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开始，凡是王朝鼎革，必然伴随着屠杀，征战中的屠杀一般分为两种——屠城，杀降。

屠城，往往是面对久攻不下的坚城，为了让士兵发泄，才放任其屠杀劫掠。而杀降的原因比较复杂：为了威慑敌人、为了泄愤，甚至有时候纯粹是缺粮了，只能主动减少人头。

电影《投名状》里，苏州大屠杀就是因为缺粮，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当年策划苏州屠杀的是李鸿章，共杀太平军八个王爷和两万士卒，气得英国人戈登要跟李鸿章决斗。

外国人觉得杀降有辱军人尊严，其实东方也有“杀降不祥”的文化，古人把白起、项羽当做了反面教材，暗示杀降之人都难以善终。

但哪怕到了明清，杀降的行为都难以禁止，但“杀降不祥”的诅咒却常常应验——明代名将常遇春、谭渊，都曾杀降，最后也都死于非命。

常遇春是举世闻名的猛将，而谭渊这个名字可能大多数人闻所未闻。

谭渊是燕军旗下的大将，曾跟随朱棣南征北战20年，深受朱棣器重。

史书记载，谭渊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但这个人生性残忍，在靖难之役中闹出“沧州之屠”，把刚起兵的朱棣气了个半死。

沧州城陷落后，谭渊违背朱棣的命令，把朝廷的降兵三千人一夜杀光，血流漂橹。朱棣勃然大怒，但并未处罚谭渊。

尽管谭渊之后戴罪立功，但没过多久就离奇地死于夹河战场，后世都认为是他滥杀无辜，才招致报应。

那么，谭渊其人有怎样的故事？他为何要屠杀降兵？谭渊最后又是怎么死的？

明初将领谭渊，现在网络上的材料一般记载为“福建三明清流县人”，据说这是县志记载，但这个籍贯其实有点问题。

谭渊在《明史》上简单记载为“清流人”，这个清流是当时的地名，不过不是福建的清流县，而是安徽滁州的一部分。

从隋朝到明初，滁州的核心地区名为“清流县”，明朝初年才取消这个行政区划。

《明史》上记载，谭渊是行伍出身，而且是继承父亲的职位当上的军官，所以他们家应该从军很早，是朱元璋老乡的可能性更大。

作为武将，又不是高级别的公、侯之类，史书上一般留不下几行字。所以谭渊早年经历不祥，他的人生是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开始的。

《明史》：“嗣父职为燕山右护卫副千户。燕兵起，从夺九门。”

所谓“燕山右护卫”，是明朝制度中藩王的三护卫之一，由于谭渊父亲是副千户，他在其父亲死后继承职位。

按明朝律法，只有长辈战死，后代才能继承军职，故可以推断，谭渊的父亲是死于燕王早期的军事行动。

建文元年夏天，皇帝削藩，湘王自杀，燕王得了“疯病”。朱棣装疯卖傻，希望侄子能饶过自己，但朱允炆眼里不揉沙子，派人去抓朱棣押回南京。

最终，朱棣在建文元年七月初四造反，诱杀朱允炆派来的大臣张昺、谢贵，派亲信将领夺下北平城墙。

夺北平的战斗，是朱棣靖难之役的关键行动之一，朱能、丘福、张玉等大将都参与了这个行动，他们和谭渊一样，当时都是千户或者副千户。

北平被燕王占领后，朱允炆派耿炳文带大军北上平叛，朱棣趁机调集兵马攻占长城一带的重镇，作为自己的战略纵深。

建文元年八月，朱棣和耿炳文在河北真定决战，南北大军在滹沱河边相遇。

当时，耿炳文带了30万南军，驻扎在河北河间、鄚州、雄县等地。而燕军兵少，所以朱棣准备出奇制胜，趁着耿炳文立足未稳强攻雄县。

建文元年八月十五中秋节，燕军猛攻雄县，南军大乱，耿炳文派遣鄚州的守将潘忠和杨松前往雄县支援。

南军通过滹沱河上的月漾桥前往雄县，但没人发现桥下藏着上千燕军士兵——在谭渊的带领下，上千士兵头顶杂草，潜在水里等待南军万人过河。

待潘忠、杨松过河，谭渊带士兵钻出来夺取了月漾桥，切断了潘、杨二人的退路。

随后，朱能和张玉大破南军，潘、杨撤退，被堵在月漾桥，最终被燕军击败，鄚州也被顺势拿下。

大破雄县、鄚州后，潘忠带着上万人走投无路，最后大军请降，潘忠、杨松不愿投降，被斩首示众。此战谭渊居功至伟，这段精彩的战斗被《明史》记载，算是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明史》：“渊帅壮士千余人，伏月漾桥水中，人持茭草一束，蒙头通鼻息。南军已过，即出据桥。忠等战败，趋桥不得渡，遂被擒。”

此战结束后，朱棣论功行赏，谭渊官升一级，成为燕军都指挥府同知。

见雄县大败，后方的耿炳文心急如焚，朱棣料到耿炳文心虚，所以趁势进攻南军真定大营。

这场真定之战，是燕军和南京平叛大军的第一次大会战——耿炳文部10万人死守真定，先派出部队和燕军野战。不敌后，耿炳文决定死守城市，燕军攻城两天后撤退。

而谭渊、朱能、张玉等人在阵前指挥，纵骑兵袭击耿炳文侧翼，曾给平叛军造成重创。

真定之战虽然没有获得全胜，但燕军斩获不少，而且后世传说主将耿炳文在真定阵亡，所以建文帝才派李景隆北上带兵。

李景隆虽然是名将李文忠的后代，但其人能力一般，在河北三战三败，败光了朝廷的精锐，是造成燕王成功南下的罪魁祸首。

建文二年，燕王起兵攻山东，一路势如破竹，直到济南城下才停止。

济南城在兵部尚书铁铉的带领下反击燕军，丘福、谭渊等将领带兵填平济南护城河，带冲车攻城，但铁铉在城墙上高挂朱元璋的神位，燕军不敢开炮，最后撤退。

建文帝派盛庸代替李景隆统兵作战，盛庸和铁铉追击朱棣，燕军大败，被赶出山东。燕军只能在河北活动，于建文二年10月再次进攻沧州，一战破城，俘虏数千人。

此战让燕军挽回了，济南之战以来低迷的士气，也让士卒们出了一口气。

可当时，沧州城内的降兵很多，朱棣下令愿意留下的可以加入燕军，愿意走的自己会发一张凭证，凭此可以离开燕军地盘。

由于降兵数量太多，遣散一天后还剩下三千人，结果就在当天半夜，谭渊带兵将降兵带到城外屠杀，三千多人无一幸存。

此事震动河北，朱棣大怒，质问谭渊为何杀降。

《明史》：“渊一夜尽杀之。王怒。渊曰：“此曹皆壮士，释之为后患。”王曰：“如尔言，当尽杀敌。敌可尽乎？”渊惭而退。”

谭渊认为，这些降兵都是职业军人，哪怕现在放回去，未来肯定重归军队与燕军作战，不如早早屠杀一了百了。

朱棣则反问：“像你这么说，凡是和我们为敌的都要杀光，你能杀得完吗？”

明史上对此事的记载很简单，谭渊目光短浅，杀降兵，招致朱棣批评。

朱棣看问题肯定比谭渊更长远，如果攻下城就屠城，只会导致后来每个城市都死守，让燕军寸步难行。所以杀降必须被禁止，祸首要被严办。

但离奇的是，谭渊并未得到惩罚。

后世推断，在沧州城，谭渊的杀降举动可能也得到中下级军人的拥护。

诚然，燕军在济南之战败退几百里，损失不小，士卒怨气很大。所以在整顿几个月拿下沧州后，谭渊屠沧州，必然有让士兵泄愤的成分在里面。

而此次屠杀，保守估计要调动近万人的部队，否则一夜杀三千青壮士兵，谈何容易。朱棣大怒后，斥责谭渊，但史书并未记载处罚谭渊。

以朱棣治军的手段，不可能刻意包庇谭渊，但作为燕王的朱棣应该知道，杀降背后有军中泄愤现象，牵扯太多人，不宜追查到底。

这种时候往往会升起大帐，召谭渊问罪，众将出来求情，朱棣就借坡下驴，让其戴罪立功。

沧州之战只是一次小小的胜利，朱棣的目标还是山东。

11月，燕军从沧州南下，转道德州、临清，进攻东昌。

东昌大战，是燕军和盛庸率领的南京平叛军的决战，双方鏖战一个多月，燕军败退，且折损大将张玉。朱棣心痛欲绝，回到北平后茶饭不思。

再战山东失败，朱棣至此放弃从山东南下。

建文三年初，燕军在北平祭天，二月底再次出师南下。此时燕军和平叛军对峙于河北的夹河，三月二十二日，燕军主动进攻，朱棣攻侧翼，谭渊带骑兵正面冲锋。

此战双方斩获相当，但朱棣则下令军中哀悼三日，因为大将谭渊居然在战场阵亡

明史对于谭渊的死只留下短短几个字：“夹河之战，南军阵动尘起。渊遽前搏战，马蹶被杀。”。

前几个月张玉战死，那是身陷重围，无处可逃，最后被阵斩。但谭渊上阵，“马蹶被杀”，即战马在战场上意外摔倒，随后被敌人斩杀。

谭渊的最大不同在于，燕军和平叛军都在冲锋，骑兵来去如风，很难被包围。

这个“马蹶被杀”在史书上挺常见，举个出名的例子，清末的铁帽子王，被誉为大清柱石的僧格林沁，就在战场上“马蹶遇害”。

对骑兵来说，“马蹶”是个常见而致命的问题，一旦马匹摔倒，马很难迅速恢复奔跑能力，而失去机动力的士兵在战场会沦为活靶子，九死一生。

谭渊的死，并没影响朱棣的南下步伐。正史的谭渊就是朱棣阵营的一颗流星，他虽和张玉、朱能、陈亨等人同一职位，去世的时间和张玉、陈亨差不多，但并未追封“公”，而是“侯”。

连投降加入燕军的陈亨，后来都追封“泾国公”，可见在朱棣的心里，谭渊的地位要略逊张玉、陈亨等人一筹。

这个差距的来源，可能还是和沧州杀降有关。

因为靖难之战过程中，交战双方都是明军自己人，所以南北军经常互有降兵加入。可当初沧州的屠杀，导致燕军中“南兵奔逃”，军心大乱，朱棣深以为戒，严令以后再也不许杀降。

而史书中这个“马蹶”的死法，可能也是史家故意为之，以迎合“杀降不祥，因果报应”的循环。

谭渊的儿子谭忠后来东征西讨，跟随永乐皇帝北伐北元，在宣宗时期又南下交趾作战。期间他治军不严，纵兵劫掠，后来遇战溃逃，回朝被治死罪。

但令人疑惑的是，宣宗赦免了谭忠，还让谭忠的儿子谭璟继承新宁伯的爵位。

朝内认为谭忠犯了死罪，应该除爵。但宣宗以太宗（朱棣早期的谥号）赐给他家丹书铁券为理由，让新宁伯谭家得以存续，并流传200年。

此后，新宁伯从谭忠开始传承九代，末代新宁伯叫谭弘业，在明朝崇祯年间于直隶带兵。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围攻北京，北京城破，谭弘业战死。

谭家从谭渊崛起，到谭弘业战死为止，10代人陪伴明朝的始终，对于将门之后来说，虽有过也有功，也可称圆满了。

参考资料：

1.《明史》

2.《古代特权阶层的"丹书铁券"》，庚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