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主要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提倡和推广白话，二是废除文言。而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终结果就是使白话成为唯一通用的书面语和口语。

晚清以后，为开启民智，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部分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文言的弊端和白话的优势。

19世纪70年代，黄遵宪跟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时候，看到日本假名对文化普及的作用，就意识到语言和文字“合一”的利好与语文分离的弊端。

后来梁启超、裘廷梁、陈子褒、王照、劳乃宣等人都意识到了这种问题，并提出一些主张试图解决问题，但到最后都不了了之。

梁启超

直到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建设“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这一主张明确解决中国自古以来的语文分离问题的方向。

所谓“国语”就是一国之中通用的官方语言。胡适称白话为国语，并不是要像他的前辈们如黄遵宪、梁启超和裘廷梁那样，号召在某些实用方面提高白话的地位，而是要废除文言文，让白话文成为唯一的书面语。对此，他在给友人的回信中十分明确地谈到：

我们主张文学革命的一个新目的是要使中国有一种国语的文学，是要使中国人都能用白话作诗、作文、著书、演说，因为如此所以要纯用白话。

“纯用白话”，换句话说，就是不用文言，这一点越到后来胡适就越明确。他认为凡是有志于创制新文学的人，无论是通信、作诗、译书、做笔文章、编学堂讲义，乃至给去世的人写墓志铭、替活人上条陈都应该用白话而不用文言。

“用白话来做一切文学的工具”“把白桦建立为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一个国家的教育工具，只可有一种，不可有两种”。

胡适

胡适的这种观点，在当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为了消除民众交流的障碍，提倡白话无可厚非，但是文言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废除，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文言不应该被废除。李春阳在他所著的《白话文运动的危机》一书的序言中说：白话与文言，自古就非截然分明。他的文中有一段令人读之不胜惋惜的话：

一个国家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民众，与本民族的古代典籍隔绝，个体生命意义的贫瘠和价值感的荒凉，到处可以感到。……伴随着诗心和诗艺的失传，古诗词沦为知识竞赛，笔墨书法缺乏眼与心的会意，寄身文化中的道德人心已然毁坏。

他认为，中国当代的道德困境以及文化荒漠，甚至是文脉的断裂都是废除文言这一举动造成的。

白话文运动的危机

显而易见，这种论调完全是基于他自身的学人和知识分子立场发出的，他只看到当代中国所谓的文脉断裂，但是他没有看到如果不废除文言，推广白话，包括他在内的当今的一大批学人连接触“文”的机会都没有。

一言以蔽之，如果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只推广白话，而不废除文言，语言分离的现象仍会持续。因为只要不废除文言，那些所谓的文人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官僚是不会在非通俗的领域使用白话的。

他们潜意识中把文言当作一种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一种特权工具。出生于官僚士大夫之家、并同为当时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的胡适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知：

在古代社会中，最大多数人是和文字没有交涉的，做文章的人，高的要求绝少数知音的欣赏，低的只求能中“试官”的口味。

要求知音能够欣赏的人，还能有自己所谓的个性，但是“无数模仿派的古文学，既没有我，也没有人”。

白话入诗的尝试之作《尝试集》

正如拉丁文独属于欧洲中世纪的教士一样，文言文也是近现代以前，文言文也是中国官僚士大夫以及知识分子的专属。普鲁斯特《中国的知识奴役性及其解放方法》认为：

古典的汉字必然发展了一种特殊利益阶级，不管哪个国家，如果诵读和书写的能力只限于知识阶级的时候，那么这个阶级的人们必然获得政权，且永远掌握着它。……他们便牺牲了那些无知而且无告的民众去获得一切政治上的地位，享受一切特殊利益。

综上所述，如果推广白话，不以废除文言为前提，即使白时在知识阶级中风行一时，也不可能真正取代文言的地位，久而久之，依然是“上层人”用着文言，普通人用着白话。

那么这和古代便没有什么两样。如此，广大普通民众与少数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破除知识的禁锢和垄断，开启民智，造就新民一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也就无从谈起。

胡适手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