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来到洛川，见到了王以哲，王以哲并未追究高福源打败仗，丢掉四个营的过失，相反地还加以安慰，这样高福源心里有了底，于是这才说出被俘后的真实情形。

高福源在榆林桥战役中负伤被俘，自忖必死无疑，便对红军第十五军团长徐海东说：“我是军人，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

而徐海东却对他说：“哪个要杀你，你是东北军的一个军官，现在东三省都让日本人吞了，不知道吗？

你要有点骨气就去打日本人。你们东北军的兄弟，见了红军，枪都朝天上放，你还充什么英雄好汉！”听到这句话，高福源羞愧得低下了头。

经过在瓦窑堡两个月的学习和观察，高福源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高福源说自己进一步认识到，“抗日救国大事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

后来，红一军团围攻甘泉，守军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〇七师，红军缺乏重武器，久攻不下，彭德怀便把在瓦窑堡的高福源找来。

彭德怀与他用民主讨论的方式谈了两天一夜，给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让他参观红军部队，观看红军宣传队演出的文艺节目。

对高福源提出的一些疑问，彭德怀都给以圆满解答。

红一军团敌工部部长也是东北人的周桓，更是直接向高福源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这时的高福源对红军更加地心悦诚服。

高福源于是便开始对甘泉守军进行大量的政治工作，为后来红军与东北军的谈判做出了极大贡献。

高福源与彭德怀谈话后的第二天清晨就启程前往洛川。他经肤施到达甘泉，见到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二九师参谋长张文清等人，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他又写信给自己的好友、六十七军代理参谋处处长佟道，请他向军长王以哲转达自己的要求。

此时，王以哲刚刚接到张学良密令其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得知高福源的情况后，当即派佟道去迎接高福源到洛川六十七军军部。

高福源向王以哲和赵镇藩（六十七军参谋长）报告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提出有重要事情要向张副司令报告。

王以哲立即将高福源回来的情况密电张学良：“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司令面陈！”

张学良原以为高福源被俘后早已被红军杀掉，见王以哲电报后有些意外，于是当即决定第二天即乘坐飞机飞往洛川。

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后，便将自己在红军中的经历感受和盘托出。

王以哲

他声泪俱下，希望张学良放弃反共，与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为考验一下高的胆量，故意勃然大怒道：“你好大胆！你当了俘虏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

高福源毫无惧色，对张学良说：“报告副司令，我要怕死，就不回来干这种事。副司令枪毙我，还不是同踩死一个蚂蚁一样，容易得很。但是副司令忘了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去了，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大元帅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

现在人家共产党提出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由还骂人家是‘匪’？

我们东北军再这样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有什么理由还去打人家呢？”

正在多方寻找与共产党关系的张学良听了高福源的这一席话，也掉下眼泪，他站起来对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说得也很对，我刚才是要试试你的胆量。”

张学良向高福源明确地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我们正式进行商谈。

高福源随后便从洛川乘坐运输给养的飞机到了甘泉，再骑马回到红军前线指挥部，敌工部长周桓热情接待了他。

高福源对周桓说：“我这次是奉命而来，张学良要面见你们的代表，共商抗日大计。他在洛川等候。”

周桓立刻将高福源所谈情况及时向彭德怀做了汇报，彭德怀转报在瓦窑堡的党中央请示下一步工作。

周桓按中央指示，将高福源送到瓦窑堡，周福源向李克农汇报了洛川之行后，李克农又带他去见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

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做为代表去洛川会见张学良、王以哲。又临时抽调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戴镜元配合李克农的工作。

戴镜元，福建永定人。他九岁入团，十岁转党，是我军第一代无线电侦听人员，毛泽东主席曾为他题词：“步步前进，就是步步胜利!”

戴镜元回忆长征时说：“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巧渡金沙江和强渡大渡河，我们都为中央提供了重要情报，毛主席赞誉我们是‘长征路上的灯笼'”。

李克农和戴镜元开始为南下洛川做准备，他们准备工作其中的一项便是临行前去见周副主席，听取具体指示。

戴镜元

周恩来副主席说：根据目前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这次去和东北军张学良会谈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会谈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要考虑到有一定困难和一定的危险。

要作两方面的精神准备，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力争谈成，一定要谈和。要努力做好团结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会谈要按照我党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来谈。

同时还指示可以视具体情况，先商谈一些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方面的问题。

这次去洛川的任务很重要，重大问题要及时电报请示中央。

周恩来副主席又说：李克农是正式代表，是总的负责人，戴镜元同志负责机要工作，并指定了通讯联络的工具，研究了隐蔽携带的方法。

戴镜元回忆，自己当时的内心很激动，深感任务艰巨，决心竭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中央给予他们的这项艰巨任务。

很快，此行的人员、行李、行进路线全部敲定，最后中央以毛主席和彭德怀的名义向王以哲发了电报，称红军谈判代表李克农等四人由瓦窑堡启程，预计几日后抵达洛川，望贵方妥善接待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出行这天的一大早，陕北高原的雪地里走来了几个人，中间一位身穿中山装戴眼镜举止沉稳大方，是本次谈判的总负责人李克农；旁边穿着学生装稚气未脱的十七岁年轻人，是戴镜元；另一位穿着长衫戴礼帽一副生意人打扮的，是苏维埃政府贸易局局长钱之光同志，他顺便借此机会去西安采购办公用品和红军所需要的一些紧缺药品，另外还有一名穿着便装的警卫员；最前面穿着黑棉袄，包着白头巾一副农民打扮，是负责带路的高福源。

在这五个人之外，还有一些护送人员和马夫。去洛川与东北军方面会谈，当时是完全严格秘密的，整个会谈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下进行的。毛主席同周副主席此时先后离开瓦窑堡指挥红军东征去了。

李克农等人会谈的情况、请示报告便都直接以密电形式发往东征前线指挥部山西石楼。

正当李克农等人向洛川进发之时，张学良却因为有事去了南京，那么此次会谈顺利吗，东北军方面能够完全接受红军的抗日主张吗，会谈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