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古代没身份证和摄像头，被诛九族者为何不跑？原因让人绝望
引言：
世人皆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却不知古代还有＂一人获罪，株连九族＂的残酷。明朝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草拟即位诏书，不仅自己惨遭杀害，就连十族亲眷都未能幸免。让人不解的是，在那个没有身份证、没有摄像头的年代，为何这些被株连的家族却很少有成功逃脱的案例？莫非朝廷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手段？还是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们根本就没有逃跑的可能？让我们追溯历史，看看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惊人的真相？
一、九族之罪从何而来
世人皆知＂诛九族＂是古代最为残酷的刑罚，却不知这种刑罚的由来，还要追溯到远古时期的部落战争。
商朝末年，一场震惊天下的战事，让＂诛族＂这一说法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纣王因不满伯夷、叔齐二人的劝谏，竟下令将他们全族三百余口尽数处死。这一事件被后人称为＂商末第一诛族案＂。
到了周朝，＂诛族＂之令更是被写入了周礼。当时的贵族们认为，一人犯下大错，必定与其家族教育不当有关。《周礼》中便有明确记载：＂凡大戮，必加之族。＂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稳固政权，将这一刑罚正式列入法典。当时的丞相李斯便提出：＂犯上作乱者，父子同罪，兄弟同罪，妻子同罪。＂于是，株连家族的刑罚开始被系统化。
汉武帝时期，一场轰动朝野的案件让九族之罪更加细化。淮南王刘安谋反事发，朝廷不仅处死了刘安本人，还将其九族亲眷一并处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淮南王案＂。从此，朝廷开始明确规定了＂九族＂的具体范围。
那么，这＂九族＂究竟包括哪些人呢？据《通典》记载，九族分别是：父族、母族、妻族、祖父族、外祖父族、妻之祖父族、兄弟族、姊妹族，以及己身族。每一族又各有亲疏远近之分。
唐朝时期，一纸诏书让九族之罪有了新的变化。唐太宗认为：＂执政者当以仁德治天下，不可滥杀无辜。＂于是下令，九族之罪只适用于谋反大案，其他案件不得轻易动用。
可即便如此，诛九族的威慑力依然巨大。宋朝大臣范仲淹曾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但见满门抄斩，岂知众叛亲离？＂
到了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带来了游牧民族的法律传统。他们在原有的九族之罪基础上，又加入了＂灭门＂的概念。犯人的奴仆、佃户，甚至牲畜都在株连之列。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深知九族之罪的威力。他在《大明律》中专门设立了＂十恶＂罪名，其中＂谋反＂、＂谋大逆＂都要诛九族。这也为后来方孝孺一案埋下了伏笔。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诛族的刑罚竟一直延续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清廷还专门设立了＂三法司会审＂制度，规定诛族案件必须经过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司会审才能执行。
然而，即便有了这些程序上的约束，九族之罪仍是一把悬在臣民头顶的利剑。乾隆年间，大学士张廷玉就曾说：＂天下之事，莫痛于族诛，莫惨于株连。＂
从商周到明清，这种刑罚虽然在不同朝代有所变化，但其本质始终未变。它不仅是一种惩罚手段，更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
二、朝廷布下的＂天罗地网＂
世人皆知古代没有现代化的监控设备，却不知朝廷早已布下了一张密不透风的＂人力天网＂。这张网，让想要逃脱的人寸步难行。
康熙五十年，江南一桩命案让人们见识到了这张＂天网＂的厉害。扬州商人赵某因谋反事发，朝廷下令诛九族。当赵家得知消息后，其堂弟带着妻儿连夜逃往苏州，不料刚到常州府界，就被驿站官差拦下。
原来，在古代各个驿站之间早已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联络体系。但凡有重要案犯在逃，快马传递的信息总能抢在逃犯前面到达。驿站官差不仅掌握着逃犯的体貌特征，连同行人数、行李数量都一清二楚。
不仅如此，每个州府还设有专门的关卡，负责盘查过往行人。宋朝时期就有＂关津四事＂之说：查验路引、盘诘可疑、稽察奸细、拿捕逃犯。这些关卡犹如一张大网，将各个地区紧密连接。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户籍管理制度。唐朝时期就实行＂保甲法＂，每十户为一保，每五十户为一大保。各户之间互相监督，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必须立即上报。到了宋朝，这一制度更加完善，形成了＂什伍连坐＂的严密体系。
清朝雍正年间发生的一件事，充分展现了这种户籍制度的威力。浙江一位举人的远房表弟因涉及谋反案被通缉，这位举人为了避祸，带着全家准备逃往外地。可刚到邻县，就被当地里正发现并举报。原来，按照规定，任何人若要离开原籍，必须先向当地官府报备，并取得路引。没有路引的人，在任何地方都寸步难行。
更令人惊叹的是情报传递的速度。明朝时期就建立了＂八百里加急＂制度。遇到要案，驿站快马日夜不停，每隔三十里换一匹快马，消息传递速度惊人。据记载，从北京到杭州，仅需三天三夜就能送到。
朝廷还在各地设立了眼线密探。这些人或混迹市井，或潜伏路途，专门搜集各类情报。他们往往以商人、江湖艺人的身份出现，让逃亡者防不胜防。
宋朝时期就有一个著名案例。一位官员因卷入谋反案，带着家眷装扮成走镖商队逃往江南。一路上几经辗转，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谁知刚到苏州地界，就被一个卖梨的小贩认出。这个小贩正是朝廷安插的密探。
除此之外，各地衙门之间还建立了互通有无的文书制度。但凡发生重大案件，从省府到县衙，层层转发，环环相扣。犯人的详细资料会被制成图文并茂的＂通缉文书＂，发往各地张贴。这些文书不仅记载着犯人的相貌特征，连说话口音、行为习惯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在这样严密的＂天罗地网＂之下，被诛九族者想要成功逃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人力搜捕网络。
三、难以挣脱的＂无形枷锁＂
世人皆知朝廷设下了＂天罗地网＂，却不知最难挣脱的，是那无形的精神枷锁。
明朝嘉靖年间，一桩令人唏嘘的案件生动展现了这种＂无形枷锁＂的力量。当时的礼部侍郎杨某因牵涉谋反案，朝廷下令诛其九族。杨家上下数百口人得知消息后，竟无一人逃跑。更令人惊讶的是，杨家族长还召集全族在祠堂磕头谢恩，称＂死有余辜＂。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非孤例。南宋时期，大臣王安石的侄子王某因得罪权贵，被诬告谋反。当官差前来捉拿时，王家数十口人齐齐跪在大门前，甚至还备好了酒水为官差接风。
为何这些人明知必死，却仍选择坦然接受？原来，这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从小到大，人们就被灌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观念。在他们看来，抗命逃跑不仅是对皇权的大不敬，更是对祖宗的莫大羞辱。
清朝康熙年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浙江一位乡绅因牵涉谋反案被判诛九族，他的二儿子本已逃到外省，但在得知家族将被处决的消息后，竟然主动从外地赶回，与全族一同赴死。临行前，他对邻居说了一句话：＂死有轻重，气节无价。＂
不仅如此，宗族制度也是一道无形的枷锁。在古代社会，宗族就是一个人的根。各大家族都有族谱记载，世代相传。一旦有人畏罪潜逃，不仅会被开除族籍，更会被后人唾弃。＂宁死不辱＂成为许多人的选择。
明朝崇祯年间，江南望族赵家就面临过这样的抉择。当时赵家长子因案被判诛九族，族中有人提议举家逃往海外。但赵家族长立即否决了这个建议，并说了一句让人深思的话：＂祖宗牌位在堂，子孙岂能背井离乡？＂
民间流传的教化也在无形中加重了这种束缚。自古以来，＂忠君爱国＂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街头巷尾常有说书人讲述＂忠臣义士＂的故事，戏台上也总是上演＂忠孝节义＂的剧目。耳濡目染之下，＂宁死不逃＂成为一种集体意识。
宋朝就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有个年轻人因不满朝廷诛九族的命令，准备连夜逃走。他的祖母得知后，立即将他叫到祠堂，指着祖先牌位说：＂你若逃走，百年后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最终，这个年轻人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这种无形的枷锁甚至影响到了整个社会风气。但凡有人试图逃避朝廷的惩罚，常常会遭到乡邻的唾弃。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不仅有辱家门，更是对礼教的极大破坏。
即便到了清朝末年，这种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同治年间，江西一个大家族因案被判诛九族。族中有人掏出全部积蓄，想要帮助年幼子侄逃往海外。但这个提议立即遭到族中长辈的严词拒绝：＂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清白。＂
四、鲜为人知的逃亡困境
世人皆知朝廷的＂天罗地网＂和无形的精神枷锁，却不知逃亡路上还藏着更多致命的危机。
清朝乾隆年间，江南某官员一家因案被判诛九族。他的二弟带着妻儿连夜逃往浙江，打算从那里乘船去海外。谁知刚到松江府境内，就遇上了一伙山匪。这些山匪早就收到消息，专门在此守株待兔。不等官府动手，这家人就折在了山匪手中。
类似的事件并非个例。明朝万历年间，湖广布政使张某因案被判诛九族。他的侄子张三带着全家往湘西逃去，路上遇到一群自称是＂义士＂的人。这些人说要帮助张家逃命，却在半路上露出狐狸尾巴，不仅抢走了他们的盘缠，还将他们绑到官府领赏。
这些山贼盗匪仿佛掐准了时机，专挑这些逃亡的家族下手。他们或是直接劫掠财物，或是将人绑到官府领赏，让逃亡者防不胜防。
除了山贼盗匪的威胁，语言障碍也是一个大问题。宋朝时期就有这样一个案例：福建一个商人因案被判诛九族，他的堂弟带着家人逃到江西，想要在当地暂时躲藏。可是他们说着一口闽南话，刚一开口就被当地人识破了身份。最终，这家人还是落入了官府的手中。
语言不通不仅容易暴露身份，更会给逃亡路上的衣食住行带来诸多不便。有些人即便准备充足，带着仆人逃命，却因为语言不通而寸步难行。
更令人绝望的是物资补给问题。元朝时期，一位蒙古贵族因案被判诛族。他的族人带着大量金银细软逃往南方，却在途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境。他们虽有钱财，但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连买一口吃的都成了难题。
不仅如此，古代的交通条件也给逃亡者设下了重重阻碍。河流湖泊纵横交错，山川险阻处处可见。没有向导的帮助，很容易在荒野中迷失方向。据记载，明朝嘉靖年间就有一个家族在逃亡途中误入沼泽地，最终全军覆没。
即便带着向导，也未必就能平安脱险。有些向导收了钱财后就会故意带错路，有些甚至会趁机通风报信。清朝康熙年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被判诛族的盐商请了本地向导带路，结果这个向导暗中通知了官府，让整个家族都落入了圈套。
官府设置的关卡盘查就更不用说了。每隔几十里就有一个关卡，过往行人必须出示路引文牒。没有官府文书的人，连城门都出不去。就算侥幸混出城去，也很难在其他地方安身。
最令人无奈的是地方豪强的排外制度。各地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外来人很难融入当地社会。有些地方甚至规定，外来人必须有本地人担保才能租房落户。这让逃亡者即便侥幸逃到外地，也难以真正安顿下来。
五、为何最终选择赴死
世人皆知诛九族是最严厉的刑罚，却不知被判之人最终选择赴死，竟是一种不得已的抉择。
明朝嘉靖年间，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道出了这其中的无奈。当时的兵部尚书李某因案被判诛九族，朝廷派人前去传旨。李家上下数百口人得知消息后，并非没有逃跑的机会。李家大公子更是准备了充足的盘缠，打算连夜带着族人逃往海外。
然而就在准备逃走的前夜，族中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将全族召集到祠堂，指着满墙的功名匾额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李家世代忠良，列祖列宗的牌位还在堂上，若是逃走，百年之后如何面对先人？＂
这番话让整个李家陷入了沉思。最终，李家选择了坦然面对，全族人整整齐齐地跪在祠堂内，等待天子的旨意。
相似的故事在清朝康熙年间再次上演。江南盐商周家因案被判诛族，家中小儿子提议举家迁往海外。但周家族长却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家族声誉千金难买，苟且偷生不如光明赴死。＂
这种对家族声誉的维护，在古代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宋朝时期就有这样的记载：一位被判诛族的官员，临终前对子孙说：＂活着要对得起列祖列宗，死也要保全家族的体面。＂
不仅如此，对亲族性命的担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当时的礼部侍郎张某因案被判诛九族，他的侄子本想带着妻儿逃往南方。但在得知其他族人因为自己的逃跑可能遭受更严厉惩罚后，最终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这种连坐的威慑力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清朝雍正年间就有明确规定：但凡有人逃脱，其余族人要加倍处罚。这让许多人不得不为了亲族的性命放弃逃亡的打算。
逃亡后路的绝望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元朝时期就有这样的记载：一位被判诛族的官员家眷逃到外地后，因为身份暴露，不仅自己被抓回处死，连收留他们的人家也受到了牵连。
这种案例在历史上并非个例。明朝正德年间，浙江一个商人家族因案被判诛族，族中一支在逃亡途中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帮助。然而事情败露后，这些帮助过他们的百姓全都受到了严惩。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收留逃亡的罪族。
不仅如此，逃亡者的后代也会永远背负着逃亡者的罪名。清朝乾隆年间就有这样的规定：但凡逃亡罪族的后人，永远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得做官，甚至连普通的营生都不能做。
这样的身份歧视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他们宁可选择光明正大地赴死，也不愿让后代永远活在逃亡者的阴影之下。正如一位清朝官员临终前所说：＂留得子孙在，不如留得清白在。＂
正是这些种种原因，让被判诛九族的人们最终选择了赴死。他们的选择，既是无奈的妥协，也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或许是他们唯一能做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