，还是那么厚，还是那么威武雄伟，看一眼就让人身上发热，眼睛发潮！

噢，舍生忘死，东挡西杀，人民的功臣们，你们意识到你们之行动的伟大了吗？你们意识到你们就是打江山定社稷的功勋了吗？没有！你们把自己看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你们把自己当成了长城上的一块青砖，只想把长城再加高再加厚，然而这工程这事业之伟大无不来自于你们每一块砖的伟大呢。你们自己可以看不起自己、看小自己，这是你们伟大的性格，但长城看重你们，黑土地看重你们，那纯朴憨厚只知给你碗里夹菜杯中倒酒，颠来倒去只那么几句话的东北汉子们看重你们，他们永远没有忘记你们浴血奋战的三年拚杀。永远！永远！

临出门之前，我们师部的几个人把身上所剩的全部钱币悄悄塞进郭大爷的炕席底下。我们一路三回头，恋恋不舍地走了。12月6日我师来到喜峰口宿营。

越过长城是关内，再向前即华北地界。华北有个傅作义，也是蒋大总统的四梁八柱之一，戴着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头衔，看似温文尔雅学者风度，打起仗来确也不含糊，当然后来觉醒成了大家的好朋友那是后来的事，当时在蒋介石的大麾之下倒也是勤勉敬业耿耿忠心的，天津、丰台、张家口碉堡里射出的子弹遇到我军血肉之躯时也是同样可以死人的。当然，两方交兵，各为其王这句老话是什么时候都管用的。

出发前纵队召开了专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确定行军路线，明确作战方向，与华北我军搞好协同，搞好团结、搞好支持，搞好一切。会议讲得很细很全很长很重要，我们回到师里一点不敢贪污，原原本本地传达，认认真真地落实，全全面面地汇报，虚虚心心地请示。然而还不行，纵队领导们还不放心，到了喜峰口，还要开会，还要专门讲一讲与友军搞好团结的大问题。通知说要开会，没说什么会，要求师长政委都参加。正接着电话，政治部主任胡寅同志走进来。胡寅同志是名很优秀的政工领导干部，能说能讲能写能画，点子多，脑瓜灵，工作方法活，是我和李辉政委的好助手、好干将。同时，他与李辉同志对我个人也给予了很多帮，有着很深的个人感情。

他问李辉政委；

"有没有我的事？"

"没你事！"

"我正好要到纵队政治部办点事，跟你们一起去吧。"

"随便，车上有地方，想去就一道走嘛。"

我们三人同乘一辆美式中卡车，沿喜峰口山路连夜向纵队驻地奔去。

喜峰口下山是盘山道，走过盘山道才有一条公路向西伸延而

去。

我们乘坐的中卡车爬上山顶便开始缓缓地向下行驶，当行至十八盘中间路段时，车子速度突然加快，司机将脚制动手制动全部用上也无济于事。糟了，制动失灵！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终于在拐下一个弯道时向下翻去，一场无情的车祸发生了。

胡寅同志当场殉职！

李辉同志在被送往医院途中亦殉职！

我身负重伤被送进通县华北野战医院。

多好的同志、多好的战友啊，没死在与敌人拚杀的战场上，倒故于车祸事故中，惋惜呀惋惜！躺在医院里，我高抬着打着石膏的右腿，庆幸自己劫后余生的同时，却如何也忘不了亲密无间、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的两个好战友好同事。

"东野"首长来电慰问。

纵队首长亲自探视安慰。

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我虽余生，而两位优秀的政工干部毕竟无谓牺牲了，这使我师将蒙受多大的损失呢！

假如不开那个会，仅仅为了那个内容，派人把精神传达到各师：

假如不那么急着夜间开车；

假如我们当时有很成熟的司机事前认真检查车辆；

假如……

没有那么多假如，无情的现实不会因为"假如"而不存在，假如就是假如，假如都是事后诸葛！

不过我倒真的提醒依然当权的领导者们，少开会、开短会，非开不可的会也要开联席会、综合会。尤其那种不该开，没必要开，可开可不开的会尽量就别开啦，你的属下们不会因为你少开一次会就减少对你的崇敬和畏惧；亦不会因为你少开一次会就导致山崩海啸天下大乱；不要拿腔作派摆臭架子，自己走下去，自己不愿走让你的参谋、干事、秘书、助理们走下去，当面说一说，顺便也听一听、看一看，不是很好吗？我们那一次如能这样，何至于车毁人亡出大祸呢。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刚从东北硝烟中钻出来，正准备杀向华北，杀向有敌匪的战场。突然间一个师的主要领导干部无谓地两死一伤，战斗在等着指挥呀，战士们的士气在等着他们去鼓呀，活蹦乱跳的两个大活人，一个红军，一个八路，说没就没啦，战斗能不受影响吗！手足情深的干部战士的情绪能不受影响吗！呜呼，晚啦，一切都晚啦！

事后有没有人检讨这件事，总没总结教训我不得而知。在谢甦、胡支援二人合写的《急起》这本书里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

"12月8日，部队经过喜峰口的下坡路时，先头一二四师师首长乘坐的吉普车，因路滑和刹车失灵翻下山坡，师长徐国夫身负重伤，政委李辉、政治部主任胡寅光荣牺牲。"

谢姓同志为写这本书时曾经采访过我，我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提供了我纵我师许多情况，但没提及此事。那么上面的一段话他是从何得来呢？有资料如此记载？有人亲口讲述？还是他想当然瞎编？无论是什么，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为了尊重历史事实，为了两位死去的英灵，我作为本事件的亲历者，劫后余生人，都有责任告诉二位作者：你那段文字说得还不够全面，应该把为什么要开会，开什么会，有没有必要开这个会也说出来。

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野战部队的纵队改称为军，军以上设兵团和野战军。是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原我第五纵队改为第42军，我原十三师改为一二四师，原三十七团改为三七0团，三十八团改为三七一团，三十九团改为三七二团。

在我住院期间，我一二四师在副师长翟耀东、参谋长苏克之的指挥下，战沙河、夺红山口、袭丰台，打了很多漂亮仗。在有些战斗打响之前，翟、苏二人还到医院找我商谈情况，分析敌情，研究战法，我亦尽其所能为他二人出主意，下决心，鼓励他们大胆指挥。当然，军首长也经常给予指导。此期，军曾派副政委郭成柱同志代理我一二四师政委，汤松烈同志代理政治部主任。但此二人均因军里工作繁忙未能脱开身到我一二四师到职工作。

1949年2月初，我的脚伤未及痊愈便出院返回部队。分别一个多月，战友们重见面自然有许多话要说，但说得最多的还是那场车祸。一二五师师长彭龙飞跟我常在一起开玩笑，一见面他又开起了玩笑："老徐，你这大难无恙，不愧是员福将啊。"

"福不福将咱不说，通过这件事说明，马克思是不肯让我这么早去报到的，他是留我专跟你彭大个子江西老俵比试比试呢！"

"哎，说起比试，这一段你虽然不在，但你一二四师翟耀东、苏克之他们领着打得相当不错咧！"

"那是，我一二四师个顶个是硬手，随便拿出个都错不了。"

"看看，又吹上了不是？当心肚皮吹破了还得住院哩！"说完，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1949年3月24日，共产党的领袖们在由西柏坡进北平途中住在我四十二军驻地涿县。25日早，刘亚楼专程前来迎接。此前傅作义将军深明大义举义旗，古都北平和平解放。天津、张家口、石家庄、邯郸等诸大中城市均被我军攻破，淮海战役也已取得胜利，国民党部队大多逃往长江以南，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全军将士中声声震耳。毛泽东同志那首脍炙人口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振奋全军将士勇往直前！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古人有言：穷寇莫追！而我们的领袖英明伟大之处就在于不苟古训、不守陈规，以共产党人独有的胆识与魄力做古人不敢做的事，这才是一代伟人应有的胸怀和气概！我们这代人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袖们的敬仰是发自内心、出自灵魂的，决非盲目或另有原因。毛泽东等领袖们确有非同常人的胆识，中国革命的成功无不得利于他们非同常人的胆识。所以，称其为舵手，他们无数次地拨正了革命的航船；称其为灯塔，他们无数次地引领了革命的方向，这样说来决不为过。当然"文革"时期，超出了这个范围。任何事物都不能走极端，过极便适得其反，这已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不可不引起重视！

安阳在豫北，

豫北产鸭梨；

鸭梨个儿大，

两岸皆称奇。

-﹣安阳当地街头语

两岸自然指黄河两岸。黄河两岸地展人密，物产丰盛，还是我中华民族文化摇篮地之一。据考古发现，安阳一带约在50万年前即有人类活动，5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此地便是人类活动的集中地域，其殷墟为商代晚期从盘庚至纣王约经270多年的都城。安阳地处中原，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历史上的春秋列国争霸，战国七雄角逐，魏晋南北朝及许多现代战争，安阳都是主战场。袁大总统生在项城，死后却埋在安阳，好地方自然是由他选了。

安阳城到了1949年3月，成了一座无人理睬的孤城，古老而陈旧的城墙，透着陈腐和顽固，一群被蒋大总统遗弃的惯匪、恶霸、流氓、乡团虽知末日将至，但终不识时务，自想凭借城高墙厚和西北角埋着的袁大总统保佑，梦寻再求四门敞开作威乡里的日子。

蒋介石是不睬它了，也顾不上睬它了，丢下一个师装装面子，急急忙忙过了黄河又过了长江。

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也不睬它了，也顾不上睬它了，他们都忙着追蒋介石的大个香馒头吃。

那总不能让这么块又臭又硬的茅厕石始终摆在人行道上吧！

林彪在3月27日召开的四野师以上干部会后对我们四十二军的干部说，四十二军成立的晚，还没打过攻坚战，现在把安阳留给你们打一打，锻炼一下部队嘛！

任务是刘亚楼布置的，他对我军领导说：安阳是座孤城，城内只有国民党少数正规军，这个不成问题。倒是那些惯匪、恶霸、党棍、顽特、民团之流，他们土生土长，地理熟，民情熟，大多穿百姓衣服混在民众之中，反动顽固至极，应该引起重视。

偶然的机会朱总司令也关心起这件事，他主要讲了以下的意思：

四十二军打安阳，歼敌为次，练兵为主，有些军越其而过，一则另有任务，另外也有以上之意。所以要做到情况不清不打，准备不好不打，没十分把握不打，要稳稳当当、消消停停打个成功的攻坚战，既要达到练兵目的，又要达到歼敌的目的。

但不知当时军首长是对上级精神理解有误，还是因为有了更紧急的战情，采取了个远距离奔袭，四门齐攻，全面开花战术。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们一些师领导对此部署有些不太理解，地情不熟，敌情不熟，群众不熟，而以长途奔袭的疲惫之师打攻坚战是犯兵家之大忌的。但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亦要执行，这是征战场上常有的事。红军东闪西躲，西路军走走停停，许多中下级干部乃至部分高级指挥干部也如在五里雾中，模模糊糊，似明似暗，找不出答案。后来才知道，红军是被逼无奈，西路军是政治需要，那么我军安阳之战又是什么呢？

我四十二军的4个师皆为在东北时由独立师改编而来。纵队成立之前，各独立师除配属南满三、四两个纵队战斗打援阻击外，多为独立游击作战，以机动灵活的战术骚扰牵制敌人，时机成熟时歼敌一部。除原独一师现一二四师独立攻克营口外，其它均未独立参加攻坚战斗，因此才有了上级提出的"稳稳当当打把握仗"的意图。快速奔袭战术在我军历史上也是常有的事，但那皆因战事紧急，万不得已之举。如能避免，我想任何稍有军事常识的指挥员都不会人为制造这样的局面，除非另有隐情。

安阳之敌约1.4万余人，号为冀豫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总指挥赵质宸惯匪出身，又是会道门之首，极端仇视我党我军。

安阳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早年既筑有土城墙。日伪时期及国民党四十军占据时期又反复得以加固，墙高10米余，上宽5米，下宽15米，墙外10米有外壕和护城河，墙上有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10多个，外壕和护城河又有200多个暗堡，城外2公里纵深还有与城相连通的敌据点，可谓枪多弹足，布防严密，称其为又臭又硬的茅厕石当很准确。

后来我们参加过这场战斗的几位老同志在一起回忆，记得军领导所以决定长途奔袭后立即投入战斗，其原因主要是怕敌人跑掉。那么敌人会不会跑掉呢？我们认为敌人是不会跑的，其理由是，守城之敌除少数是国民党正规军外，大多为民团，如果要跑，在我军主力未到达前早随国民党军主力向南跑了。民团者，职在守土，或者说纯是蒋介石留下来挡我大军南下的绊脚石，这种敌人但求不受攻击已属万幸，一般不会主动出击，所以正属"稳稳当当地打"的战术。然而当时的我们采取的却是长途奔袭，仓促攻击。冒雨行军一夜60公里，在师、团、营各级只看过地图均未实地侦察情况下立即展开攻击。

当时我军投入战斗人员约在4万人之多，仅我师即有1万多人，另有四十七军一个师和漳卫军分区警卫团、五十二团及三十八军炮团，可谓兵力大大优于敌人。其部署是四面齐攻，我师担任西面攻击。4月16日下午各师按次序先后出发，经一夜急行军，于17日拂晓前后分别赶到安阳城外围，随即展开外围攻击。我师到达时，其他三个师方向已投入战斗，我们也只好仓促开战，首先肃清外围之敌。由于我们是以长途奔袭后的疲惫之师对以逸待劳之敌，更加之没有时间侦察敌人火力分布、兵员之数、地形地物等，所以前期攻击各部均不顺利，并出现一定伤亡。后来各师指挥员及时调整战术，战况方得以扭转，至是日下午5时前，4个师完成了对安阳城的合围。

攻城战斗由于以上原因亦不顺利，开始由于炮火未准备好，上级催促攻击，战士以云梯攻占城墙，受到敌城上碉堡火力封锁，造成很大伤亡。后来在我炮兵的配合下，摧毁敌城墙上火力点，并以炸药包炸塌城墙，战士们才登上城墙与敌展开巷战。敌人所以顽抗，就是依托坚固城墙碉堡和外围火力，城墙一旦攻破，依托无存，敌人便完全失去战斗力，因此，后期战斗较为前期顺利。

此战于4月17日开始，5月6日结束，计用时20天，全歼守城之敌1.4万多人，"冀豫边区清剿副指挥官"郭清福被击毙，指挥官赵质宸被生擒。但我十二军也有较大伤亡，我师三七○团张同新政委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很久很久，我们都忘不了这次安阳之战。我在想，这场战斗可不可以避免呢？困守孤城之敌有没有以政治攻势的威力迫其自动投降的可能呢？因为我们没有试，所以不敢肯定回答。但先例是有的，且不少哩。攻城时不那么急行不行？等炮火准备完毕协同行动行不行？作为一个师的指挥员，我不掌握攻城全局情况，更不了解攻城之外还有别的因素否，所以亦不敢肯定回答。但我总觉得把一场练兵的战斗打成消耗战，死伤几千人似乎不值得，亦违背了我军一贯的战术原则。这些都是我自己心里想的，未曾公言，50年后说出来，以供研究战史的同志们参考吧！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