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斯大林六次婉拒毛主席访苏真相揭秘

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七十一万人，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1947年2月底，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一切卖国协定的说明。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出访苏联及东欧、东南欧社会主义国家，走一走、看一看，实地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模样和实情，为解放战争胜利后建立新中国作准备。

这是即将为人民执政天下的胜利者的自信。为此，自1947年初至1949年初，毛泽东主席先后五、六次之多向斯大林、联共（布）中央提出访问苏联的事宜，斯大林、联共（布）中央有应允、也有过并相关准备，但到毛泽东主席临行之时，又是这样那样的理由要求缓行、延期。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的愿望很遗憾没有实现。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当时正值我国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是实现总体战略部署关键的一年。毛泽东主席断定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中国共产党必将撑起中国的新天。在毛泽东主席的心中，用五年左右时间足以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派。

五年时间，对于人生来讲，不短；但对于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苏联、东欧那样的社会主义新国家来讲，又太短，要准备的东西太多。毛泽东主席着眼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在考虑建国的准备工作和今后的治国方针了。因此，在国民党撕破“重庆谈判”的纸幕，毛泽东主席以牙还牙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进攻之后，打得国民党军气喘吁吁，左支右绌，狼狈逃窜，毛泽东主席这时开始考虑如何争取苏联对中共与国民党的态度更鲜明些，取得苏联的理解与支持，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毛泽东主席便有了亲自到苏联去一返趟并同时赴东欧、东南欧国家考察在苏联帮助下各新建社会主义国家情状的心愿。

毛泽东主席的意愿通过延安小科瓦廖夫秘密热线传达到莫斯科之后，斯大林一开始欣然同意毛泽东主席来莫斯科，立即回电延安，但是有一个条件，此事要严加保密。

但对于落实毛泽东主席具体何时来，苏联方面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不久，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于1947年3月21日占领延安，这是毛泽东主席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瓦解蒋介石重点进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战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毛泽东主席要以一个延安换全中国。但斯大林从巴黎获悉国民党大肆吹嘘宣传的“八路军在陕北受大挫折，溃不成军”的消息之后，深感震惊，信以为真。斯大林为毛泽东主席等中共领袖们的安全担忧，他急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可以派专机来陕北地区接毛泽东主席等中共领导人暂时到苏联躲避。

到苏联去避难，这是毛泽东主席不愿意的，也不是毛泽东主席谋划全国战局的必须步骤，完全没有必要，但是趁此机会到苏联去访问，倒是可以考虑的。

1947年6月15日，斯大林致电苏联驻中共联络员科瓦廖夫医生（电报上化名捷列宾），同意中共先前提出的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的建议，但要求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成行，并最好取道哈尔滨悄无声息地走西伯利亚大铁路，必要时苏方也可以派飞机去接。斯大林的这份电文全文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也认为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以通过哈尔滨为佳。届时若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迎接。望电告同毛泽东谈话的结果和他的愿望。”

接到斯大林的密电后，毛泽东主席立即安排去苏联事宜，作好动身出发准备。星期之后，7月1日，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主席修改的社论《努力奋斗 迎接胜利——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26周年》。毛泽东主席修改时，加写三段话，其中两段是：“我们有个伟大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开明绅士、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这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宁可做长期打算，不要有速胜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同胞们，同志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这天，东北民主联军自5月13日开始的夏季攻势结束，历时50天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八万两千余人，攻克城市四十二座，迫使东北国民党军收缩在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段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狭长走廊地带，转为防御。

然而，同一天，斯大林向科瓦廖夫又拍发了一份内容迥异的电报。斯大林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主席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主席的出行为宜。” 斯大林的电文经翻译后直接交给毛泽东主席，说得是很婉转的，“我们欢迎毛泽东同志来访，但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迅猛、进展顺利、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争还很激烈，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在这个时候，你若离开指挥岗位，恐怕对全局有不利影响，是否还是留在国内指挥战争为宜。如果你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我们准备派遣一位相当有经验的、老练的、信得过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取你的意见，你以为如何？”

运筹帷幄，决战千里，毛泽东主席离不离得开，他本人是最清楚的。

毛泽东跟斯大林在一起

为此，1947年10月上旬，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泉堡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对中国解放战争总的形势及陕北、山东的战况作了总的初步估计，总之，长缨在手，缚住苍龙——毛泽东主席信心坚定，胸有成竹。毛泽东主席在信中说，现在己形成了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局面，我军的军事力量在不断扩大和加强，解放战争己经有了很大转折，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主席对列宁斯大林缔造的苏联政治社会的向往、对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祝愿是真诚的，这也是他在解放军胜利进军的锣鼓声中屡次提出要去苏联的重要原因。11月6日，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身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致电斯大林，电文说，“我们代表正在为独立民主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热烈庆祝伟大十月革命的30周年，庆祝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驱——苏联日益强盛，庆祝中苏两大民族的伟大战斗友谊日夜增进。”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会议，毛泽东主席作了《目前我们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对光明的前景看得就更明朗了，中国共产党胜券在握，毛泽东主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毛泽东主席又将此次会议精神以电报告诉了斯大林，毛泽东主席的用意是告诉斯大林，要他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看法，使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一统中国的天下。

信中，毛泽东主席再次提出要访问苏联，毛泽东主席的用意在于在解放战争中获得苏联的全力支持，并向全国进军。

斯大林婉言劝说，是时访问苏联时机不到。斯大林之所以再次拒绝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他有求于蒋介石，他要保证中国不会变成美国的后花园，美国武装力量不能透过中国威胁苏联辽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使苏联腹背受敌。他要蒋介石保证做到——“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并以此为条件全力支持蒋介石执政。然而，蒋介石根本没把苏联放在眼中，在斯大林逼迫下让蒙古独立已经成了他心头的创痛，感觉他会因此而为历史诟病，因此，对斯大林的这等要求不予理睬，以“受降”，“遣俘”为由，让大批美国兵登陆中国本土，替国民党抢占东北的铁路和城市，悍然向共产党军队开火，重复1927年的大开杀戒，兄弟相煎何等急啊，而且还接受了美国派出的驻华军事顾问团，帮助他放开手脚打内战。

当时，是中共中央故意放弃、撤离延安，布下“口袋”准备更有力地“包饺子”——打击消灭进犯延安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主席对此胸有成竹，在延安的山沟沟中上迷魂阵，让胡宗南的部队失魂落魄，但斯大林却突然内心紧张，他对小米加步枪、红樱枪的中共与美国撑腰、美军机械化武装的国民党的战斗，能否胜出并无信心。

斯大林清楚，毛泽东主席此时出现在苏联莫斯科，没有不透风的墙，总会公之于众的，那就意味着苏联的政策出现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大变化，斯大林与蒋介石合法执政的国民政府的关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那是万万不能的，因为根据苏美英签订的《雅尔塔协议》，苏联软硬兼施地让蒋介石签下了《中苏同盟条约》，使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将外蒙古拱手相让，名为独立，实际上成了苏联的卫星国，军事缓冲国，第十六个准加盟共和国，如果与蒋介石闹翻了，这一纸《中苏同盟条约》还能否存在就是问题了。

在中苏关系上，斯大林一直迟疑着不敢与中共确定可以公之于国际社会的关系，当时他看不到、也不相信山沟沟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共可以强大到推翻蒋介石集团在中国执政，他要顾及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盟国关系，更要稳住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国执政的毕竟是国民党，要防止蒋介石“一边倒”完全倒向美国，要使《雅乐塔协议》划定的苏美英战后势力范围成为不可更动的事实和国际准则。所以，与中共的关系，就只能隐藏着进行，尽量不要直接公开堂而皇之的交往，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反悔撕毁两国同盟关系。

除了通过苏联驻延安联络处科瓦瘳夫联络，毛泽东主席传达访问莫斯科的意愿，主要用的是他与斯大林的绝密电讯通道。

在延安中共中央驻地，这个绝密电讯通道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一人有权使用、处理。在苏联，除了斯大林之外，可能也只有他极狭小的圈子里的人能够略知一二。其他人，包括苏联外交部、苏联驻华使馆概莫能知。

这说明斯大林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与中共关系的保密性，不让国际社会抓住把柄。

这个电讯联系渠道的前身是中共中央在1927年起就同共产国际建立的，但不久遭到国民党破坏，联络人被捕。

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刘志丹、习仲勋开辟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后，又同共产国际恢复了电讯联系，可是设备条件较差，通讯困难。1940年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去苏联治疗骑马摔伤手臂的周恩来随身带回，与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电讯联系。中共中央为此成立了专门机构，称“农村工作部”(简称“农委”)，由任弼时领导，师哲担任主要译员，但是，特别重要的来往信件，只有任弼时一人亲自翻译、亲自送交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主席定期地，有时每周一次甚至两次向“远方”——斯大林本人，详细介绍我党、我军和解放区情况。“远方”来电译出之后，也只交毛泽东主席一人决断、处理。中苏两党领袖之间通讯情况是极端保密的，一般不传达，有些重大问题，由毛泽东主席在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口头介绍一下。

尽管毛泽东主席对于斯大林多次通过王明等人错误干预中共党的政治和组织路线、造成巨大损失以及自己受到党内排挤而满腹意见，但是他在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共领袖之后，一直以大局为重，总认为苏方只是不了解中国的复杂情况，加上王明等人的乱传话，才导致斯大林的决策失误，只要面见斯大林并详谈，他与斯大林的分歧是一定会克服的，否则他就不会主动提出访问苏联的要求了。此外，毛泽东主席对二战前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发生的紧张事态知之甚少，也极想实地考察一番，以防患于未燃。

1948年4月22日，解放军在延安东南五十里的宜川全歼国民党两个王牌师后，干净利落地收复延安，而且扩大了陕西革命根据地。南京正在召开伪“国大”，顿时陷入即将彻底失败的气氛之中，合众社惊叫：“延安的失守对国民党军说来是士气上的大失败。”该社并承认“延安蒋介石守军的狼狈逃窜，是由于他们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强大进攻下已面临死亡命运。”

是时，毛泽东主席又萌生了出访苏联的念头。

当时，毛泽东主席已经看到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急需同苏联调整关系。1948年4月26日，在收复延安四天之后，毛泽东主席去电询问斯大林的意见。

这次毛泽东主席是在为中共夺取全国胜利成为执政党而作积极准备，电报说，“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商量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前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东南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毛泽东主席的随行人员是：任弼时，陈云，两个秘书和译员、无线电报务员。“如果你同意此计划，那我们就照此办理；若你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来。”

毛泽东主席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斯大林也不可谓不痛快。三天后，即4月29日，斯大林就给毛泽东回电，同意毛泽东主席提前来苏联访问的要求，说：“4月26日函获悉。偕行者和随行人数请视必要定。两个俄国医生应与您同行。我们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它事待面议。”

后来双方商定，毛泽东主席的动身时间为1948年7月中旬。

风云突变，斯大林出尔反尔，又不想让毛泽东访问苏联了。5月10日，斯大林又来电了，建议毛泽东暂缓苏联之行，电文说，“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说，你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都在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安全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考虑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知我们并请告知何时向何处派飞机接迎。盼复。”

已经作好准备的毛泽东主席对斯大林的犹疑反复心中虽然有些不快，但还是立即复电给斯大林，顺从斯大林的意见，电文说：“斯大林同志，今天收到尊函。非常感谢。鉴于目前局势，我的出访贵国以稍做推迟为宜……我需要略加休息，尔后方可乘坐飞机。机场和空港容查清情况后奉告。”

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党的工作从农村转向城市，揭开了新中国的建国序幕。

斯大林之后就此没提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之事，两个月之后，毛泽东主席再也沉不住气了，这次毛泽东主席非常着急要去苏联，因为有建立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要事与斯大林面谈。

毛泽东主席急于去苏联，他箱子已经准备好了，平时穿布鞋，这次还专门买了出行的皮鞋，缝了一件厚呢大衣。1948年7月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第三次提出去苏联，告之：“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海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潍县……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本月派船到指定的港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而只能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

毛泽东主席的这封电报到达莫斯科斯大林手中时，正值共产党情报局刚刚开除了南斯拉夫，斯大林此时更是不愿意毛泽东主席出访形势紧张的东欧、东南欧。

1948年上半年苏联开始封锁德国柏林通道，以“莫洛托夫计划”对抗马歇尔计划，苏联一手制造捷克二月政变，苏南关系开始破裂，苏联对东欧各国主张走符合本国国情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人酝酿新一轮镇压，苏联又因德国问题与美、英等闹得不可开交，斯大林当然认为这不是接待毛泽东的最好时候。

斯大林不便说明的更深一层原因，那就是斯大林错误地理解了中国的战局，尽管解放军收复了延安，但有天堑长江在，人民解放军没有水面部队，没有一艘军舰，与成吉思汗一样，陆地铁骑再骠悍，遇水战则毫无胜算。斯大林不认为中共军队能够完全吃得掉蒋介石、消灭蒋介石政权，苏联要打交道的还是合法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实在找不到借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干脆告诉毛泽东说：“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联共（布）中央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毛泽东主席当天就让科瓦廖夫回复斯大林来电：“斯大林同志：同意您 7月14日电报中所述意见。我们前往贵国的时间推迟至10月底至11月初。”

回电发是发了，毛泽东主席不解地对科瓦廖夫说，“难道苏联党中央把征粮看得这么重要，乃至党中央领导人都要出去参加收割粮食吗？”

斯大林是为了不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搞僵，《雅尔塔协议》规定苏联必须有义务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苏联如果现在不认帐自毁《雅尔塔协定》，不仅趁乱吞并的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日本称之为北方四岛）会失去，外蒙古也会失去，权衡轻重，斯大林当然不能贸然行事。

而毛泽东主席认为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生日，全世界的苏联朋友都来了，中共领袖的出现，是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次极好的“完全公开性”和合法性的展示。但斯大林不愿意中共公开出现在苏联。但话说回来，斯大林“征粮”的借口，对于苏联的国情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苏联从30年代初农业实行集体化之后，几乎每年的“征粮”都是一场“国内战争”，国家对集体农庄的管制异常严厉，农民处于“被迫种、被迫收、被迫交”的严密监控之下，二战后苏联粮荒更为严重，每年还不到收割时刻，各地方当局就事先派人长期驻守在农庄，直到把农民的所有“余粮”拿到手为止。而每个大的行政区都要有中央要员坐镇指挥，不能稍有松懈。这是事实，也是苏联国策。

苏联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毛泽东主席确实是难以理解的。但这决不是斯大林拒绝毛泽东主席到访苏联的真正的根本性原因。

毛泽东主席此行，就是为建立新中国作准备的，毛泽东主席曾与联络员科瓦廖夫说，他这次想同斯大林讨论一些迫切的问题，必须当面长谈。

毛泽东主席说，“如果在1947年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1948年，形势变化了，我想尽快到莫斯科去。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有一些问题要请教，另外还有一些则是尽可能争取苏联援助的事。我打算在莫斯科讨论的问题要点是：一是关于同民主党派、民族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二是关于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关于同东方(和其他)各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三是关于反对美国和反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四是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包括(特别是)军事、采矿、交通(公路和铁路)运输问题，向莫斯科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五是关于价值3亿美元的白银贷款的问题；六是关于同英国、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等战略性问题；七是一系列其他问题。”

毛泽东主席强调说，“我们与苏联应该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毛泽东主席对开创中苏良好关系的态度是诚恳热情的。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

1948年9月28日毛泽东主席再电莫斯科，第四次提出访问苏联的问题："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给予我们指示。"由于毛泽东主席想去莫斯科的愿望屡屡受挫，这封电报称斯大林为“大老板”已经带有"调侃"意味和中国式的幽默了。

胜利目标已在眼前，消灭敌人的时日屈指可数！1948年11月14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主席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评论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这是由于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红的睢枸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的结果。”“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是五年左右的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是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至于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完成人民解放，这尚需较多的时间。”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苏共方面并没有回音。显然，由于没能较快地得到回音，11月28日毛泽东发出电报说他有"小恙"，且忙于前线战事，要求将赴莫斯科的行期改为12月末。

毛泽东本应于11月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但是，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又在部署之中。这就决定毛泽东无法按时动身。所以，他致电斯大林，请求把访问的时间推迟到12月底。

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主席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中指出，“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又一次电报通知斯大林，他计划在讨论1949年战略任务和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会议之后即启程访问苏联，并在1949年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前返回中国。这是第五次提出访问苏联。

斯大林没有立即回复，直到十天之后，即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才终于给了回复，还是婉拒，他告诉毛泽东主席：关于您访问莫斯科事，鉴于以上情况，我们遗憾地认为，您应将行期再推迟一段时间，因为在此情况下您访问莫斯科，敌人会污蔑中国共产党，似乎它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于莫斯科的，这对中共和苏联都没有好处。

接到电报后，毛泽东主席当即回电，这次没有顺着斯大林的意见，坚持要启程前往莫斯科。

四天之后，1949年1月1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来访未必合适，因为他是中共武装力量游击队的领导人，他的到访即使是秘密的，也不可能瞒过公众舆论。他从中国出发的消息将肯定会传扬出去。他的出访无疑会被西方说成是到莫斯科向苏联共产党领取指示，毛泽东同志将被说成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将有损于中共的声誉，而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会乘机反对中国共产党。也许，不久即可成立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新政府。届时，毛泽东就不需要隐秘身份，而作为政府首脑正式访问一个邻国。这样，情况就完全相反，这将提高这个政府的声誉和权威，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因此，为了不拖延我们对“己成熟问题”的讨论，可以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听取毛泽东同志电报中所列的所有问题。

象通常一样，政治局全体成员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会议做出的决定是：继续推迟毛泽东主席赴莫斯科的行期。斯大林对秘书们说，回电要婉转劝毛泽东主席不要来苏联。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主席回电，大意是：我们欢迎你来访，但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斗还很激烈，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宜离开自己的岗位太远了，且路途遥远，安全也得不到保证，如果你有重大问题要同我们商量，我们可以派一位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取你的意见，然后进行协商。

毛泽东到苏联去谈新中国建国问题，很重要的内容会涉及到外蒙古独立问题，斯大林不会不清楚，斯大林也不愿意谈这事。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个大国，涉及这么一大片土地的问题，大家心里太清楚了，这也是斯大林一再推迟、回绝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的重要原因。

接到斯大林的回电，1月17日，毛泽东主席给斯大林发电报，“我决定暂时不来莫斯科。我们十分欢迎您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地点拟定在石家庄为适宜。这里比较隐蔽，可以直达我们中央所在地，可以和我们中央书记处五位同志一起谈许多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协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假如你同意这样做，来的时间以本月底或下月初为适宜。” 就这样，毛泽东在建国前赴苏、东欧、东南欧访问的计划，由于斯大林的种种顾虑，多次受挫而未能实现。

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苏共中央特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访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一周时间的会谈，就新中国成立和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主席也似乎不经意但却明显带有试探意味地提到了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米高扬感到这事极为重大，应对不当，必将会是中共与联共（布）之间的危机暴发点，当晚即报告斯大林，斯大林急电米高扬：此事没有任何讨论余地，你不得谈论和回应此议题。

毛泽东主席早在1936年曾公开表示，对于外蒙古问题，应当在革命胜利后通过成立“中华联邦”的方式来解决，“外蒙古共和国”可以“自动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作者注：毛泽东说：“等到人民的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外蒙古共产党将根据自己的意志，自动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参见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254页）。如今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政，毛泽东主席当然要重提这一设想，希望看到外蒙古与内蒙形成一个整体及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的愿望。

斯大林还是不放心，专门拍出电报由米高扬转毛泽东主席，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以退为进，欲扬先抑。电文说：外蒙古领导人主张在独立的旗帜下，将中国的所有蒙古地区同外蒙古合并，成为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并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但是这样把一些地区从中国划出去，我们也不想让外蒙古放弃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现自治。即使所有蒙古地区都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也是如此，可见，此事的决定权在于外蒙古自己。

但权衡轻重，毛泽东主席想的当务之急是巩固胜利成果、赢得民心、建设新中国的大局，在三野即将发起上海战役时，1949年5月3日他再次给斯大林发出电报，请求苏联相关支援，电报说，现在我们有两大任务，军事任务和经济任务，解决军事任务就是最后消灭敌人，我们能够完成，因为我们有经验和有必须的力量。但解决第二个任务并不比第一个任务是要为前途作业，比第一个任务还更重要，很需要你们的帮助，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请您满足我们的请求，派遣苏联专家给我们。

毛泽东主席即决定派出刘少奇为团长、高岗和王稼祥为成员的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中共代表团于1949年6月28日—8月14日在苏联秘密访问，就建立新中国，采取“苏联模式”建立政府机构、发展经济等诸多问题与斯大林、苏联政府、国有企业广泛交流、学习取经。

1949年7月11日晚10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应邀与会。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斯大林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主席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大会通过由毛泽东主席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宣言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前门火车站启程，离开北京去苏联访问，此访前后长达两个月之久，返程后在东三省调研考察，于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这次访问苏联主要成果是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联共（布）尽最大可能满足了毛泽东主席、中共要求的苏联经济和空军、海军装备等军事援助及派遣更多专家。在谈判和签订这个条约之前，毛泽东主席是想提外蒙古回归之事，但斯大林完全回避了讨论外蒙古回归中国的一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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