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映的热门暑期档影片《抓娃娃》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截至7月19日总票房已经接近十亿大关，成为开心麻花又一部卖座电影。但是，陆川导演的一番言论让该片陷入了争议，也引起了“电影是艺术还是商品”的老调重弹的讨论。究其原因，在面临影视行业的寒冬之际，不同的创作者有着不同的选择。追求“艺术”的陆川和追求“商品”的开心麻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成为该场争议的来源。

作为新一代著名的电影导演，陆川执导的《寻枪》（2002）《可可西里》（2004）《南京！南京！》（2009）等影片在国内外收获了良好的口碑，也入围过A类的国际电影节。在2012年，他还和北京国资委及国家体育场合作，以鸟巢为舞台成功编排并执导了大型实景演出《鸟巢·吸引》，足以说明他的才能与地位。就在《抓娃娃》上映之际，陆川导演在头条上发文，在“电影《抓娃娃》值得一看吗”的tag下说出“麻花的低质强碱性搞笑片雄霸中国电影市场，是文化的悲哀”这样的话，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反响。

随即，陆川的头条推文被删除，陆川团队称其账号被盗。陆川在微博上转发“猿动力泛娱影业”的推文，指出沈腾和他是哥们关系，演员史彭元也是他上部戏的男主之一，是亲弟的关系，并祝电影《抓娃娃》票房大卖。

但是“头条安全中心”的官方账号站出来辟谣，说经查询，“电影人陆川”的账号并未被盗，而是他自己讲这条推文删除了。到此时，关于电影圈的这一“抓娃娃事件”开始持续发酵，看热闹的网友也越来越多。

到此时，关于此事件的猜测、怀疑论和腹黑学大量涌现。公众号“局外人看电影”发了一篇文章，标题计委“‘悲哀’的不是电影，是陆川”，矛头直指陆川的两面三刀以及近十年来的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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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商业之争：电影人不同的选择

早在2019年，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在接受《帝国》杂志采访时就表示：“漫威的影片不是电影，而更像主题公园或者游乐园。我努力尝试看其中一些片子，尽管它们制作精良，演员表演也可圈可点，但我还是难以下咽，因为这些影片没有能真正传达真情实感和心灵交汇。”斯科塞斯指出漫威电影不是电影和陆川此次说《抓娃娃》这部影片是“低质强碱性影片”有着相似之处。

斯科塞斯的本意是担心以漫威影片为主的、主打视听语言的“影视快消品”的泛滥，会极大程度上影响电影表达的创新，让电影创作慢慢失去其独特性和“冒险精神”，变成仅仅只是为了满足特定消费需求的资本的“附庸”。

而反观陆川的言论，“强碱性”、“低质”这一些名词也指向了他对于这类只求商业上的成绩，不求艺术上的突破的电影市场的不满。在陆川消失的十年，他的《749局》迟迟不能上映，这十年从电影市场的火爆到飞速而来的寒冬，再到疫情三年带来的重创，让行业内部面临着如何自救的难题。

很难说开心麻花的电影是“艺术作品”，但是陆川的言论也透露出一股子酸味。毕竟，曾经拍出过《寻枪》和《可可西里》的陆川，有着自己的选择和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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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质强碱性”：电影行业的病灶

对内地的电影环境来说，开心麻花的《抓娃娃》是必不可少的。结合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中国电影产业在国际上取得如此成绩的原因，以至于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建设取得如此进展的原因，正在于一些本土商业片的崛起。

从《夏洛特烦恼》到《西虹市首富》，开心麻花稳定地输出着带有东北文化特色的喜剧类型。这种本土化和文化怀旧、经济腾飞等当下的时代症候结合起来，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喜剧的时代特色。《漫长的季节》《我的阿勒泰》等剧集的成功也说明了在影视行业内部的转变，从对国外大片的追捧和推崇转向了对国内民族特性影片的共鸣。

而这一现象带来的是影视作品的参差不齐，才有了所谓的“低质强碱性”的说法。像陈思诚导演的一系列作品，在缝合、拼贴，一味地追求商业元素而放弃了文化和民族的东西，让中国电影行业成为了可供随意把玩的玩具。在行业体系的质量追求上，这一点是需要仔细甄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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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多样化：艺术与商业并行

贾樟柯导演在很多场合都已经说过，现如今的中国电影行业和中国电影市场缺乏多样化的选择和特征。尽管“艺术院线”已经实行了多年，但是也只有很少的影迷和观众选择支持这一类的艺术影片。

然而，中国电影市场想要克服“低质强碱性”的病灶，就需要将市场改造得更加多样化。陆川导演的说法其实也并不完全错误，他对于开心麻花电影的批评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电影市场缺乏多样化的事实。为什么在中国，开心麻花的喜剧常常能够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而艺术电影却不行呢？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影视行业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电影行业的问题。

重要的是，正如斯科塞斯所说，观众需要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电影观众来说，不能因为网络营销或者宣传而无脑地走进影院。而另一方面，市场也需要多样化，让商业和艺术并行，这样才会有一个良好的电影生态，电影才不会这么快“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