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为奸臣鸣冤,难道真是错怪魏忠贤了?崇祯除他后也懊悔不已

世人皆道,崇祯登基伊始,便将魏忠贤赶尽杀绝,这事可谓是大快人心。可谁又知道,就在魏忠贤死后不久,年轻的崇祯皇帝竟然叹息说出了"众大臣误我"这样的话来!
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除掉魏忠贤是个错误决定?可魏忠贤不是一直被称为"九千岁",权倾朝野,残害忠良,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吗?
其实啊,这里面大有文章。且不说魏忠贤在位时期,边关将士们的粮饷从未拖欠过一个月,单说他为抗击后金倾家荡产的事迹,就足以让人对这位"权奸"刮目相看了。
那么,魏忠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会被史书记载得如此不堪?崇祯为何又会说出"众大臣误我"这样的话来?
一、东林党的"黑魏"运动
天启七年,东林党人的反魏运动可谓到了高潮。这一年的春天,东林党领袖周顺昌在应天府衙门外,当众高喊:"魏忠贤乃国贼,宜诛之!"此言一出,顿时引得街头围观百姓议论纷纷。
消息传到京城,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立即响应,联合同党数十人连夜草拟了一份《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这份奏折中,将魏忠贤说成是"乱政祸国,残害忠良"的权臣。
可有趣的是,这份奏折中提到的所谓"罪状",大多是道听途说。比如说魏忠贤"纵容亲信,搜刮民财",却拿不出一件实证。反倒是当时的兵部尚书孙承宗,曾多次在朝堂上为魏忠贤辩解,说他节省内帑,供给边关。
东林党人还在各地书院中大肆宣扬魏忠贤的"恶行"。当时的南京国子监祭酒黄尊素,更是在讲堂上公然诋毁魏忠贤:"此贼不除,天下难安!"
这些言论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在东林党的刻意渲染下,魏忠贤成了比"权阉"刘瑾还要可恶的人物。就连一些从未见过魏忠贤的普通百姓,也开始对他恨之入骨。
崇祯帝即位后,东林党人抓住机会,再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魏运动。他们派人日夜守在皇宫门外,高声朗读《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年仅十六岁的崇祯帝被这些"忠言"打动,很快就下令逮捕了魏忠贤。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锦衣卫搜查魏忠贤的府邸时,却发现这位"贪官"的家产少得可怜。除了几件普通的家具,就只剩下一些边关将士送来的谢礼。这与东林党人所说的"家藏亿万"完全不符。
更有意思的是,在搜查中还发现了一本账册。这本账册详细记载了魏忠贤这些年来为边关军务捐献的钱粮。光是天启六年一年,他就捐出白银二十万两,用于购置军需物资。
这些事实,在当时却无人敢说。因为东林党掌控了大多数的言论阵地,但凡替魏忠贤说话的人,都会被扣上"奸党"的帽子。
就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黑魏"运动,成功地将一个为国操劳的大臣,塑造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权奸。直到崇祯帝发现真相时,为时已晚。
二、魏忠贤的治国实绩
说起魏忠贤的治国本事,不得不提天启四年那场震惊朝野的改革。那一年的春天,辽东边关传来消息,说是军饷又拖欠了三个月。魏忠贤得知此事后,立即上奏天启帝,请求清查内帑库存。
查下来才知道,原来内帑每年竟有白银二十余万两的空缺。魏忠贤派人一查,原来是几个太监私下挪用军饷中饱私囊。魏忠贤二话不说,立即将这几个太监押解刑部,依律惩处。
这一手,让宫中上下震动不已。要知道,这些太监可都是跟随先帝多年的老人,魏忠贤这般雷厉风行的作风,在当时可谓是闻所未闻。
整顿内帑后,魏忠贤又盯上了边关军饷的发放问题。他在兵部设立了专门的"饷银点验处",每一笔军饷发放都要由三位官员会同验收,印押具结。这一规定看似繁琐,却杜绝了中饱私囊的可能。
天启五年开始,辽东边关的军饷就再也没有拖欠过一个月。将士们的士气为之一振,这才有了后来击退后金的几次大捷。
在用人方面,魏忠贤也颇有门道。当时的兵部尚书孙承宗,本是东林党人,按理说应该与魏忠贤势同水火。可魏忠贤却一反常态,不仅没有排挤他,反而处处为他撑腰。

原来魏忠贤早就看出来了,孙承宗虽然出身东林,却是个难得的将才。在他的主政下,宁远城的防务日益完善,为后来的宁远大捷打下了坚实基础。
还有那袁崇焕,本是个籍籍无名的小官,却因为一份《平辽策》引起了魏忠贤的注意。魏忠贤破格推荐他出任辽东经略,这才有了后来"掉盆望月,倒射辽阳"的传奇战绩。
天启六年冬天,镇守宁远的赵率教突然上书,说是城中箭矢不敷使用。魏忠贤立即调拨内帑白银五万两,命人连夜赶制箭矢送往宁远。不到半月,宁远城的箭库就堆满了崭新的箭矢。
正是这批箭矢,在后来的宁远之战中立下大功,将后金大军射得抱头鼠窜。当时的辽东巡抚王化贞说:"若无魏公调度及时,宁远之战怕是另有结局。"
魏忠贤在位期间,更是大力整顿吏治。他创立了"京报房",专门负责收集各地官员的政绩。凡是政绩突出的,立即上报天启帝,请求提拔重用。要是发现有贪污渎职的,不论官职大小,一律严惩不贷。
正因为有了这些举措,天启年间的明朝朝政,反倒比之前的万历年间清明了许多。特别是在军事上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
三、鲜为人知的抗清往事
在天启年间的众多史料中,有一份特别的账册引人注目。这份账册是后来在魏忠贤府邸中发现的,上面详细记录了他为抗击后金所做的一切努力。
天启三年七月,辽东告急。后金兵马压境,宁远城急需军需物资。当时朝廷库银空虚,文官们争吵不休,迟迟拿不出对策。魏忠贤二话不说,立即变卖了自己在南京的两处宅院,筹得白银八万两,连夜派人送往宁远城。
这还不算完。天启四年春,魏忠贤又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字画古玩悉数变卖,所得银两全部用于购置军需。当时的兵部尚书孙承宗曾在奏折中写道:"魏公为国捐资,一年之内竟达二十余万两,此等忠心,古今罕见。"
为了更好地支援边关,魏忠贤在京师设立了一个特别机构,叫做"军需总库"。这个机构专门负责筹措军需物资,统一调配。有了这个机构,边关将士们再也不用为军需发愁了。
天启五年,一个特别的机会摆在了魏忠贤面前。当时有个叫李若水的富商,想要在京城开设钱庄。按照规矩,这种大生意是要给宫中送"孝敬"的。李若水托人送来了一万两白银,魏忠贤却没收下,而是让李若水把这笔钱直接送到军需总库。
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在魏忠贤主政期间,但凡有商人要送"孝敬",他都让他们把钱直接送到军需总库。久而久之,商人们也都知道了这个规矩,纷纷主动为边关捐献物资。
天启六年,后金又一次来犯。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锦州。当时的锦州守将赵率教派人快马来报,说是城中火药不足。魏忠贤立即调动自己的关系网,从各地商人手中收购了大批硝石,连夜运往锦州。
正是这批火药,让锦州守军在后来的战斗中占尽优势。当时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亲笔写信感谢魏忠贤说:"若无魏公鼎力相助,锦州危矣!"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魏忠贤还专门设立了一个"马政司",专门负责为边关筹措战马。他规定凡是获得宫中"骑马特权"的太监,每年都要向边关捐献战马。短短两年时间,就为边关筹集到了上千匹良马。
天启七年初,魏忠贤又做了一件大事。他将自己在河北的庄园全部变卖,用这笔钱在宁远、锦州等地修建了一批粮仓。有了这些粮仓,边关将士们再也不用担心断粮的问题了。
可就在这些粮仓刚刚建成不久,魏忠贤就被崇祯帝下令逮捕了。那些粮仓后来都成了无主之物,渐渐荒废了。当地百姓至今还称那些废弃的粮仓为"魏仓"。
四、权臣背后的另一面
说起权臣与民争利这件事,在魏忠贤身上倒是有个有趣的反例。天启四年,江南一带闹了场大旱,米价飞涨。当地的大户们纷纷囤积粮食,准备等价格再涨些再卖出去。
这事很快传到了京城,魏忠贤立即下令查抄囤粮之人。这一查不要紧,发现最大的囤粮户竟然是东林党人张永的族弟。张永连忙找人说情,说是他族弟也是为了保本,不然生意就要亏损了。
魏忠贤却说了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宁可让你们的生意亏损,也不能让百姓吃不起饭!"随后,他派人将张家囤积的粮食全部平价售出。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要知道,张永可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魏忠贤这样做无异于与整个东林党为敌。但他却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
更有意思的是魏忠贤对待富商的态度。当时的苏州有个叫沈炼的大商人,靠着官府的关系逃税漏税,积累了大量财富。东林党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沈炼每年都要给他们送不少好处。
天启五年,魏忠贤派人暗访江南,发现了这个情况。他立即下令对沈炼补征税款,一查就是三年的税。这一下子就征了十几万两白银。沈炼不服,托人向魏忠贤行贿,却被魏忠贤严词拒绝。
魏忠贤说:"国有国法,tax needs to be paid"。这句话后来被刻在了苏州税务衙门的门匾上。
在处理朝廷财政危机的问题上,魏忠贤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当时的明朝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光是养兵就要花费巨额银两。
魏忠贤首先从节流开始。他清查宫中冗员,裁撤闲职太监上千人。光是这一项,每年就节省了十几万两银子。接着,他又严查各地税收漏洞,重点打击那些靠权势逃税的大户。
有趣的是,当时有个太监送了一本《万历会计录》给魏忠贤。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万历年间的财政收支情况。魏忠贤研究了三天三夜,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当时的税收大头都落在了普通百姓身上,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反而交的税少。
于是,魏忠贤立即着手改革税制。他规定,凡是年收入超过千两银子的商人,都要按比例多交税。这项政策一出,立即遭到了东林党人的反对。他们说这样会打击商人的积极性。
魏忠贤却说:"商人富得流油,百姓却要饿肚子,这样的积极性打击了也罢!"就这样,这项政策还是强行推行了下去。结果证明,这项政策不仅没有打击商人的积极性,反而让朝廷的财政收入大增。
五、崇祯的后悔与反思
崇祯元年三月,魏忠贤被赐死后不到一个月,蓟镇就爆发了第一次兵变。当时的蓟镇将士们已经三个月没领到军饷了,这在魏忠贤在位时是从未有过的事。
守将李国桢连夜进京求见崇祯帝,说明了边关危急的情况。崇祯帝立即召集大臣商议,可大臣们却推诿扯皮,始终拿不出一个解决方案。这时有人提起,在魏忠贤在位时,边关军饷从未拖欠超过一个月。
就在蓟镇兵变平息后不久,宁远又传来了噩耗。因为军饷拖欠,士兵们士气低落,后金军队趁机突袭,一度攻破了外城。要不是守将赵率教拼死力战,只怕宁远就此失守了。
赵率教在战后写了一封奏折,说道:"昔日魏公在时,军需充足,士气高昂。如今军饷难继,将士人心惶惶,实为隐忧。"这封奏折很快就传到了崇祯帝手中。
天启七年底的固原之变,更是让崇祯帝开始重新审视魏忠贤的功过。当时的固原总兵李懋建,因为军饷拖欠了半年之久,带领部下哗变,一度占据了固原城。
平定固原之变后,崇祯帝翻阅往年的奏折,发现在魏忠贤主政时期,固原的军饷从未出现过拖欠。不仅如此,魏忠贤还在固原修建了三座大型粮仓,专门用来储存军粮。
这时候,东林党人的真实面目也逐渐显露出来。他们中有的人侵吞军饷,有的人与后金暗通款曲,更有甚者直接投靠了后金。这些事实让崇祯帝大为震惊。
崇祯二年春,兵部尚书张凤翔向崇祯帝呈递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自魏忠贤倒台后,朝廷的岁入锐减,军饷拖欠情况日益严重。而这一切,都与东林党人排斥异己、把持朝政有直接关系。
就在这份报告呈上来的第二天,崇祯帝在早朝上说出了那句著名的"众大臣误我"。这句话一出,满朝文武都噤若寒蝉。大家都明白,皇帝这是在为魏忠贤鸣冤了。
后来有御史找到了魏忠贤生前的一本日记。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为抗击后金所做的种种努力。特别是在军饷调配方面,他几乎倾尽所有,就是为了确保边关将士们能够安心守边。
崇祯三年,后金军队大举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此时的明军已经完全不复从前之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军饷难继。面对这样的局面,崇祯帝不禁感叹:"要是魏忠贤还在,也许局面就不会是这样了。"
可惜这种后悔来得太晚了。自魏忠贤死后,明朝的国力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天不如一天。那些曾经在魏忠贤主政时期建立起来的制度,也都在东林党人的破坏下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