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广贤文》中有言：“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

这句话很好理解，简单来说就是：父亲对孩子严厉，孩子就会成才、孝顺；母亲溺爱孩子，最终只会害了他。

当然了，这里的“严”，并不是说当父亲的要成天板着个脸，动不动就打骂孩子，而是说要以正确的方式去引导、教育孩子，教育他们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这里的“慈”，也不是说当母亲的对孩子好一点就会害了孩子，而是说不要过分的宠溺孩子。

孩子的教育问题，对于世界上大多数的父母来说，都是非常操心的。教育好了，孩子就能成才，教育不好，孩子很可能就会误入歧途，最终走上一条不归路。

比如开国少将熊应堂将军，就因为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孩子，导致他们误入歧途，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最终被判处死刑。

熊应堂，湖北黄安人，1911年出生，17岁参加红军，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熊应堂自幼家境贫寒，6六岁那年父亲又早早离世，留下他们兄妹三人和母亲相依为命。

父亲离世后，族人便时常欺负他们孤儿寡母，不仅不肯接济他们，还时常对他们进行欺压排挤。

他们一家人受尽了磨难，最后哥哥夭折，母亲被卖，钱也被贪婪的族人给瓜分了，剩下他和小妹孤苦无依。

为了生存下去，熊应堂不得不将小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而自己则去打零工。

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熊应堂就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过来的。

1928年，红军来到了熊应堂的家乡，当他得知红军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队伍后，便毫不犹豫报名参加了红军，由此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

参军后，熊应堂非常努力，无论是训练还是日常站岗、巡逻等都非常地认真。

在参加战斗时，他就像是一头猛虎，敢打敢冲、不畏牺牲，期间屡立战功。

因其英勇善战，先后被提拔为红四方面军总部通信队副排长、排长、政治指导员、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等职。

皖南事变中，熊应堂所在队伍遭到了敌人的打击，损失惨重，但他拒绝投降，带领剩余战士冲出了包围圈。

在这之后，熊应堂相继出任过沿江支队参谋长、第七师第十九旅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熊应堂还担任过华东野战军第七师第十九旅旅长、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五军参谋长、副军长等职，先后率部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诸多战役战斗，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功勋。

新中国成立之初，熊应堂被派到军事学院学习，后来出任空军第四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5年，熊应堂被任命为第二十军军长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之后又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

因其资历深、工作能力强，1971年时又被调到浙江省委，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然而，由于工作太忙，导致他没有时间陪伴在家人身边，他的两个双胞胎儿子的教育问题，也基本由妻子一人承担。

但他的妻子对两个孩子十分宠爱，甚至到了溺爱的地步，最终导致他们误入歧途，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将军的大儿子名叫熊北平，小儿子名叫熊紫平，由于疏于管教，两个儿子非常地骄傲放纵，加上他们又是所谓的“高干子弟”，在学校里更是无法无天，经常欺负同学，就连老师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熊应堂工作太忙，与两个儿子的接触也少，对他们的品性自然也就没有关注到。

尽管也曾听到过一些风声，但熊应堂总觉得他们只是个孩子，掀不起什么风浪。

后来，为了磨砺孩子的心性，熊应堂还特地将两个儿子送进了部队。

本想着经过在部队的磨练，两个孩子的行为就会有所收敛，谁知他们在部队里也非常地嚣张跋扈，成天喝酒闹事，军队纪律对于他们而言，如同摆设一样。

后来，兄弟俩觉得待在部队里不自由，缺少“乐子”，于是便决定离开部队。

退役后，两人被安排进工厂上班，谁知他们本性不改，依旧我行我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甚至好几次都差点引发了重大的安全事故，可谓嚣张至极。

据记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熊北平兄弟俩前后共诱骗过140多名女子，其中有超过一半惨遭侮辱，其他大多数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1978年10月，熊北平、熊紫平兄弟俩遭到市民的联名举报，中央下令对其进行“严打严办”。

在被逮捕之初，“二熊”仗着自己父亲的权势，依旧嚣张跋扈，但熊应堂将军在得知他们犯下如此多的罪行后，也只是长叹一声道：咎由自取！

最终，熊紫平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熊北平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两个儿子落得如此下场，熊应堂在悲痛的同时，也不免有些后悔，如果他当初能好好管教儿子，恐怕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

受此打击的熊应堂，最终辞去了担任的领导职务，于1996年2月10日在上海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