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有大才者授以官，有大功者封与爵，官爵作为国家名器一旦沦为私相授受的地步，那么王朝的统治也就意味着要走向覆灭。太平天国就是例证。
太平天国的官爵，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复杂、最庞大也是最难理解的，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带有浓厚的宗教和非正统的色彩。御史下面就花费一些笔墨，来讲一讲太平天国的官爵封授制度。
在同打江山、同享天福的初期，授官封爵较为谨慎前期是指天京事变之前，这一时期授官封爵，基本掌握着三个原则：
一是铨选之权、全操于天王和东王。
前期上至六官丞相，下至检点、指挥，凡授官都需要经过保举，呈送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审核，再转东王杨秀清当面考核，最后在经过天王洪秀全的认可后，才由杨秀清颁给官执照，然后便可凭照赴任领印，正式上岗办理政务。
统兵在外的一方大将，因战功需保举有功将士，也同样要经过东王的认可，将帅不得擅行封赏。所以常有前线将帅派信使偷越敌境关卡，远赴千里回朝禀奏保举的事。
癸好三年四月（咸丰三年），杨秀清核准北伐大将林凤祥等保举彭福兴、张大里为监军便是一个例子。后来干王洪仁轩还曾谈及此事：
“查东王在日，即末秩微员，升降必由天廷转奏，片文只字，刊刻必自京内颁行，故官虽少儿足贵，从无越队求荣，印虽小而珍，孰敢私铸伪铸，其郑重为何如也！”
二是官爵系统较为精简，井井有条
前期丞相以下（含）为职官，王、侯为爵位。职官分正职官和同职官（正、副、又正、又副），尽管和同时期的清代比起来，太平天国的职官名目比较复杂，但是总体而言还能做到纲举目张，俨然不乱。
三是限制职官和爵位的数量，非大功不封爵
太平天国前期不管是职官还是爵位，其数量都比较有限，当时的六官丞相为职官最高品，非有大功不封侯，其时封侯者总计不过才二十人。
甲寅四年十月（咸丰四年），东王杨秀清诰谕统帅在外的燕王秦日纲：“凡保举官员，必须查其平素历练老成，精明灵变，然后传该员前来，亲自勘验。”从这道诰谕中可以看出，当时任用官员是十分慎重的。
就连曾国藩也于咸丰五年私下赞扬说：“赏功课职，颇协众情，初无依违，故其党争为致死，虽屡至穷蹙而不舍焉。”
太平天国前期封官拜爵，就是掌握了以上三个基本原则，所以官爵就能够收到集权于中央，和激励部众斗志的巨大作用，从而也促进了使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
天京事变后大权旁落，滥封之势已无法遏制天京事变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天王洪秀全以及中央政权的威信下降，在官爵方面，将帅擅自封官拜爵，获得了原本属于中央的人事任免权。
己未九年（咸丰九年），干王洪仁轩上台执政时，想通过一己之力扭转局面，下达了严厉的法令：
“嗣后如主将在外远征，官兵有功只准注明功劳存其劳绩，以待凯旋奏封。主将以下统兵官无论其高官王位，亦不得私铸印信，私给官凭，僭越一些。倘有私与官职者，当律以大辟，私授官职者，亦正典刑。”
但是这道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在外诸王诸将根本不予重视，就以保王童容海一部而言，他就私下授予部下官职938人。其他还有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等，也都给部下封官拜爵，且人数都十分庞大。
在外诸王诸将大封部下，在短时间内确实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但是这种政策，只能取得一时之效，却种下了滥封的根源。
受封爵位的人太多，那么原先的二级爵位体系（王侯两级）就势必要受到挑战，为此又在侯爵之上，新设义、安、福、燕、豫五爵，合称六等爵制，而后才是王爵。之后，六等爵制的封号都被用尽后，又用数字编排，以作无限制的封赏。
数字编排怎么理解呢？比如廖深的爵位为安爵，他的具体封号就是“三百六十八天安”；龙有育的爵位是豫爵，具体封号就是“一千四百六十九天豫”。可以想象，六等爵制下，获封爵位者应该不下几万人。
再到后来，六等爵制已经不被人所接受了，不得已又在义爵之上，王爵之下，再加设天将、朝将、神将等官级。但是封爵的大限已经打开了，就好比冲开决口的提防一样，日封日多，以至于“举朝内外，皆义皆安”。
当上面所加的官级也不能发生限制作用的时候，就势必把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王爵冲破，一直到滥封两千七百多王的地步。
王爵起初都是有王号的，前期有东南西北翼五王，后期有忠王、英王、侍王等。后期王爵封多了，就不给王号了，一律称为“列王”。
后来列王又封多了，再封的王就称为“小王”，以区别于有封号的王爵和列王。凡是受封为小王的，都会感到委屈，太平天国的官爵制度到了这种程度，已经是走到了死胡同了。
历朝历代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官爵制度就如同一面镜子，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它的盛衰与兴亡，大清朝如之，太平天国亦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