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恩”，从其语义内涵而言，乃是封建帝王以殊恩之态，赐予外戚的一种具有较高规格的荣誉称号。于清朝初期，彼时的清代统治阶层针对外戚封爵一事，尚未构建起一套规范化、固定化的制度模式。例如，顺治皇帝在位期间，其两位皇后的父兄，皆未获封爵之遇。而外戚封爵这一制度的正式起始，实则发端于康熙统治时期。
【起初的时候并无“承恩”之名号】
清康熙十三年，元后赫舍里氏溘然长逝。鉴于与赫舍里氏伉俪情深，且其诞育太子胤礽，康熙帝施予特恩，晋封赫舍里氏之父噶布喇为一等公，并赐予诰命，许其世袭罔替。此乃清代推恩加封外戚之首例。
清康熙十七年，继后钮钴禄氏薨逝。依循往例，其生父遏必隆理当晋封一等公。然彼时遏必隆已然承袭祖上所遗一等公爵之位。鉴于此情形，康熙帝为示殊恩，特予额外褒奖，恩准遏必隆敕立家庙。
康熙朝时，康熙帝历数皇后之变。至康熙二十八年，其第三任皇后佟佳氏溘然长逝。彼时，出于对皇后家族的优渥，佟佳氏之父佟国维获加封为一等公，并获许世袭罔替之特权。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对母系家族亦有恩赏。其生母孝康皇后之父佟图赖，同样被康熙帝晋封为一等公。此举彰显了康熙帝对皇后家族尊崇之延续，亦反映出当时宫廷政治中对后族的重视。
在康熙统治时期，针对外戚的封爵举措别具一格。于这一时期，对外戚所加封的初始爵位，一概定为一等公，且此爵位享有世袭罔替之特权。值得留意的是，彼时因军功获封一等公的其他异姓贵族，从爵位称谓层面而言，与外戚所封一等公并无差异，外界观之皆为一等公。进一步探究，康熙朝在外戚加封方面，存在特定的对象范围。其主要针对后妃之父进行封爵，而对于后妃的祖父以及兄弟，并未施行推恩封爵之制。
雍正登基之后，外戚封爵制度呈现出显著变革。其中，封爵范围率先得以拓展。雍正帝追封其生母仁寿皇太后的曾祖、祖父及父亲三代，皆赐予世袭罔替的一等公爵位。
其次，外戚爵位的性质出现转变。于封建王朝爵制体系中，并非所有外戚皆能享有世袭罔替这一特权。以雍正朝为例，雍正帝在追封皇后之父费扬古为一等公之际，明确规定费扬古之子孙仅可承袭一等侯之位。
雍正帝作为一位深谙统治之道的君主，在相关举措上并未采取一蹴而就的方式，而是为后续的恩典赏赐预留了充裕空间。其背后蕴含着清晰的逻辑：假设皇后之父所获公爵爵位一概为世袭罔替，那么一旦皇后兄弟建立功勋，在爵位封赐方面便会陷入困境，难有进一步的加封空间。
其三，正式确立皇后兄弟封爵之制。雍正四年，依旨意将皇后之弟册封为一等侯，此制为后世帝王所沿用。
其四，爵位称谓出现变动。此变动并非仅针对外戚爵位，还囊括其他异姓群体的公、侯、伯这三个高级爵位。
清初，异姓爵位体系相对简约，仅设一、二、三等之别，并无其他封号。至雍正八年，基于对宗室王爵制度的考量，朝廷认为有必要在异姓爵位前添加 “嘉号” 以资区分。以图海为例，其原本获封一等公，经此变革，被冠以 “忠达” 嘉号，遂成为一等 “忠达” 公。
在封建爵位体系中，凭借卓越军功获封公爵者，其嘉号往往彰显忠勇、谋略等特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戚所获爵位，乃是基于亲属裙带关系而授予。有鉴于此，雍正帝基于此类爵位的特殊授封缘由，将外戚爵位的嘉号明确厘定为“承恩” 。
【承恩公由一等降为三等】
自乾隆朝起，外戚封爵制度渐趋完备，终成定制。乾隆登基伊始，便在封爵举措上有所作为。他追封嫡母孝敬皇后之曾祖与祖父为一等公，且将嫡母之弟由一等侯晋封为一等公。
旋即，乾隆帝下诏，追封生母孝圣皇后之曾祖父、祖父及父亲为一等公。与此同时，鉴于孝贤皇后之尊荣，追封其已故父亲李荣保为一等公，因其已然离世，故由其子富文承袭爵位，然降等封为一等侯。至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薨逝，乾隆帝特旨，晋封富文为一等公，并着令世袭罔替，以彰殊恩。
需留意，自乾隆朝起始，承恩公之爵秩依旧维持在一等公层级，其世袭与否，主要取决于皇帝以特恩形式予以批准。然而，此情形于乾隆帝继后那拉氏之时，出现了显著变化。
那拉氏晋封皇后之际，其生父亦获追封一等公之衔，且以其孙承嗣一等侯之位。此等封赐规格，与孝贤皇后所享并无二致。
然而，在乾隆帝南巡期间，那拉皇后因忤逆圣意，决然采取断发之举。此行为严重触怒乾隆帝，致使她遭受严厉惩处。尽管其皇后名号暂未被废，但其一应权力与待遇皆被褫夺殆尽，形同被幽禁于冷宫之中。不仅如此，那拉氏家族亦受牵连，此前获授的一等公、一等侯爵位旋即被削夺。
此事件对乾隆产生触动，使其意识到外戚封爵所依标准存在偏高之虞。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颁布上谕，其核心旨意如下：
外戚获封爵位，多凭借亲缘关系，其功绩与那些为拓展疆土、于战场浴血奋战甚至捐躯的将士相比，实难望其项背。与此同时，宗室王公爵位传承遵循降级承袭之制，相较之下，外戚封一等公的规格明显过于优渥。
自该年份起，清代封赐外戚的承恩公爵位制度发生变革，所有承恩公一律改封三等公，并享有世袭罔替之特权。在清代历史进程中，首位获封三等承恩公者为清泰，其身份乃孝仪皇后之父，亦即嘉庆皇帝之外祖父。
至道光时期，因宗室与异姓贵族的繁衍递嬗，各类世爵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此情形一则致使世爵的尊崇性难以通过人数得以凸显，盖因数量的增多弱化了其稀缺性与独特性；再者，高等级爵位的过度累加，无疑给国家财政增添了沉重负荷，对财政收支平衡产生了负面影响。
基于此情形，道光帝颁谕对皇室外戚封爵制度予以修订：唯有皇帝亲生母亲与嫡妻皇后之父，方能够被册封为三等承恩公；而继任皇后之父，则需降低封爵等级，仅可获封一等承恩侯。
道光帝所颁布的这一旨意，被载入《大清会典》。然而，在实际施行过程中，仅道光与咸丰两朝切实遵循。迨至同治、光绪及宣统时期，鉴于太后执掌政权，该项制度徒具形式，名存而实亡。此三朝在对待外戚分封事宜上，大体延续了先前既有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