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北京一位大学生在党旗下宣誓：我宣誓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年轻有朝气的脸上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他是北京法政大学的高材生李时雨，这位进步学生没有想到从此刻起，他的人生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接下来漫长的15年，他以多重的身份，展开了危险的地下党工作。

1940年，李时雨在车站焦急的等着夫人出站，年纪轻轻的他已是汪伪政府立法委员。潜伏多年他的身份从无人识破，可由于晋升得太快，他担心不利隐藏身份。

于是，忐忑不安的李时雨向中央请示该如何应对，谁料他的夫人孙静云带回来的消息中，中央却给给予了--不要有顾虑，大胆地往上爬的批示。

那么李时雨是如何走上这条道路的，深入龙潭虎穴多年，这位红色特工又是否能全身而退？

李时雨1908年生人，家在黑龙江省巴彦市，他从小就很聪明，他原来名字很秀气叫李庭芳。

随着李庭芳长大，他爱上了水浒里的宋江，同学孔繁文觉得李庭芳平时爱憎分明，颇有宋江的风范，就给李庭芳起了个绰号叫及时雨。而李庭芳觉得挺符合自己心意，从此就改名叫李时雨了。

李时雨是个学霸，可偏偏家里人却认为乱世动荡，读书也没用，父母只希望他找份营生养活自己就可以了。幸好，当地有位绅士张爷看到李时雨如此好学，劝其家人支持学业，李时雨才可以到省城里上学。

1925年5月发生的五卅惨案，引得全国的学生工人游行抗议，而李时雨自然身在其中。后来学校被当局解散，李时雨只能回到老家。

通过这件事，李时雨看到了国家落后挨欺、当局政府无视百姓疾苦的现象，心里就此种下了一颗爱国救国的种子。

李时雨18岁去到了天津求学，并考上了北京法政大学。彼时他的梦想就是学安稳完成学业，毕业后做个律师，届时既能养家糊口，又能帮穷人打官司，所以在大学里他专心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从不参加其它活动。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日本吞并。

而李时雨家乡就是东北，看到国破家亡后他心里无法平静，乱世之中身为男儿怎能只顾自己，假若国不将国，那又何以为家。

经此一役，李时雨彻底明白必须要救国救民，他胸中的热血在沸腾，在多方联系下，他找到了当时的共产党组织领导夏尚志，年轻的李时雨加入了共产党。

同年李时雨与孙静云结婚，成为革命伉俪，彼时他还不知道，妻子孙静云将来对他的潜伏工作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932年，李时雨受派遣到哈尔滨组织抗日武装，因多方原因刚建立起来的队伍困境重重，无奈解散。李时雨只得重回北平法学院继续学业。

1933年，中共地下党为了安葬李大钊灵柩，通知李时雨完成护灵的任务，李时雨和群众不怕反动军阀的威胁，护送灵柩到了万安公墓。

经过一两年的历练，李时雨已经能很好的完成中共地下党交给他的工作了。

不久后，李时雨接到第一个潜伏的任务，他能顺利完成吗？

从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后，张学良带领的东北军都很难受，作为军人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却要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去陕北围剿红军，军中多数人不愿去陕北，而是请战收复东北。

然而蒋介石并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其实老蒋就是想借红军的刀来削减东北军，坐收渔翁之利。可东北军不理解，军中抗日的情绪很高。

我党获悉后开始考虑，如果东北军里有自己的人，就可以进一步得到东北军的情报，然后策反东北军不打内战，联合一起去打日本鬼子。

张学良

而进入东北军的最好是聪明有学问的年轻人，并且是东北人，刚好李时雨就是这样的天选之子。

1936年，他接到了两项任务，一是打入东北军内部拿到军队的资料，二是要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李时雨不负众望，凭借能力去到张学良公寓警卫部工作，因他学识过人，办事利落，得到了张学良赏识被推荐进入了“剿总”第四处。

李时雨很快升职成中尉，凭借这些有利条件，他出色地完成任务，且西安事变发生时，李时雨就在其中。

“西安事变”对国共合作抗日起到了推进作用。事后，张学良见蒋介石已答应抗日，便未动老蒋，还亲自送他回南京，这是张学良走错的一步。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马软禁张学良，东北军没有了主帅面临改编，而李时雨也离开了东北军，结束了这次潜伏任务。

之后，李时雨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回到了天津，由于他是法学高材生，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差事，在天津高院做检察官。

李时雨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得到各界人士的认可，也结交了不少上流社会的人。当检察官后，他总是要出入不同的场合去应酬，为了方便活动，还在特勤局弄到了特别通行卡，这样的通行卡可以在很多关卡畅通无阻，随便出入。

不久后，李时雨再次接到地下党发来的任务，要他想办法弄一部电台，送出北平。可当时电台管理很严格，哪怕买一台收音机都要登记人名地址，更何况一部更加难搞的电台。

聪明的李时雨想到了买零件组装，化零为整。可怎么运出去又是个难题，虽然他有特别通行卡，但万一检查起来后果难料。

一番思索后，李进雨发现检察院院长的车是没人敢查的，他便想借车。正好妻子孙静云要来探望他，李进雨找到院长，说明想给妻子一个惊喜，但自己的车档次太低，想借院长的专车去车站接妻子，威风一下，请院长成全他的虚荣心。

李时雨平素就故意表现出爱财、虚荣，所以院长就没有多想，大方地借给了他，并告诉他好好哄老婆开心，别着急还。

李时雨凭着特别通行卡加上这辆豪车，在各个关口都通行无阻，哪怕到了日本人把守的关口也能通行，就这样电台的零件顺利送出，任务完美地完成。

1938年12月，汪清卫公开叛国投日，迫害革命。

中共中央亟需有人能打入其中收取情报，李时雨接到了第二次潜伏任务，去汪伪政府工作当“汉奸”。

这次，他会暴露身份吗？

1939年5月，汪精卫为了让自己的卖国行径合法，需要召集全国的代表开会，这个大会就是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实国民党内部的人大多不愿意去参加。

1939年8月，汪精卫开始安排人手召集开会，大汉奸汪精卫向日本方面夸下海口。如果没有人来开会，面子上是过不去的。

汪精卫便亲自在上海指挥手下收买人员来开会，向全国的国民党发出邀请，特别去找有名气的国民党党员，而李时雨自然进入邀请的范围。

李时雨捕捉到这是个潜伏的好机会，趁着汪精卫收买人心之时，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更是不停地发表吹捧汪精卫的言论，让汪精卫对这个年轻人印象深刻，李时雨事前准备好了汪伪政府施政方案，围绕“曲线救国”在会上提出并于大会上讨论。

“曲线救国”施政方案就像头版头条，一样吸引着汪精卫，着实让汪清卫欢喜。李时雨靠着开会时的表现，成功叩开了汪伪政府的大门，进入了汪伪的中央政府。

1940年3月30日 ，李时雨进入汪伪政府没多久，便因为是政法大学高材生，成为了第一届立法委员。

同年4月，李时雨登门拜见立法院的院长陈公博，陈公博对这位法学界的天才非常看好，决定收到自己的圈子里。

李时雨得到了陈公博的赏识好感，对其事事马首是瞻，这个大汉奸很快放下戒备之心，对李时雨非常信任。

1941年，陈公博上任上海市市长，而李时雨因与其的关系密切，在军法处、清乡季员会、上海保安司令部得到了几个重要职位，身兼数职一时风头无俩。

伴着自己的官位一步步升级，李时雨在汪伪政府里如鱼得水，收集到了汪伪政府里各种各样的情报，特别是汪伪与日本勾结起来的清乡行动计划。

陈公博

因准确情报能及时送达，新四军避开了日伪军的扫荡，新四军一次又一次安全转移，保护了革命的力量，粉碎了日伪要围剿新四军的勾当。

彼时，陈公博对李时雨很信任，把很多事交由李时雨去操办，陈公博想结交上海的社会名人，想借助有声望的人帮伪政府立威，冥思苦想却找不到法子。

李时雨献上一计，只需利用媒体宣传，办个学术报刊杂志，找些文人学者来写文章发评论，不停地宣传汪精卫政府的“曲线救国”，时间久了定能对社会名流起到感化作用。

这招深谙陈公博的心，这个大汉奸毫不犹豫拍案同意，并全权交与李时雨去办，李时雨自然办得妥妥当当。

很快《先导》杂志出版，但办杂志社并不是为了什么“曲线救国”，而是利用了陈公博和李时雨的名头来做掩护。

它表面上是汪伪的杂志社，实际却是地下党秘密工作的地方和情报中心。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在日本，汪伪政府由陈公博和周伄法继续管理。而彼时全世界各国团结一致掀起反法西斯战争，不到一年时间，德国战败。

1945年8月15日，日本也投降了，汪伪政府的幕后倒台，顿时树倒猢狲散，而汪伪政府官员也如一群惊弓之鸟，到处倒戈找下家了。

李时雨结束了汪伪政府的工作，结束了“汉奸”身份，准备离开上海。

可这时，又有一个人来找他，开启了李时雨第三次的潜伏。这次他又将面临什么样艰难的任务？

日本投降后一个月，汪伪政府便已经解散，而李时雨每天都在发愁自己“汉奸”标签怎么洗掉。

暂时想不到什么好办法的他，只能尽快离开上海，可当他收拾打包整理行李时，一位以前在汪伪政府共事的同僚余祥琴来登门拜访。李时雨心惊不已，难道自己的身份被他发现了吗？

李时雨正在担心来人的意图，没想到余祥琴自己先报上身份，他是潜伏在汪伪政府里的国民党军统人员，负责军统在上海的交通站，现在汪伪政府已经倒台，余祥琴要回到军统，他见识过李时雨的学识和能力，所以想争取李时雨和他一起回军统工作。

余祥琴说道：“李兄，你是知道国民党对汉奸判罚罪刑的，如果你愿意加入我军统，为军统所用，那你以前在汪伪政府做的汉奸经历不会再有人深究，没人会提及你的过往，请务必考虑你的前程。”

李时雨正愁不知怎么洗掉“汉奸”身份，余祥琴正好帮了个忙，这下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顺理成章地进入国民党的军统，所以便立刻答应下来。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下一步就是对付共产党。而李时雨加入军统后，得到戴笠欣赏，成为戴笠身边的红人。

戴笠对李时雨极其信任，安排他在上海担任军统站第二组组长，专门收集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情报。

这次，李时雨轻车熟路地用起了反间计，假装收集共产党情报，实则到处收集军统的情报，利用自己的职权便利一次次帮助中共地下党虎口脱险。

李时雨进入军统时间太短，职位并没有太高，却成了戴笠的红人，难免遭人嫉妒和猜忌，再加上李时雨一直没有抓过真正的共产党，军统里的高层开始对李时雨进行调查。

1946年在上海站，军法处处长沈维翰向戴笠提出要调查李时雨，可彼时李时雨正得戴笠“圣心”，并不同意调查心腹爱将。

不久后，戴笠就死于空难。此后，李时雨警惕的断绝与中共的地下联系。然而，沈维翰没有找到李时雨是共产党的证据，却依旧下令抓捕他。

戴笠

中共地下党收到情报后，立即通知李时雨，快速撤离上海前往安全的东北。此时，李时雨已经潜伏多年，潜伏经验很丰富，并没有留下证据。

但国民党对付共产党有个可怕的原则，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李时雨这次没能躲过去。

因为没有证据能证明李时雨是共产党，沈维翰对李时雨用了酷刑，李时雨挺过一道道惨无人道的折磨，最终国民党没有得到一丁点的有关共产党的情报。

1946年12月，经过三个月的折磨李时雨以汉奸罪的罪名被判了7年。

1949年2月，因国民党没有太多的财政资金管理监狱，进行了所谓的“大赦天下”，释放了一大批刑期不长的犯人。

在这次大赦中，李时雨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获得了自由，结束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敌营潜伏生涯。

李时雨终于可以公开身份了，他不是国民党员，他不是汉奸，更不是特务，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一名久经考验的合格的共产党员。

李时雨初心不改，没有忘记十五年前在党旗下宣誓的誓言，忠于党忠于人民，他拼了命地做到了。

国家太平后，李时雨这位红色特工，把在敌营的十五年写成了回忆录献给家乡父老，书中写了一首诗：

北燕南飞朝不归，漫长征途白发垂。

江山万里披锦绣，一篇史书报春回。

我们现在的和平年代来之不易，向每一位救国救民的先烈们致敬，向为了和平曾经挥洒热血甚至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