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甲午战争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作为中国近代首支且一度号称亚洲领先的北洋海军，面临了近乎毁灭性的结局。该舰队于光绪十四年正式组建，选址威海卫刘公岛作为其基地。然而，从其创立直至覆灭，仅仅历经了不足七年的短暂岁月，便在甲午风云中折戟沉沙。
然而，在清政府筹备海军建设的进程中，初始规划乃是构建北洋、东洋与南洋三支舰队。但实际情形表明，朝廷所拨军费的绝大部分以及相关专业人才，近乎悉数汇聚于北洋海军。在此背景下，不禁引发思考：究竟是何种因素致使北洋海军呈现“一家独大”之态势？
【建设近代海军的提议很早就出台了】
同治六年，于淮系势力中，时任江苏布政使之丁日昌呈递“创建轮船水师”之规划。在此规划内，丁日昌建言朝廷筹建三支近代化水师力量。其一为北洋水师，拟于大沽、直隶、盛京及山东诸港口驻防；其二为中洋水师，计划在吴淞口以及江苏、浙江等地港口屯驻；其三为南洋水师，设定于厦门及福建、广东之港口驻扎。此即后世所称之“三洋水师”。
丁日昌所提出的这一方案，堪称近代中国首个具有明晰架构与系统规划的海军建设构想，李鸿章对此予以支持。但慈禧太后、奕䜣等人却未对该方案给予应有的重视，致使海军建设计划未能被提上议事日程。
同治末年，局势风云变幻。彼时，日本对东南沿海觊觎已久，沙俄亦妄图在西北边疆谋取利益。在此严峻形势下，清政府为应对内忧外患，着手谋划组建近代化新式海军。值得一提的是，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从战略高度出发，建言强调强化海上军事力量建设的必要性。
虽清王朝已洞察组建海军乃当务之急，然其推进步伐依旧迟缓。直至同治十三年，日本兴兵进犯并占据台湾，清廷方痛下组建海军之决心。
丁日昌洞察时局，判定时机已臻成熟，旋即再度向朝廷呈递奏疏。此次奏疏中，精心拟定《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明确提出海军需实现统一指挥，并采取分区设防之策略。与此同时，建议创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力量，以构建更为完善的海防体系。
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领军人物，无疑是海防论的核心倡导者。从维护淮系势力范围以及扩充自身集团影响力的战略考量出发，李鸿章向朝廷建言，主张搁置对新疆地区的经略，转而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海防建设事业。
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下，各省督抚于边疆防御策略上观点分歧显著，致使朝廷短期内难以抉择良策。经数次审慎商讨，总理衙门凭借其卓越的协调能力，综合权衡各方见解。随后，恭亲王奕䜣凭借其决策权威，做出了兼具战略眼光与现实考量的决断，明确提出应统筹兼顾塞防与海防，确保二者并行推进且均予以有力保障。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北洋海军】
理论上看似轻而易举，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困难重重。彼时，国库储备银两极为有限，非但无法兼顾多项事务，即便倾全部资源专注于某一项事务，亦显得力不从心。故而，对于朝廷而言，最为棘手的核心问题，便是资金短缺这一难题。
从事情的轻重缓急考量，解决新疆问题刻不容缓。彼时，为实现新疆收复这一关键目标，朝廷倾其所能，几近动用全部资源，甚至授意左宗棠向各国银行筹措款项。而对于海军的筹办工作，则需另行谋划资金筹集之策。
基于当时财政状况紧张之现实，总理衙门拟定了海军建设的详细规划，即“先于北洋创建一支水师部队，待国力逐渐增强、财政状况改善后，再将其一分为三，于关键区域进行合理部署”。由此可见，朝廷旨意清晰，先着重建设北洋海军，待财政情况有所好转，便着手组建南洋与东洋两支海军力量。
从海洋事务管理的层面来看，存在一个关键问题。由于每片海域均关联多个省份，若仅赋予督抚处理海军事务的权力，在整体规划与指挥调度方面，将面临极大困难。诚如总理衙门所指出：“南北洋地域广袤，接壤数省。”鉴于此，实施分段督办的策略便成为必然之选。
鉴于此，总理衙门作出了详尽部署，委命直隶总督李鸿章负责统筹督办北洋海军事宜，同时，两江总督沈葆桢被赋予督办南洋事务之责，并皆授予其办理海军的全权。关于具体实施细则，总理衙门不再进行干预，而是交由李鸿章与沈葆桢依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
鉴于总理衙门已明确既定方针，即优先发展北洋水师，而后再推进南洋、东洋水师的建设，北洋海军自起始便占据显著优势，此乃得天时之故。
经审慎剖析，就彼时朝廷财政状况而言，所谓“俟力渐充，就一化三”，实则不过是表面说辞。财政力量匮乏诚然是因素之一，然更为关键的是，北洋地区之于清政府，具备先天性的地缘战略优势。北洋乃京畿之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回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正是自大沽口登陆。鉴于此，李鸿章所统领的北洋海军，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光绪元年，北洋海军建设正式启幕。彼时，总理衙门奏请自六省厘金中拨取400万两白银，专款用于海军筹备。按规划，此400万两拟分拨予南洋与北洋。然而，实际执行过程中，款项却悉数归入北洋麾下，南洋大臣沈葆桢未获分毫。
在此后的数年间，朝廷拨发至海军创建领域的经费，大部分皆倾注于北洋海军。实则，于海军创办这一事务中，关键因素并非海军本身，而是负责督办之人。正所谓，在资源分配过程中，积极争取与善于运作之人，往往能获取更多资源，此情形恰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之俗语所描述。
因李鸿章在资历与声望方面远超沈葆桢，故而慈禧太后及总理衙门在相关事宜上，于立场上倾向于李鸿章。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筹办海军这一特定历史进程中，朝廷所颁政令并未明晰赋予南北洋大臣节制各省督抚之权力，这就使得南北洋大臣与各省督抚在行政架构中，并不存在直接的隶属关系。
李鸿章所主持的北洋地区，其范围涵盖山东与奉天两省。此二省作为淮系势力的核心区域，东北地区的高级行政长官以及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皆对李鸿章尊崇有加，在诸多事务上唯其指令是从。基于这样的政治格局，北洋海军在筹建过程中得以进展顺遂，未遇较大阻碍。
相较而言，南洋局势更为错综复杂。沈葆桢虽身居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之要职，却并非湘系领袖。南洋地域涵盖浙江、福建等省份，而这两省巡抚与李鸿章关系更为紧密，对沈葆桢的态度则相对冷淡。这种情形，可谓之“人和”因素的一种体现。
从相关历史发展进程不难看出，于晚清海军建设阶段，李鸿章统领的北洋海军在诸多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从客观条件而言，其在时机把握、地理位置以及资源整合等层面，皆占据有利态势。相较之下，南洋海军虽亦获取一定资源支持，然而，无论是整体规模架构，还是舰队装备质量，均与北洋海军存在较大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