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彷徨的张学良想到杜重远一贯宣传抗日，在上海结识很多进步人士，在政治上一定会有一些好的意见。于是他在五全大会闭幕以后，托故来到上海，秘密约见杜重远。
张学良这次到上海，为避人耳目，自己开车把杜重远接到郊外，两人在汽车里，面对面地进行了长谈。
近两年来，由于政见不同，杜重远很少拜访张学良。尤其他因《闲话皇帝》一文判刑入狱之后，对张学良为蒋介石卖命“剿共”越发地不认同。
今天，久违的老友突然来访，杜重远正想做张学良的工作，现在他主动找上门来征求意见，杜便抓住这个时机向张推心置腹地讲出了自己的意见。
杜重远
他一见心事重重的张学良，便开门见山地说：“你还敢前来看我这位‘侮辱天皇’的罪犯，真是令我感激不尽啊！”
“快别这样说，我是专门来沪请教于你的。”张学良异常沉重地说。
张学良坦诚地向杜重远倾诉了自己内心的苦闷。他说，在意大利时，他学习了法西斯主义，认为这是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
所以，回国后极力拥护蒋介石独裁，以期早日统一中国，好去抗日，因而拥护和执行了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可是，东北军参加“剿共”以来，接连受挫，损兵折将，事实表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等于是无期徒刑。
张学良痛苦地说：“近两年剿共的结果，使我明白了共产党是打不了的，如果再这样走下去，我必然成为历史的罪人！今天来找你，就是希望你坦诚地帮着我参谋一下，我张学良，下一步该怎么办？”
杜重远听后很是激动，他熟悉张学良的性格和为人，因而他也很动感情地说：“汉卿！我早就等着你说这样的话了。”
杜分析了形势，着重谈了联合战线与抗日救国问题。
他说，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用于抗日疆场；日本侵略者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有抗日，东北军才有前途，你个人也可以有荣誉；东北军现在陕甘，正好可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新疆的盛世才，共同抗日。
而张学良考虑，盛世才是东北人，容易联合；与杨虎城间虽有些隔阂与误解，但也不是不可解决；他最担心的是怕共产党不要他。
杜重远向他解释说：共产党今年发表了《八一宣言》，声明愿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最忠实于自己的主张，必须下定决心改变过去的错误做法，坚定地走联合抗日的道路。只要你决心抗日，共产党一定会同你联合的。
张学良说他还不知该宣言的详细内容，杜重远难以理解地摇摇头说，《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愿意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共同抗日。
杜又说：不联共抗日，是空谈抗日。杜还劝张学习一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并把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书籍介绍给他阅读。
张学良
张学良是一位有爱国思想而又性格豪爽的人，听完杜重远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言论，表示完全接受杜的意见，决心退出内战，走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道路。
指引张学良走联共抗日道路的，除杜重远外，还有马占山。马占山是张学良的旧部，九一八后在东北曾率部抵抗日军侵略。
江桥一战，名震全国，成为举世闻名的抗日英雄。由李印执导，李幼斌主演的电视剧《决战江桥》，讲述的是黑龙江军民同仇敌忾，齐心协力打响抗日第一枪，在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的带领下，全省军民同日军和伪军斗智斗勇的故事，讴歌了马占山为首的民族英雄，为国、为家、为民、舍生忘死的民族情怀。
后作战失利，率部退往苏联。马后来回国曾去武汉拜会张学良并向其进谏，批评张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犯了三次大错误：“不应该拥护南京政府，挂青天白日旗，加入国民党；九一八事变，不应听从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拱手放弃东北四省；不应该回国宣传法西斯能救中国，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参加‘剿共’内战。”
马还对张学良一针见血地指出：“东北军参加打共产党是无期徒刑，是卖命换饭吃。共产党打不完，东北军先消耗光了。必须设法保存这点老本，争取早日打回东北去。”
马占山还向张学良建议，抗日一定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他说出国见了世面，中国人要打小鼻子（指日本）一定能得到大鼻子（指苏联）的援助，这是斯大林亲口答应的。
马还举例说：当年蒋介石得到苏联派来的顾问，送来两船军火补充黄埔军校，才开始北伐。冯玉祥也是得到苏联派来的顾问和两百辆汽车军火，才得以在五原誓师。
张学良听进了杜重远的话。二十多天后，他在上海又秘密会晤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
李杜是辽宁义县人，因其非常喜欢李白和杜甫的诗，于是在自己成年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李杜。
他年长张学良二十多岁，曾在奉军任职，担任过长春戒严司令、东北陆军第十五师师长，授陆军中将衔。
九一八事变后，李杜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揭起抗日大旗。他曾上庐山，面谒蒋介石，提出组织东北义勇军四条政见，被蒋介石所拒绝。
张学良在上海见到了老部下李杜，颇为欣喜。言谈之中，李杜的意思与杜重远完全一致：“联共抗日！”
张学良知道李杜虽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与中共有联系。张学良以为中共中央在上海，便托李杜与中共联系，以期与中共领导人商谈联合抗日之事。
李杜答应了张的要求，说待找到后去电通知他。
就在张学良主动寻找中共联系人之时，我党也在做争取张学良的工作。
张学良的部将高福源，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所俘虏，进入我党所办“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
开班第一天，这一百二十名被俘东北军官抬头看见四周贴满了标语。比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等。
高福源
周边整整齐齐站着几十名红军小战士，等宣布学习班开课，小战士放声高歌《打回老家去》！歌声让这些背井离乡当俘虏的东北军军官忍不住满眶热泪。
第一课没有训话，没有批评。接着，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人来给他们讲课，连毛泽东也来了。
毛主席有句话令这些东北军俘虏印象深刻：“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随着教育学习的逐步进展。这批东北军官自发地成立了抗日同盟会。
终于有一天，高福源忍不住了，他突然提出要见红军的负责人，说有事相商，他找到李克农，表示愿意回到东北军去做张学良等人的工作。
周恩来西安事变后评价高福源是东北军部队里最有觉悟，最先觉醒的爱国军人!
高福源经过进出甘泉的考验后（见前文），不久，就被红军释放回到洛川六十七军司令部。
在这以前，王以哲被困延安，于是他在延安修建了一个小型飞机场，张学良便派来一架小飞机，把王以哲接回洛川。
高福源来到洛川通过他的同学佟铁肩(时任六十七军参谋处处长)的转达，见到了王以哲，王以哲并未追究高福源打败仗，丢掉四个营的过失，相反地还加以安慰，这样高福源心里有了底，于是才敢说被俘后的真实情形。
开始高福源还是试探地把红军的政策，转达给王以哲，根据后来王以哲的参谋王昭说，当时是王以哲最苦闷没有办法的时候，如果不接受红军条件，却又打不了红军；如果接受，又觉得这个问题太重大，自己不敢擅自作主。
就在左右为难之时，张学良发来密电，让他设法在前线与红军沟通关系，王以哲便立即将高福源返回洛川一事电告张学良。
“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司令面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