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济吉特·琦善，乃嘉庆、道光、咸丰三朝颇具声名的朝廷重臣。然而，其声名更多源自负面行径。在未经朝廷授权与奏报的情况下，琦善私自与英方代表义律签订《穿鼻草约》，此约后续演变为《南京条约》，致使香港岛被割让予英国，严重损害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然而，御史撰文之目的，并非在于详述此段饱含屈辱的历史，而着重聚焦于琦善的仕途轨迹。须知，在清朝督抚群体之中，若论升迁速率，琦善堪称首屈一指，无人能出其右。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琦善】
博尔济吉特，此乃蒙古族之姓氏。然琦善之先祖，于往昔之时，即归附后金政权。其家族旋即编入满洲正黄旗之列，且因屡立战功，获封世袭罔替之一等侯爵，此殊荣世代相袭，彰显其家族于当时之显赫地位。
琦善之父成德，乃清廷高官，曾执掌热河都统之要职。琦善出身于满洲贵族门第，仰仗旗人所享特权，既不潜心向学、钻研经史典籍，亦不勤修武艺、磨砺军事技能。其秉持着家族荫庇之固有观念，笃定仅凭家族之优势背景，便可顺遂谋取官职，踏入仕途。
事实上，成德故去后，琦善即承继一等侯爵之位。依据清代典制，获封公、侯、伯等爵位者，享有选任将军、都统、副都统等高级武职的资格。
遗憾的是，琦善难以肩负重任。嘉庆帝于官员考核之际洞察其才具平庸，不堪大用，最终仅委以刑部员外郎之职。
琦善凭借侯爵身份，获任刑部员外郎一职，此官职为从五品。从品级而言，从五品官位并非低微。于封建官场体系中，官员若能勤勉进取、砥砺奋进，亦有望仕途顺遂，成就一番功名。虽难以企及入阁拜相之高位，但谋得尚书、侍郎之类官职，并非全无可能。
【被同僚视为异类】
颇为惋惜的是，自琦善任职刑部之后，仿佛置身于全新且复杂的工作环境，在历经数年的时间里，始终未能有效融入刑部工作体系，展现出与岗位要求存在较大程度的不适应性。
琦善于《大清律例》方面，知识储备极为匮乏，且对官场复杂的规则与利害关系缺乏深刻认知，故而频繁引发诸多棘手事端。
嘉庆十三年，琦善奉调至朝审处，执掌当年死刑犯的审核事宜。然而，未几，便遭刑部尚书解任。刑部尚书给出的缘由为：琦善对相关则例不通晓，行事乖张，肆意妄为。
事实上，此并非关键致因。追本溯源，其根源在于琦善在与刑部同僚及书吏沟通协作过程中，未能掌握恰当的交流技巧与策略，致使自身时常陷入他人蓄意设置的圈套之中。
在当时的官场环境中，汉族官员常凭借自身文化优势，对琦善抱以轻视态度。于日常出行及社交聚会等场合，汉族官员刻意将琦善排除在外，致使琦善在官场社交圈子中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地，难以融入群体。
琦善深知自身在相关事务处理上存在欠缺，遂痛下决心，不惜斥资八千两白银，礼聘刑部资深书吏。此举措旨在借助书吏丰富的部务经验，使自身得以系统研习部务流程与要领，从而提升处理政务的能力。
凭借不懈努力与勤勉钻研，在书吏悉心指导下，琦善政务能力稳步提升。未及一载，便因政绩斐然，擢升为刑部郎中。时隔两年，因其卓越表现，再度获朝廷拔擢，出任通政副使，自此正式跻身京卿之列。
嘉庆帝洞察到琦善展现出的能力提升，出于进一步培养其政务才能之考量，在琦善任职通政司副使未满一载之时，便将其擢升至河南按察使一职。自此，琦善正式踏上仕途快速进阶之路。
【以按察使身份赶走了两任河南巡抚】
嘉庆二十一年，琦善履新之际，时任河南巡抚者为文宁。彼时，河南省域内数起冤案浮现。按察使衙门依规将相关案情呈报，文宁却对此采取漠视之态。琦善见状，秉持正义，虽明知此举或有僭越之虞，仍毅然决然地拟就奏章，呈送至京师，以揭发文宁之失职行径。
彼时，数位军机大臣秉持观点，认为琦善之举有违官场固有体制，存在以下犯上之嫌。然而，嘉庆帝却持有不同立场，对琦善予以支持。随即，嘉庆帝颁下旨意，特派钦差大臣火速前往河南。该案件从本质而言，调查难度并非不可逾越。经一番查证，最终判定文宁有过，将其革职。
继文宁之后，出任河南巡抚一职的乃是和舜武，其族属满洲。和舜武居官期间，秉持公正廉洁之操守，然世事纷繁复杂，即便一贯秉持正道，亦难免遭遇波折。
嘉庆二十三年，黄河水势迅猛暴涨，致使大片田亩遭淹，损失难以计数。彼时，官员和舜武于统筹救灾及赈济事宜方面有所疏失，故而遭琦善上奏弹劾。嘉庆帝素以宽和著称，且深知和舜武为官品行端正，颇具能力。权衡之下，嘉庆帝并未对和舜武予以苛责惩处，而是做出人事调整，将其改派至浙江任职。
时年29岁的琦善，于彼时荣膺封疆大吏之职，堪称年少有为。其仕途并未囿于此境，两年之后，琦善擢升两江总督，至此在地方官职体系中已然攀至巅峰。
在长达十余年的仕途中，琦善辗转任职多地，历任山东巡抚、漕运总督及四川总督等诸多要职。其间，虽偶因细微过失遭受惩处，但仕途整体顺遂。至道光十六年，琦善获擢升为协办大学士；时隔两年，即道光十八年，其又进阶至文渊阁大学士，于文官体系中荣登鼎峰之位。
在道光统治时期，琦善可谓是备受瞩目的重要人物。其仕途履历丰富，曾先后执掌直隶总督之位，又兼任四川总督与成都将军，继而任职陕甘总督。彼时全国共计八个总督职位，琦善除湖广总督与闽浙总督之职外，其余总督要职皆曾历任。
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琦善不幸殒命，毋庸置疑，其将荣膺清代声名远扬的封疆大吏之誉，且所获赞誉大多为正面。
在历史进程中，特定情境下，过长的在位时间或会引发复杂局面。自鸦片战争爆发，局势急转直下，道光皇帝将此重大变故的责任，归咎于时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并随即颁下旨意，任命琦善接替林则徐，出任两广总督这一要职。
琦善与林则徐在政治立场上截然不同，琦善秉持坚定的主和理念。因获道光帝眷顾，他罔顾国家利益，私下与义律订立丧权辱国之条约，将香港岛拱手让与英国。
道光帝秉持天朝上国之传统观念，极为注重朝廷威严，视领土割让为有损国体之行为。基于此，其盛怒之下，果断将琦善革职，并下令锁拿进京，以追究相关罪责。然而，这一举措在某种程度上颇具形式意味。时隔未几，琦善便官复原职，再度获任大学士、总督等要职，其仕途并未因之前之事受到实质的长期影响。
咸丰年间，琦善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事行动中，未能建树任何功绩，反而屡有过失，遂被褫夺大学士之衔。至咸丰四年，琦善卒于军中，朝廷颁旨追赠其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衔，并依总督之例予以祭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