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肇始科举制度，这一创举打破了自两汉以降长期存在的世族门阀体制，为平民学子开辟了一条入仕之径。然而，迄至清初，官僚贵族子弟在入仕方面依旧较贫寒士子更具优势。直至康熙一朝，科举制度方在实质层面达成公平与公正。
自科举制度肇始，大臣子弟参与应试这一现象，便屡引争议。唐代，便已施行针对抑制大臣子弟应试优势的举措。至宋代，更是创设牒试之制，以规范科考秩序。延至明代，朝堂内外针对大臣子弟科举中式的批评之声此起彼伏。而自清初以降，达官子弟与普通士子一同参与科举考试，然其登科者数量却颇为可观。
在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午科科举考试中，都御史徐元文之子徐树声与侍讲学士徐乾学之子徐树屏，同时于顺天府考中举人。然而，旋因取士过程存失公允之嫌，二人举人身份旋即遭罢革。至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顺天府乡试放榜之后，因取士未能秉持公正，致使舆情汹汹，士子内心愤懑难平。翌年，即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会试，所录之士中大臣弟侄占比颇大，此情形再度引发天下士子群起愤慨。历经上述数次科考风波，康熙皇帝洞察科举制度之积弊，遂决意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此项举措便是“更定官卷”制度的推行。
【官卷制度的基本概况】
清初，于各省乡试范畴内，所涉皆为民卷。彼时，各省士子参与乡试，均有特定编号用以区分。以顺天乡试为典型实例，直隶地区之生员，在编号体系中被编为贝字号；宣府地区生员，则被赋予旦字号；而奉天府学之生员，相应编为夹字号。
以江南乡试为例，其参考人员涵盖江苏、安徽两省的生员。在编号规制方面，安徽士子被编为上江字号，江苏士子则被编作下江字号。与此同时，其他各省士子亦皆有与之对应的编号体系。
康熙三十九年，为昭显朝廷开科取士秉持公正之原则，康熙帝特诏令大学士九卿，于各省原本的民卷编号体系之外，另行创设官卷编号制度。以直隶乡试为典型实例，依制，直隶生员于编号体系中归属贝字号。然而，若为生员中官员子弟，则需于“贝”字之下附加“官”字标识，借此与普通民卷予以明确区分。
与此同时，在科考规制中，对于归属官卷范畴的生员，明确其应试时不得与持有民卷者共处同一号舍。官卷的界定范围亦有明晰规范，并非仅涵盖官员直系子弟，其兄弟之子同样被编入官卷之列。而且，即便官员处于丁忧、告假或致仕状态，其子弟在编号时同样被纳入官卷体系。
从历史的宏观视角审视，康熙皇帝此一决策彰显出卓越的前瞻性与明智性。其旨在有效规避官员子弟于科举取士中占据过多名额的情况，维护科举制度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基于此，特制定官卷按定额录取之规则，严禁以任何形式挤占民卷份额，以此确保科举选拔机制能够在相对公平的轨道上有序运行。
【官卷的中额情况】
自官卷制度正式确立，其后续历经诸多细节性调整，总体原则呈现为随时间推移，对官员子弟的限制趋严。雍正登基之后，针对部分偏远省份的官卷应试情形做出规定：鉴于当地参与应试的生员在文章条理及文理方面存在不足，难以达到足额录取的标准。然而，为维护科举选拔的公正性与严肃性，朝廷秉持宁缺毋滥之理念，并未因之降低录取标准，而是将不足之名额，调配至民卷范畴。
乾隆二十三年，官卷中额正式确立定制：大省以每二十名考生为一组，取中一名；中省则每十五名一组，每组取一名；小省每十名一组，每组亦取一名。然而，在后续实际推行过程中，朝廷察觉此定制过于刻板，致使诸多问题频现。
以江苏省这一大省为例，依定制，每二十人中选取一人。理想状况下，若官卷数量为二十的整数倍，录取工作相对顺遂。然而，实际情形往往更为复杂，官卷数量有时并非整齐的倍数，诸如39名、59名等情况屡见不鲜，这便使得录取标准的执行陷入两难之境。为有效调和这一矛盾，朝廷适时颁行新的规则：若零数超出规定数额的一半，即可额外增加一名录取名额。具体而言，当官卷数量处于31至39名区间时，便可录取两名，其余以此类推。
另一种情形为，当某一科别中官员子弟应试之官卷数量较为庞大时，朝廷便不会沿用每二十名或十五名取录一名的常规方式，而是依据各省不同情况，制定自六名至一名不等的录取名额标准。以浙江为例，在乡试之中，其录取名额设定为九十四人，在此额度内，官员子弟最多仅能有六人被录取。
从整体情况来看，在每一次乡试过程中，针对官员子弟所设定的录取名额通常维持在相对有限的水平。一般而言，录取比例呈现为二十取一、十五取一或十取一，此乃常见情形。
在清代科举体系中，官卷作为一项独具特色的制度设计，有着重要意义。它以明确的标准将官员子弟与平民子弟予以区分。这一举措并非旨在为大臣子弟提供便利与关照，实则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制度性安排，将更多获取科举功名的机会向寒门士子倾斜。
究其理，在于官员子弟于朝堂之上常可凭借种种人脉疏通各类环节。为杜绝此等现象，故而对官员子弟施行单独的考试机制。通过这一举措，官员子弟与出身寒门之士别无二致，皆需历经漫长且艰辛的潜心苦读，方有机会于科举中崭露头角。
清王朝推行官卷制度，此乃旨在获取民众信任的重要举措，意在安抚天下士子情绪，赢得舆论赞誉。自雍正朝起，朝廷进一步颁定规制，于各省乡试中，明确限定官员子弟无法角逐解元之位，其中举名次上限为第十九名。
至此，或有读者心存疑虑：清代科举既已施行官卷制度，缘何彼时官宦子弟及科举世家仍层出不穷？难道终未摆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质疑之局面？
颇为遗憾的是，清代官卷制度的施行范畴仅局限于乡试层级，并未拓展至会试阶段。此现象实则不难解析，在科举考试的诸多环节里，乡试的影响力最为显著。相较而言，能够在会试中脱颖而出者仅占极少数。故而，朝廷为保障科举选拔的公正与公平，在乡试录取名额的分配上，必须予以最大限度的考量。
然而，可以明确的是，即便官员子弟坐拥丰富资源、具备深厚背景，乡试这一环节仍是其科举之路无法逾越的关卡。鉴于此，若朝廷能严格把控乡试这一关键节点，那么在后续的会试阶段，对官员子弟给予适度关照，亦属情有可原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