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时期的新桂系军阀，大多数人首先浮现脑海的应该是被世人并称为“李白”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其实在李、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颇有分量的桂系“三巨头”代表性人物黄绍竑。
但与此同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则是他和李宗仁之间的关系并未因历史变故而疏远或对立，反而在1948年李宗仁竞选民国副总统一事中运筹帷幄、倾囊相助，最终使得这位“老大哥”一举站在了国民党政治舞台的中央，并在次年的北平和谈中不遗余力奔走斡旋，力促国共双方停战合作。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历史，始终如一的相互扶持者有之，关键时刻的临阵倒戈者有之，各取所需的反复无常者有之，但在经历跌宕起伏的关系变化后仍能保持最初的默契和坦诚，并全力以赴的在共同目标中殊途同归，李宗仁与黄绍竑这对新桂系开创者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典型。
当然，一个不能忽略的关键因素是二人性格上的共通之处。与白崇禧心胸狭隘、自视过高相比，李宗仁的宽容大度显得尤为珍重，也正是得益于此，当获悉李宗仁不愿因重兵追讨自己而造成广西旧军阀势力借两败俱伤以收渔人之利的黄绍竑立时感激涕零，自此抱定对李宗仁终生不变的“宽厚大度，有非人所能及者，感佩万分”态度。即便是在自己因洞察中原大战局势演变而与老蒋罢兵依附时，也从未动过破坏桂系团结统一的念头亦或采取对立行动，避免造成因核心人物离开而造成团队力量的分崩离析，这在派系纷繁林立和明争暗斗盛行的国民党集团内部确属难得的清流。
众所周知，在桂系“三巨头”中，李宗仁以组织和领导力著称，在民国时期一度盛传“冯玉祥善练兵，李宗仁善用兵”的说法；白崇禧以军事谋略见长，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能被冠以“小诸葛”的军事家之一；黄绍竑则以政治谋略著称，并以其灵活的政治头脑使桂系在解放战争后期成为唯一能与老蒋嫡系集团一较高下的主力军，殊为不易。
及至老蒋在1949年1月21日通电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曾经的新桂系“三巨头”在历史舞台上也达到了合作高峰。而于公于私，黄绍竑都将是李宗仁主张开展国共和谈大业的“必选项”。一来黄绍竑是自己信任的嫡系之人，论能力和忠诚均无可非议；二来黄绍竑虽是军人出身，但自中原大战开始便已厌倦内战祸乱，又是此次极力主张和谈的代表人物，由其出面更容易取得实质进展。
1949年1月22日，即老蒋通电下野的第二天，接力成为民国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为实现“守江谋和、划江而治”的目的，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包括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和谈“八项条件”，旋即于3月24日国民党行政院会议中公布了组建代表团成员名单。
除却屈武、刘仲华等4人作为居中联络的顾问外，正式谈判的首席代表自然非张治中莫属，这也是公认的、毋庸置疑的，不仅仅因张治中此前在重庆谈判时积累的与我党和谈经历和经验，更是主张和平的他与我党向来保持密切联系而未有过正面冲突所致。当然，最为直接关键的一点是，由他出面担任首席谈判代表，无论老蒋或是李宗仁都不会有争议。
排名第二的邵力子，在主张和平和参与重庆谈判上与张治中高度契合。此外，德高望重的和平老人头衔下，他还是最早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和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这层渊源，在我党高层颇受尊重和认可。
张、邵二人之后，当属李宗仁首推的“桂系大将”黄绍竑。与张治中游离于蒋、李之间的首鼠两端和邵力子提前将亲属转移北平的坚决态度相比，黄绍竑则是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在我党与李宗仁桂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力量间寻求了最大限度的“平衡”，就他在和谈中的努力而言，无愧于和谈代表中的“人间清醒”。
4月1日，6名代表南京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陆续抵达北平，作为“东道主”的教员和周恩来等人也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极高的礼遇。不同于以往谈判直切主题的方式，这次的正式会谈前教员和周恩来、叶剑英等我党谈判代表分别与张治中、刘斐、黄绍竑等人进行了个别交谈。随后，教员在香山双清别墅住处接见并宴请了黄绍竑和刘斐二人，也正是这次的会面，让黄绍竑坚定了终止内战、拥护和平的态度。
在这次的会面交谈中，教员的两个细节让黄绍竑感触很深。首先是教员表现出的坦诚率真，他将身处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处境分析的淋漓尽致，不仅指出了其现有的卫戍部队有被老蒋力量反制的危险，更是将主和起家的他面临的民众和军队压力一一点明，作为和谈中的对立一方，能将“对手”的处境开诚布公的加以陈述并表现出应有的关切，这是令黄绍竑感动至深的一点。
其次是教员对国内战争局势的深刻把握。除了重申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过江的原则和底线外，教员振聋发聩般的声音将人民解放军战略布局以及战争的主动权和胜利基础等问题逐一向黄绍竑和刘斐阐明， 那种自信、坚定的语气和魄力在旁敲侧击之间无不突出着诚意和谈的重要意义。
至此，黄绍竑似乎对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有了一种前所未有深层领悟，那一刻的他已完全意识到李宗仁此前推崇的“划江而治”是不切实际的空谈之论，而受李宗仁重托前来的他，所能做到的只有尽力为李宗仁、白崇禧及身后的桂系子弟兵争取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
4月13日，备受瞩目的国共北平和谈正式拉开了帷幕。尽管张治中在谈判桌前试图以“兄弟之争”化解此前的战争矛盾，争取最后一丝缓和余地，但在义正言辞的周恩来面前，却显得那般苍白无力，所有的国民党和谈代表业已清楚，协定确立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当此时，面对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等人“得之坦然、失之淡然”的态度，张治中寄推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的希望于黄绍竑和屈武二人。与此同时，为再次彰显我党的和谈诚意，黄、屈二人临行前，周恩来特意将此前山东战场上莱芜战役时俘虏的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副师长，也是白崇禧外甥的海竞强一并由其带回，用心良苦之至可见一斑。
只是，我党主动表现出的坦诚相待最终还是没能收获应有的圆满结果。
抵达南京的当晚，黄绍竑匆忙赶赴李宗仁住处详谈和谈结果。与在北平所见所闻深有感触的自己不同，李宗仁依旧对“划江而治”抱有一丝幻想，尽管自己现在是被处处掣肘、有名无实的代总统。在黄绍竑力劝下，李宗仁决定于次日进行内部会议商讨决定。
4月17日上午，当黄绍竑将我方给予的“李宗仁出任未来新政府的副主席”、“广西省两年内不实行土地改革”、“桂系部队完整保留并继续由白崇禧指挥”等条款一一说明时，一向自负雄兵在手且智计过人的白崇禧瞬间不淡定了，与其接受这样与自己初衷大相径庭的一纸协定，不如寄希望于以战取胜。
而黄绍竑则意味深长的给出了相反的理由：一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以主和而登上国民党权力舞台，此时变卦以战争手段取而代之必然失去信誉，也将招致社会的指责和孤立；二来战与和是李宗仁与老蒋为首的反动派的根本区别，一旦此时宣布开展，等于再次承认加入老蒋阵营中来，于和平大业和个人情感上都难以交代过去。
更何况，真到了和谈破裂，重开战火之际，桂系的力量重新依附于老蒋操控下，无异于历史的倒退，也等于直接向世人宣告桂系自1948年4月民国总统大选后所作的努力尽皆付诸东流，压力与挑战可想而知。
殊不知，慌乱之下的白崇禧不仅以“投机政客”的帽子冠以黄绍竑，竟又自信搬出了“上山打游击”的谬论用以掩饰自己不置可否的作战决心。一边是对国共双方格局形势的清楚认知，一边是对桂系未来走向的深谋远虑，二者看似触手可及，却又在曾经并肩作战的挚友面前显得望尘莫及。
直至我党约定的最终期限4月20日这天，黄绍竑依旧试图在一众南京国民政府大员面前直陈时弊，尽最后的努力为和谈划上圆满的句号。只可惜，外有老蒋堂而皇之的出手干预阻挠，内有白崇禧不顾一切的整兵经武备战，中间还要面对何应钦、阎锡山等一众要员们的打横炮、使斜力，李宗仁心力交瘁之下，已深感一股四面楚歌的无能为力。
回天乏术的黄绍竑也顿觉万念俱灰，独自动身飞赴香港，而后加入李济深、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于1948年初创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年8月13日，黄绍竑与在港的龙云、刘斐、贺耀祖等国民党军政人员44人联名通电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旋即动身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第一次会议。
16年后，当远在海峡对岸的白崇禧时刻处于警惕老蒋特务集团监禁暗杀行动之际，李宗仁自美国转香港后，搭载波音707客机重返祖国。在北京机场，黄绍竑与当年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应周恩来总理之邀纷纷前往迎接，也算是圆了这对同甘苦、共患难的老友一生的深情厚谊。
一年后的8月31日，黄绍竑在匆匆会晤了李宗仁后选择自杀身亡；三年后，李宗仁因病逝世于北京。
1980年12月31日上午，黄绍竑的追悼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如期举行，这位纵横驰骋于民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一生功过得失彻底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