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在清代前期的泛滥，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受官袭爵，闻命即从。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对此段史事讳莫如深。因此，不仅将有关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凡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动辄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此为原因之一。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鑨《明史》案，即属此类之最典型者。死于该案者多达70余人，庄氏虽于案发前故世，犹遭剖棺戮尸。原因之二则在于，清初的反清斗争，虽经40年的武力镇压趋于沉寂，然而反清思想却久久不能消弭。汉族士大夫眷恋故明，宣扬夷夏之防一类封建正统思想和狭隘民族意识，对清廷巩固其统治尤为不利。为了强化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对反清思想势必就要用暴力去加以打击。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六年（1728）的吕留良、曾静案，都可视做出于此类需要而制造文字狱的典型事例。《南山集》案，戴名世以翰林院编修而被处死，桐城文派开派宗师方苞亦牵连下狱。而吕、曾一案，吕留良故世多年，同样殃及枯骨，吕氏后人皆流徙东北，曾静虽免死一时，但乾隆初，即借端杀害。第三，康、雍之际，清皇族中权力角逐空前激化，史称夺嫡之争。清世宗即位之后，为了巩固既已取得的胜利，除戕杀夺嫡诸王外，亦借助于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雍正四年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钱名世投诗案、查嗣庭乡试命题案，以及雍正七年的谢济世注《大学》案、陆生楠《通鉴论》案等等，尽管所加罪名不一，但借以打击异己这一目的，则始终如一。至乾隆朝，朋党积习未除，清高宗也效法其父，以文字狱来惩治朋党，整饬吏治。乾隆中叶以后，清廷以访求遗籍、纂修《四库全书》为名，寓禁于征，多方罗织，以致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四十八年的十年间，文字冤狱无年不有，遍于国中。嘉庆、道光间，国家多故，世变日亟，时局已非文化高压所能控制，于是文网趋于松弛。 严酷的文字狱，钳制思想，践踏学术，是阻碍历史进步的因素，理所当然应予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