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盛世阶段，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清代最具建树的君主。然而，三人执政风格大相径庭。具体而言，康熙秉持“宽仁”理念治理国家，以较为宽厚、仁慈的方式施政；雍正则以“严苛”著称，其执政手段严谨、峻厉；至于乾隆，“霸道”一词可精准描绘其统治风格，行事果敢且强硬。
康熙帝以宽仁著称，雍正帝以严苛闻名，二者于驭臣之道上，皆秉持相对公允之态，未曾凭借毫无根据之罪名滥杀大臣，总体展现出一定的理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乾隆在位的六十载岁月里，诸多大臣竟因缺乏充分事由而无端遭受诛杀与治罪。
在乾隆朝的历史进程中，乾隆帝行事风格的强势霸道，从彭家屏一案中可窥一斑。彭家屏身为地方要员，在任期间政绩斐然。然其因秉持为民请命之念，却遭乾隆帝打压。最终，彭家屏蒙冤受屈，落得抄家自尽的凄惨结局。彭家屏案，无疑是乾隆帝主导之下的一桩重大冤案，深刻反映出彼时的政治生态。
【彭家屏其人】
彭家屏，籍属河南夏邑。其于康熙六十年荣膺进士之衔，初入仕途即授职刑部主事，旋而擢升为郎中。雍正年间，李卫以备受帝宠之身出任直隶总督，彼时，彭家屏外放任道府之职，于李卫麾下供事。
彭家屏秉持清正廉洁之操守，于政务处理方面展现出卓越才能，故而深得李卫之青睐。李卫对其才能极为认可，彭家屏在仕途之上亦因此顺遂，晋升颇为迅速。乾隆登基后，身为前朝资深旧臣的李卫，基于对彭家屏能力的充分了解，不遗余力地向朝廷举荐。在李卫的积极推动下，彭家屏旋即获任湖南按察使一职。
初始阶段，乾隆帝对彭家屏颇具好感。当乾隆帝致力于整肃鄂尔泰朋党势力时，彭家屏多次上奏，揭发鄂尔泰党羽种种行径，为乾隆帝巩固统治助力良多。随着鄂党势力的垮台，基于其前期表现，彭家屏顺利擢升为江西布政使。
彭家屏于地方任官期间，政绩斐然，履职尽责，秉持务实之态处理政务。依此态势发展，晋升巡抚之位指日可待。但事与愿违，彭家屏的困境恰恰源于其卓越的官声。他所至之处，皆获民众的衷心拥戴。
在封建统治体系下，官员于民众间享有较高声誉，本应视作一种积极的政治现象。然而，在处于特殊历史背景、时刻警惕汉人“反清复明”思潮的乾隆皇帝眼中，此情形却触碰了敏感的政治禁忌。回溯至乾隆二十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彭家屏，在奉旨进京觐见乾隆皇帝之际，敏锐察觉到自身所获声望已引发圣上的猜疑与警觉。
于官场历经数十载沉浮的彭家屏，敏锐洞察局势，深知若彼时不主动提出卸任请求，后续事态恐难逆料。于是，他以抱恙为由，呈请解职归乡。乾隆帝表面上做出挽留之举，展现出惜才之意，然经权衡，最终还是恩准了他的请求。
至此，就常理而言，此事似可告一段落。乾隆帝既已消除潜在“威胁”，彭家屏亦有望安然脱身，如此局面，于君臣双方而言，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想的结果。然而，彭家屏却无端节外生枝，打破了这一微妙平衡，最终致使自身罹受灾祸。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第三次南巡，途经徐州。彼时，家居养病的彭家屏专程赶赴徐州迎驾。乾隆帝随即亲自召见彭氏。在君臣奏对过程中，彭家屏如实陈奏了其家乡河南的灾患情形。此举，无疑令乾隆帝兴致受挫。
彭家屏遭解职后，乾隆帝向身旁大臣言及：“彭家屏实乃李卫门下附庸之辈。其性格乖张多变，于恩怨方面极为分明。往昔每逢奏对之际，对鄂尔泰、鄂容安二人皆竭力贬损。朕鉴于此，对其为人极为鄙夷。”
乾隆帝虽对彭家屏存有些许不满之情，然尚未至必欲除之而后心安的程度。数日后，御驾踏入河南地界，彼时，河南夏邑民众接连于道中拦驾呈告御状，言辞急切地陈诉夏邑所遭灾情之严峻态势，同时指摘河南巡抚图尔炳阿隐匿灾情、未予奏报，恳请圣上秉持公正，为黎民百姓主持公道。
当地士绅连同普通民众，皆呈递诉状，指控官府在赈灾事务上履职不力。此情形致使乾隆帝极为震怒，他判定这绝非寻常的上告事件，背后定然存在主使之人。乾隆帝旋即向随扈大臣表示，民众状告官府的行为，实乃犯上作乱之举，此种风气绝不容许滋长。
旋即，乾隆帝颁布谕旨，责令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对告状者展开缜密审讯。在审讯过程中，为首的生员段昌绪浮出水面。随后，于段昌绪宅邸查获吴三桂所撰反清檄文。鉴于此罪证确凿，段昌绪旋即被依律就地正法。
乾隆帝考量，段昌绪仅为生员身份，按理不具备足以引发重大影响的能力，遂将调查重心转向彭家屏。然而，从律法与技术层面审视，为彭家屏定罪存在诸多阻碍。为拔除彭家屏这一隐患，乾隆帝在其执政历程中，实施了一项既荒诞不经又堪称丑陋的举措。
乾隆再度传召彭家屏，于其面前严词斥责，并强令彭家屏供认家中隐匿“逆书”之事。同时宣称，彭家屏久沐国恩，若能主动坦白，或有一线生机。借文字构陷他人，乃乾隆屡试不爽的惯用手段。
面对无端指摘，彭家屏秉持坚定立场，坚称自家并无所谓逆书，尤其不存在吴三桂反清檄文。然而，乾隆帝并未就此罢休，而是持续以高压态势再三审讯逼供。在此情形下，彭家屏终因无力抗衡，不得不承认家中藏有诸如《豫变纪略》《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等数部明末野史。
乾隆对此如获稀世珍宝，旋即责令专人查抄彭家屏府邸，然即便是穷搜博采、彻底清查，亦未寻得那几部书籍踪迹。此情形使乾隆处境颇为尴尬，遂进一步推测，极有可能是彭家屏之子彭传笏将其焚毁。旋即饬令图尔炳阿予以严格审讯。
以如此专横跋扈之举，无端构陷罪名欲置大臣于绝境，此等行径，常人皆难以泰然处之。彼时，乾隆洞察彭家屏内心积怨，斥其“绝灭天良”，旋即降旨，将彭家屏父子判处斩监候之刑，并没收其全部家产充公。
尽管彭家屏已然获罪定谳，然而乾隆帝心中之愤懑并未就此消解，仍觉惩处未达其预期之程度。遂敕令图尔炳阿对彭家屏抄家所得之书籍详加审读甄别，若于其中发现任何可能涉及罪愆之线索，便需重新予以定罪量刑。
旋即，图尔炳阿上奏朝廷，称彭家屏刊印了一部名为《大彭统记》的族谱。经核查，该族谱内容本无悖逆违碍之嫌。然而，乾隆帝却从另辟蹊径的角度审视，认为彭家屏在族谱中自承彭姓为黄帝后裔，且族谱命名与累朝国号存在相同称谓的情况，同时又指责彭家屏未遵循避讳规制，未避庙讳。基于上述缘由，乾隆帝下旨赐彭家屏自尽。
【彭家屏死得太冤了】
从该事件的整体演进分析，彭家屏一案实乃乾隆帝一手策划操办。在缺乏确凿证据支撑的情形下，仅凭刑讯逼供便予以定罪。即便退一步假设，彭家屏确实私藏若干所谓“逆书”，依据当时律法条文衡量，亦不足以判处死刑。
以《豫变纪略》为例，其文本所记内容皆聚焦于李自成相关史事，与满清方面毫无关联。而《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这几部典籍，所涉内容为明清时期的历史事件，其中并未出现诋毁朝廷的任何表述。若要严苛审视，仅存在个别字词可能具有所谓“违碍”性质。
若其他朝臣私藏此几部书籍，至多施以训诫、罚扣俸禄等较轻惩处。而《大彭统记》将彭姓与黄帝关联并判定有罪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需知，于《三字经》所涉姓氏中，绝大多数皆为炎黄后裔，此乃普遍现象，彭姓自不例外，实不足为怪。
从历史角度审视，未避庙讳之举，并非不可饶恕之重罪。乾隆帝在位期间便明确宣称：“朕自登基伊始，未曾因臣民触犯朕之御讳而施以罪责。”事实上，即便出现无意未避讳之情形，通常亦不过予以罚扣俸禄、降低官阶等惩处措施。
显然，乾隆之所以执意将彭家屏置于绝境，盖因其在汉族民众中颇具声望，亦或是彭家屏做出了为民请命之举，而此举在当时的情境下被视为不合时宜。
颇具戏剧性的是，此后乾隆帝竟派遣人员乔装暗访，对河南地区的灾况展开详细探查。经此番调研，所获结果显示，河南实际的受灾情形，相较于当地民众以及彭家屏所呈奏的状况，更为严峻。
值得庆幸的是，乾隆帝并非昏庸之主。彼时，面对相关状况，他果断敕令户部调配钱粮，对受灾区域予以赈济。与此同时，鉴于河南巡抚图尔炳阿的不当举措，乾隆帝果断采取措施，将其革除职务，并责令其前往乌里雅苏台效力赎罪。此等决策彰显出乾隆帝执政风格的果决与强硬，在历史上亦属较为罕见的治理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