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在客厅里看《人世间》——这部电视剧她已经看过至少3遍，我凑巧看到了电视剧中的主人公周秉昆轻轻吟唱俄罗斯民歌《三套车》的镜头，心下因此不由一颤，昔日在大学中文系参加新年文艺演出的陈年往事，不由浮现在眼前。
那应该是1979年发生的事儿。那时的我刚20岁，读书学习之余，对于体育、音乐怀有相当浓厚的兴趣。当然，由于我的身体素质并不出色，所以，我并没有成为体育明星的幻想；但是，因为曾经得到身边很多人对我的音色、音质的夸赞，加之电台电视台里那些歌唱演员总是能够获得人们最为热烈的掌声，所以，对于成为音乐家之类说实在的，我的内心还是很有几分冲动与憧憬的。可是，在这之前，我并没有获得多少“露脸”的机会。如果说有，那大概只有初一那年，县里的京剧团到我就读的学校招收学员，我被负责招生的两位京剧团的工作人员看中，叫到教师办公室唱了一首歌，马马虎虎可以算是一次。
为什么京剧团的那一男一女两位负责招生工作的人员会看上我？我五官还算端正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或许是，当年为吸引他们的眼球，我努力让双眼滴溜溜转起来，使之变得水灵与活泼，应该是很重要的原因——这之前，我听说过对演员来说，眼睛必须有神是前提性的条件。可惜的是，到了教师办公室，他们让我试唱一曲京剧唱段的时候，我竟然平时会哼会唱的好多唱段，一段也没记起来。比如说，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家喻户晓的《提篮小卖》至少我是烂熟于心的，可那时我竟然也忘了。最后，无可奈何之下的我只能唱了一首被人们唱了千遍万遍的《东方红》。
因为对于音乐我是有感觉的，而且也真的曾经有过成为歌唱家的梦想，所以，1979年新年快要到来，首先是在本班举办的文艺晚会上，我跟一位男同学合作演唱了俄罗斯民歌《三套车》——自然是以男声二重唱的方式演唱的。再后来，各班级选送若干较为出色一些的文艺节目参加中文系的演出，我被选上了，主打节目还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只不过这回是以独唱的方式表演。而在中文系的文艺晚会上，我不只比在班级上镇定了很多，而且演唱的效果也应该更好一些：在班级上，我们是清唱；而到了中文系的文艺晚会上，我的独唱是有手风琴伴奏的——伴奏者是如皋师范的音乐老师冯如林。
为我伴奏的冯老师不只是专业水平比较高——后来他调入南通师范工作去了，而且他人意味极好。针对我歌曲的节奏的把控存在一定问题——音符的长短的控制我总是做不好，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我大胆唱我的，而他则跟着我的节奏伴奏——简单说就是，我唱他跟。结果，我们的合作获得了成功：在那年的中文系文艺演出中，男声独唱有好几人，但只有我获得了等级奖——三等奖。
我之所以能够获奖，我认为我与冯如林老师的合作比较成功是因素之一，而我自身的音色、音质有一定的特色，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可以算是一个；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我对这首歌的歌词的理解达到了一定深度：《三套车》唱的是赶车的那位小伙子，在与他为伴的那匹老马最终将要被财主买了去的时候，内心无比的忧伤，并在为客人赶车的时候，通过歌曲把他的忧伤传达出来，以致坐车的客人都受到了极大的感染。这样的人与马的浓浓深情，穿透人心，让人久久难忘。而我在演唱的时候，强化了这一点。
从大学毕业之后到走上工作岗位的最初的几年里，我一如既往保持了对音乐的热情。有一阵我工作的那所农村中学没有音乐老师，我还滥竽充数过。而在工作之余，我在宿舍里，也会情不自禁地哼唱那些当年的“流行歌曲”——主要是从一本《外国歌曲选》里自学来的诸如《我的太阳》、《友谊地久天长》、《伏尔加纤夫曲》等歌曲。当然，这其中也有《三套车》。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这歌词我之所以经久难忘，那是因为它承载着我年轻时的很多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