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以清代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中，常见这样的场景：官员出行之际，数名衙役在前鸣锣以警示路人，另有数人于后高举书有“肃静”“回避”字样的牌子。然而，真实历史中，清代官员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奢靡程度，远非影视呈现所能比拟。鉴于此，身为御史，特借此时机，与诸君深入探讨清代官场中那些鲜为大众所知的情形。
从历史发展规律而言，王朝的演进呈现出一种态势，即时代愈往后推移，王朝体制下官员所遵循的各类礼仪规范愈发冗杂。与此同时，当一个王朝步入衰落阶段，官员的派头与架势亦愈发彰显。晚清时期，便清晰展现出这种特征，彼时官场风气极度败坏，堪称达到了极致。
在民国时期，曾有一位出身前清的官员，对清代官吏彰显官威、讲究排场的情景予以描述。
晚清旧官僚所秉持之习气，实乃令人深恶痛绝。于仕途未显达之际，此类人等尚可安步当车，并无以为苦之态。然一旦跻身官场、仕途顺遂，出行则非乘轿不可，仿佛与生俱来的双足竟成无用之物。不仅如此，其日常生活的一应举止行为，皆仰仗他人协助，乃至饮食、着装等基本事宜，亦需奴婢侍奉左右。尤为显著的是，官职越高，此种不良习气便愈发严重。
事实上，晚清时期官吏阶层所展现出的摆官谱、讲官派之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到具体的言语措辞与行事风格，均淋漓尽致地彰显出其身为官员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与优越性。即便只是尚未获得正式品级的基层小吏，即便自身客观条件有限，亦会竭尽所能，执意营造并维持这种官派做派。
【外出时最能体现当官的威严】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社会等级壁垒分明。从省级的督抚，至基层的知县，各级文武官员均恪守着严格的等级秩序。他们于外出之际，皆配备一套与自身品级相符的仪仗规制，此乃封建等级制度在出行方面的直观体现，清晰界定了官与民之间的身份差异。
在清代官制体系中，督抚位居高级别官员之列。其出行仪仗规格颇高，名为“八座之仪”。具体而言，队列前端由小红亭作为先导，紧随其后的是红伞与绿伞，同时配有四名鸣锣者。继而出现的是“肃静”与“回避”木牌，各为两块，以及彰显官衔的牌示。随后，有身着红黑色帽服的皂役，各四人。再往后，则是督抚本人乘坐的八抬绿大轿，而在大轿之后，还设有四名巡捕随行。
随着等级的逐次递降，与之对应的仪仗规格亦会相应递减。以鸣锣这一仪仗环节为例，鸣锣次数有着严格且规范的定制，不容紊乱。
出行时鸣锣的次数因官员职位差异而蕴含不同意义。于州县官出行场景中，依规鸣锣次数为三响或七响，此二者分别被称作“三棒锣”与“七棒锣”。这些锣声各自承载特定寓意，三响锣意即“行人避让”，七响锣则表示“军民人等一概回避”。
道员与知府在地方官僚体系中位列中级，统辖诸多州县官员。其出行仪制颇为讲究，行进间鸣锣九响，此举动蕴含“官吏军民等一概避让”之意，相较州县官员的出行排场，规格明显更高。
在清朝官制体系中，各省督抚依例获授兵部尚书、兵部侍郎，以及都察院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等兼衔。凭借这些兼衔，督抚得以拥有节制辖区内文武官员之权力。就其出行礼仪而言，常以鸣锣十一响为标识，此举动旨在宣告“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需即刻避让”。
若遇官阶高于总督之朝廷要员，诸如身负巡察使命的钦差大臣莅临行省考察，其出行仪仗规格更为隆重。依定制，需鸣锣十三响，此鸣锣之举，意在宣示“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皆应即刻避让”。
在封建统治体系下，无论何种官职，一旦出行，民众皆需主动退让回避，严禁冲撞其仪仗队列。此乃维护封建官僚权威的基本要求，是彰显“官威”的重要表现形式。
在封建官场中，亦存在部分行事低调的官员。以郑板桥为例，其于知县任上，出行之际，摒弃常规的仪仗规制，并未彰显象征官威的“肃静”“回避”牌，姿态仿若寻常大户人家的家主。即便夜幕降临，仅令一小吏执书有“板桥”字样的灯笼，于前方引导行程。
郑板桥禀赋卓异，于政务上亦多有建树，故而备受民众拥戴。然而，其行事风格与官场惯例相悖，为同僚所诟病，他们视其行径为有失官体，有悖为官之道。如此特立独行之举，在上司眼中难获认可。显而易见，这种与官场主流格格不入的状态，致使郑板桥难以在仕途上长久维系。
【住房、吃饭更能体现为官者的优越性】
晚清阶段，于京城任职的诸多官员素有撰写日记之传统，此一行为为后世留存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在这些日记文本当中，京官的住房状况成为着墨最多的核心内容。
初涉官场或于仕途之中遭遇困境的低级京官群体，常被视为“穷困京官”。事实上，其经济状况着实窘迫，年俸不过区区百两白银左右，如此微薄之收入，远不足以支撑基本生活开支，故而往往需仰赖举债维持生计。
然而，这并未对京官们的居住状况产生实质性改变。在京任职的官员，无一例外会于京城繁华地段租赁一所颇为体面的宅邸。此行为看似维持体面，实则徒增负担。究其缘由，在官场同僚的观念中，日常饮食节俭与否，旁人难以察觉，而住所若显得简陋，便极易遭受他人轻视。
在封建官场环境下，于同僚之间，居住于宽敞宅邸成为一种用以维护体面与尊严的方式。而面对普通民众，京官群体普遍展现出一种基于阶层差异的、明显的优越性。
晚清时期，宣南地区作为京官聚居之所，官员宅邸门前皆张贴用以彰显身份之“封条”。其封条内容通常为“严禁喧哗，违者送究”之类表述。不仅如此，官府还明确规定，宣南区域内的街巷，普通民众不得大声喧闹，诸如广场舞、茶馆、戏院等可能引发喧闹的活动，均在严禁之列。
在特定历史时期，于饮食方面铺张炫富、讲究排场，实乃那些财力殷实之官员所独享之特权。此类官员，于日常个人膳食之时，秉持着精益求精之理念，追求食材之极致，专选珍稀昂贵之物以飨口腹。而当面临招待宾客之情形时，其对菜品的要求则着重于丰富多样，力求通过繁多的菜品种类，彰显自身的地位与财力。
衡量宴饮规格的标准，以席间菜品供应的丰富程度为重要考量。具体而言，需保证宾客在饱腹之后，仍有源源不断的菜肴呈上。除菜品丰盛外，官员用餐时的侍从服侍亦有规范。以七品知县为例，每当用膳之时，必有两名衙役恭立两侧，将帘幕高高挑起，并高声通传 “请老爷用膳”，以此营造出颇具仪式感的用膳氛围。
在婚丧嫁娶等事务方面，情形尤为突出。当官员自身或其眷属面临婚嫁、丧葬、寿诞等事宜时，举办的宴席规模起点即为一百桌。且依惯例，此类宴席会进行等级划分，具体涵盖鱼翅席若干、次等鱼翅席若干、燕菜席若干以及海参席若干等不同类别。
晚清时期，官吏的生活作风与清王朝统治一样，腐败至极，行径之恶劣超乎想象。彼时，官场盛行摆官谱、讲官派之风。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此等不良作风虽有所改善，然而，由于其源自中国数千年历史传承，即便历经时代变迁，直至今日，仍在一定程度上存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