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罗镇战役即以一〇九师全师覆灭而告终。

毛泽东对直罗镇战役发表了著名的奠基礼文章《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详细描述了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的战斗过程，强调了直罗镇战役对于中国革命和红军的重要性。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陕北地区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同时，这篇文章也展示了毛泽东作为领袖的远见卓识和卓越领导才能。

在直罗镇战役后，东北军一O九师师长牛元峰的结局却一直是军史界争论的话题。

萧华将军作词的《长征组歌》风靡一时，其中的《祝捷》中这样写道：“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了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

牛元峰被我军活捉似乎是家喻户晓的结局。但牛元峰到底结果如何，却有许多版本。

直罗镇战役纪念馆

参加指挥直罗镇战役的红十五军团长徐海东在《奠基礼》一文中回忆道：“（1935年11月24日）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部突围向西逃跑，我七十五师的战士，随即跟踪追击。

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追回来。一气追了二十五里，追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牛元峰和他率领的残部一个多营最后覆灭了。”

在这里，徐海东没有直接说明牛元峰的最后结局。

但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在直罗镇指挥所里，几位领导人谈论起如何对待俘虏的问题。

因毛泽东有“我们今天也来个既往不咎，下不为例”之语作保证。

徐海东回忆时说：“有毛主席这番话我就敢说了！在直罗镇战斗中，担负围困敌牛元峰师残部的红军战士伤亡很大，那天他们活捉了牛元峰之后没有请示，就喊着为战友报仇把他给枪毙了。”

这与孟良崮战役尾声阶段张灵甫之死也出现过不同说法如出一辙，一般争论于张灵甫战役被当场击毙说、主动自杀说和投降以后被杀说。

华野的金子谷称当年孟良崮战役接近尾声时，六纵特务团的一个排攻进了张灵甫的指挥部，眼见翻盘无望，张灵甫选择了投降，六纵的部队本来也进行了受降。

但在押送张灵甫下山时，一名排长却突然端起冲锋枪从背后将张灵甫射杀。

六纵政委江渭清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征战》中写道：“在孟良崮战役中，要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被我六纵特务团活捉了的张灵甫，却被一名对张灵甫恨之入骨的干部给打死了。”

而这个人是谁，一时间众说纷纭。

这个人其实就是华野六纵的葛兆田，当年第一批攻进张灵甫指挥部的就是他所在的连队。

1947年5月16日下午，葛兆田和战友们摸上了张灵甫指挥部。三下五除二干掉门口的士兵后，三连的指导员开始在洞口喊话进行劝降。

张灵甫听到我军已经包围了指挥部，面如死灰地从洞口走了出来，准备向解放军投降。

但当他看到洞口只有寥寥几人时，他又生出了侥幸心理，似乎看到了逃跑的希望，立马举起冲锋枪对着解放军战士们进行扫射。

连队指导员没来得及躲避，被张灵甫打中。葛兆田一看指导员中弹了，直接拿起枪对“假投降”的国军进行反击。

张灵甫胸部中弹后转身想要逃跑，又被葛兆田击中后脑，当场气绝身亡。

剩下的敌人一看师长都已经死透了，赶紧把枪丢在一边举起了双头“别打了！别打了！这次真投降了！”。

当时葛兆田并不知道自己打死的敌军将领是张灵甫，只看到这个军官胸口戴满了勋章，想着这人肯定官不小。

就在这时，副师长戴文贤上来了，他一眼就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张灵甫，生气地问道：“谁把他打死的？”

葛兆田以为戴副师长是要夸奖自己了，连忙说：“我打死的！”

“你为什么杀他？我要处分你！”活捉张灵甫的计划破灭了，令戴文贤十分生气，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明说。

“他打我，我不打他？老蒋打我，我也敢开枪？”这个时候葛兆田的牛脾气也上来了，凭什么自己打死了国民党军官还要遭处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后来陈毅问谁打死的张灵甫时，葛兆田看着担架上的尸体本想承认，但一想到戴副师长说要处分自己，他又不敢说了。

孟良崮战役后，老兵们闲下来总是喜欢说些自己以前打过的仗，葛兆田和战友朱凡友聊天时无意间提到自己曾在孟良崮战役中在山顶的山洞里打死一个国民党大官，可副师长说要处分自己。

朱凡友问他，那个当官的是不是肩膀上有两颗星星，长得十分高大。

葛兆田回忆了一下，说好像是长这样。这时候葛兆田才真正知道，当年被他射杀的军官真的是张灵甫。

牛元峰被俘后红军将其杀死一说，与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孟良崮之死有些许类似。

在《彭德怀年谱》中记载：“（彭德怀）发给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电：直罗镇被围之敌两营突围向东北逃窜，当即尾追，望搜捕敌师长牛元峰及其他团、营长。当日，十五军团全歼直罗镇突围之敌，敌师长牛元峰被击毙。”

而沈叔明在《东北军一○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中记述说：“牛元峰突出土围子后，身边还有四五十个人，盲目向西南方走去。”

“最后牛元峰身边只剩沈叔明和一个随从副官。追赶的红军越来越接近，甚至人数和面孔都看得清清楚楚。牛元峰突然站住从腰上把勃朗宁（手枪）拿出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沈叔明听到枪声刚一回头，见牛元峰已死，就问副官为什么把他打死。副官把经过讲完又说：‘师长已失常态，不打死他怕发生别的事情。’”

曾亲历过直罗镇战役，时任红十五军团保卫局特务员的詹大南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曾这样叙述道：“我率少共营乘机冲上去，两面夹攻，猛打一阵。在战斗进行中，我边追边问抓到的俘虏，查问牛元峰的下落。在半途中，一个敌伤兵对我们说：‘牛师长、参谋长与卫队一起，都在前面。’大约9时，战斗结束。我牢记着徐军团长交给我的任务，急问红二二五团的同志‘有没有敌人向南跑掉’，他们回答说：‘都圈在这里，一个也没有逃脱’。

我心想：现在既然一个也没跑脱，就一定能找到牛元峰。果然，在最后围歼敌人的地方，我们很快查找到了被俘的敌师参谋长。

于是我大声问：‘你们师长呢？’他用手指着离我们十多步远的山坡上的一具死尸说：‘那就是牛师长。’我开始还不相信他的话，又问了旁边几个俘虏。这时，敌参谋长指着地上的一个红色长方形的大本子对我说：‘请你对照军官录上的照片。’我拿起一看，里面少校以上军官都附有照片，第3页是少将师长牛元峰，占了半页。

我走过去看尸体，只见他头朝北趴在面向我追击部队的反斜坡面上，旁边还有几具敌人尸体。看到牛元峰这种死后的姿势和处在山脊棱线后的具体位置，可以断定：他是在抵抗过程中被我军击毙的，而且被我追击部队击毙的可能性较大。

我跨上一步使劲地把尸体翻过身来一看，面部和上身都是血。我辨认不清楚，不敢肯定此人就是牛元峰。

由于事关重大，又接连问了其他几个俘虏，他们都说此人就是牛师长。接着，我从尸体上搜出一枚铜质狮头的私章，在手掌上印了一下，是篆体字，我不认识。于是，我让少共营留在原地待命，看守敌参谋长和尸体。

我领着两个战士，带着军官名录和私章向军团长汇报。经过认定，私章是牛元峰的。

徐军团长很高兴并命令通信员通知少共营把牛元峰的尸体抬下山来。后来，听说牛元峰的尸体埋在文家庙北头的小土包下面，次年东北军来人挖出来，火化后包了一包骨灰带走了。”

综合看来，牛元峰并未被被俘，而是在战场上死亡。亲身经历现场战斗的留下回忆录的国共双方将领因立场不同，说法也不尽相同。徐海东和彭德怀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未亲自在战场实地勘验，其说只能聊备旁证。

至于具体哪种情况是事实，现在已无从知晓，作为一个小小的历史之迷留待我们研究吧。

红军缴获了牛元峰的德造左轮三号手枪，后一直为左权使用，一直佩戴到牺牲。左权牺牲后，彭德怀将这支手枪赠给当时的作战科长王政柱留做纪念，王政柱将其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正在南京开会的张学良听到直罗镇东北军再次被击溃，如同五雷轰顶，他又气又急，一气董英斌不听自己的嘱咐，二气晏道刚不打招呼擅自做主。

当失败的消息在南京城传开后，国民党的大员们有些人表现的幸灾乐祸，勉强挨到会议结束，张学良立刻带着何柱国和副官等人，连夜坐飞机赶往西安。

然而，天不遂人愿，飞机在天上又遇到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