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皖南事变，两千余名新四军指战员，偷渡过江后脱颖而出

八十年前的皖南事变，九千余名新四军指战员，除两千人突围外，大部牺牲于敌人的枪弹之下。这两千余名突围人员中，大多从安徽繁昌、铜陵一带偷渡到江北，其中尤以繁昌为最。他们偷渡过江后，成为新组建的新四军七师的骨干力量。他们之中脱颖而出了新中国的开国将军：黄火星中将，张銍秀、何志远、张闯初、梁金华、刘世湘、杨汉林、陈仁洪、谢忠良少将和李务本、彭嘉珠大校，还有省市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马长炎、胡金魁、杨采衡等。

新四军北撤时，三支队五团担任军部的后卫，直接受军部的指挥。1941年1月6日黄昏，各路纵队按计划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国民党一四四师、一0八师紧紧尾随，一场处心积虑的反共战争已是箭在弦上。这一夜，天上下着雨，山陡路滑，疏疏密密的枪声一阵接一阵，前卫部队已与国民党部队接上了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7日下午，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跑步来到云岭脚下的百户坑的军部接受任务。

五团二营的任务是，等待军分会的命令，在星潭附近选择有利地形，强渡徽水河，消灭对岸的敌人，为全军打开前进的通路，争取与傍山一线的一纵队会合，以最快的速度突出重围。徽水河是青弋江的支流，流经星潭的河道约四、五十米宽。他们来到指定的位置，陈仁洪勘察了地形，准备从星潭以北檀皮庄附近偷渡，那里河道狭窄，对岸敌人的工事也不完备，而我们这边的河岸山坡长满松树和茅草，便于隐蔽和偷渡。

部队为快捷神速已经进行了轻装，棉被、棉裤里的棉花都被掏了出来，能不带的东西全部扔掉。天渐渐黑了下来，指战员们在瑟瑟寒风中静静待命，都焦急地张望着临时军部草房内的灯光，只待一声命令，立即投入战斗。

陈仁洪将军回忆说：“不一会儿，军首长的房子里争论得很厉害，听得出主要是项英和叶挺军长的声音，许多人都围在屋子外面听。原来是项英同志不同意叶挺同志坚决打通徽水河的意见，叶挺认为，现在我们的处境困难，四周都是国民党的军队，我军已经没有多少路可以选择，趁着国民党主力部队还未到达时，坚决打通徽水河，向东南方向突围，然后转向苏南，那里中央已经通知陈毅部队接应，只要我们突出重围，敌人就拿我们没办法。

部队按照项英的决定，由原路返回里潭仓，再向泾县方向突围。叶挺又给五团重新布置了任务，那就是连夜原路返回，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坚守三天，阻挡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任务完成后，就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等待时机过江。

高岭已为敌人的一个营占领，陈仁洪率二营于8日拂晓赶到高岭。他们乘敌猝不及防，在一阵阵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的猛烈火力下，一鼓作气冲向山峰，顺利地拿下高岭。从8日到10日，五团凭险扼守，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高岭如钢铁屏障，迟滞了太平方向北进的敌人。他们完成阻击任务后，本打算西出小河口，分散转移到青阳、铜陵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待机北渡过江。可后来又改变主意，决定放弃高岭，重返里潭仓，追赶军部。

他们赶到石井坑时，四周听到的都是敌人的枪声，山坡、路旁都是退下来的已不成建制的部队。叶挺也在石井坑，他立即给陈仁洪交待了任务，让二营立即赶到东流山的长龙山高地。叶挺说着指了指不远处的指挥所说：“我叶挺就在这里，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部队的士气顿时大振，大家不约而同地喊起口号：“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他们交手的是支装备精良的部队。12日上午，二营打退了敌人的十几次进攻。下午，敌人仗着装备精良，人多势众，成营、成团的向山上发起攻击。枪弹声震耳欲聋，阵地上一片火海。

第二天上午，敌人再次发起了攻击，他们把所有的迫击炮都集中起来，几乎同时向东流山阵地轰击。炮击过后，敌人成群成群地向阵地扑来。敌人数倍于我，寡不敌众，伤亡已经过半。陈仁洪胸部被子弹击中，大片大片的血浆从左胸上部涌出，棉衣前后都被染成殷红的一片。马长炎的左胳膊也负了伤，因失血过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阵地是守不住了，他们接到叶挺的命令，让他们于黄昏以后撤出阵地，准备突围。团部准备安排十几个小伙子，轮换着抬陈仁洪和马长炎，一同突围。陈仁洪和马长炎坚决推辞，一再请求，只要给他们一名卫生员和一个侦察班，就可以隐蔽养伤，待机过江。他们携带了一些药品、粮食、食盐和一竹筒熟猪油，于当夜悄然离开阵地。

一团担任突围的前卫任务，行至大康王丘陵地带时，就与敌人交上了火。军部命令，尽量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各部可选择时机，向有利方向突围。这时，一团二连经过六天的激战，全连一百二十人已减至五六十人了。他们利用夜色作掩护，快速的通过了封锁线，可刚刚还是死一般的寂静，突然又响起“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许多人在枪声中倒下，一团二连指导员谢长华左手也负了伤。他们从枪林弹雨中冲出包围圈，钻进一片稠密的山林。副指导员谢长华在清点全连人数时，发现全连只剩下九个人。

七天一夜的突围，又饥又渴又疲劳，他们再也走不动了。敲开一户人家的门，从里面走出一对老夫妇。老人见是新四军，十分热情，立即让进屋里，烧水做饭。老人还给他们做向导，把他们带到山沟的一个废弃的炭窑前。

次日晚，他们赶到繁昌境边的沙滩角附近，这里离长江边已不足百里了。大家既是喜又是惊，行动格外谨慎。刚走不远就发现前方有个草棚子，里面住着两个进山烧炭的年青人。在知道他们是突围的新四军时，非常热情，立即烧火做饭。黄昏时，他们领来了当地的一位姓何的党支部书记。次日晚，何书记派人把他们安全的送到了湖阳冲，由那里的人负责他们偷渡过江。

谢长华回忆说：“腊月三十晚上，我们伴随迎春的鞭炮，在金书记（金涛，中共繁昌县委敌后军事部长）的安排下来到了长江渡口。敌人的探照灯时而往江面上照，时而往陆地上照，负责渡江的指挥员沉着冷静果断地指挥我们上了船，同船的还有其他突围出来的二十多名同志。根据那里的敌情，我们把子弹上了膛，将手榴弹握在手，随时准备战斗。约摸两个小时光景，胜利渡过了长江。”

国民党一四四师和七十九师，沿着茂林的大路疯狂地向军部进攻，离军部所在地只有几里之近，情况万分危急。军部教导总队全员投入战斗，在叶挺的亲自指挥下，击溃敌军的进攻。临近黄昏，部队转移到了石井坑。

在与敌人争夺东流山高地时，我们的伤亡越来越重，不得不退守主峰而退到了二峰。13日下午，二队副指导员董南才等来到军部驻地后侧的竹林，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向他们交待任务，让他们配合五团把东流山主峰夺回来。

五团拼杀到晚上，全团只剩下几十个人。夜半，教导总队在攻占主峰的战斗中连连失利，不得不退了下来。当他们来到指挥所找余立金时，发现这里已空无一人，指挥所已经突围。这时，只见驴马辎重和一些队伍，不成队列地向南山跑去。他们跟着队伍也上了南山。

到了山脊，抬眼望去，四周已被敌人团团围住。“哒、哒、哒”的机枪声呼啸着，从他们耳旁掠过。山上目标明显最不安全。

董南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下山去！也只能下山去。我们把全队分成几个小梯队，疏开下山。但还是被敌人发现了，猛力向我们射击。这时候要用最快的速度摆脱火力区，跑的速度也嫌太慢，有个同志想出把松树枝垫在屁股底下，然后滑下山去的主意，这个办法相当好，我们很快滑到山谷——大坑王。大多数同志安然无恙，少数同志擦伤了皮。这时候才感到肚饥口渴，难以支撑，看到路边沟中有流水，如获至宝，倒出米袋中仅剩的一点米，一边喝生水，一边吃生米，暂且填一填肚子。这时候在树林里隐蔽的同志，看到我们便三三两两地出来了。”

董南才看看身旁，一同从东流山突围出来的同志，只剩下他、乐左洪和负伤的曾坤芳。一队国民党兵也看到他们，立即成扇面的向他们围来，口中还喊道：“捉活的！”他们奋力向正北面的山坡冲去，总算挣脱了包围。在一户农民的帮助下，他们脱下军装换上便装，又向前奔跑。三天三夜没有合上眼，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

就是这样还又坚持走了十多里，来到一个村庄。叫开一家农民的门，这个农民是农抗会员，儿子也在新四军。看到他们三人，尤感亲切。安排晚饭后，让他们上阁楼休息。一落枕，三人就酣然入睡。

醒来时，老人告诉他们白天发生的事情。上午是国民党兵来搜查，下午乡公所来搜查。他们非要上阁楼看看，老人告诉他们，阁楼快塌了，梯子坏了都多日不用了，你们要上去，摔坏了，我可担当不起。这些人抬眼看了看破旧的阁楼，又用手晃了晃断了一只腿的梯子，这才摇摇晃晃的走了。老人说：“好在你们三人无人打呼噜，要不然可就不得了！”

老人用家中的所有款待了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到了丁家渡。渡过了青弋江，他们总算突出了重围。在快到繁昌县城的一个山上，他们遇到了一个砍柴的姑娘，从她那里得知三支队有队伍就在山下的村庄。他们喜出望外，加快了脚步来到老虎山。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二支队三团团长黄火星和军部特务团团长刘别生。军情紧急，已无暇各叙别后景况。黄、刘又交代他们新的任务，让他们在这里隐蔽下来，收容突围出来的同志。

陈仁洪、马长炎他们和部队告别后，就从东流山上撤了下来，向着枪声稀疏的方向转移。走着走着，来到一个林木茂盛的山谷。山下敌人搜山的嘈杂喊叫声，一时也没有停息。山上不能生火做饭，只好用盐、猪油和生米拌着嚼。时下正是数九寒天，一行人还只穿着夹裤，一个个冻得脸色铁青，牙齿上下不停地打颤。

雨不停的下着，他们只能以几块小油布遮挡。睡在铺有树枝的地上，雨水就从身子底下流过。雨停了，北风又裹着鹅毛大雪，向破陋的窝棚袭来。浸在雨水里的脚已让厚厚的雪埋上了。脚冻僵了，脸和耳朵就像针扎一样的痛。

陈仁洪是被子弹穿通胸部，失血很多，脸色腊黄，一点气力也没有。马长炎是被打穿了左肩胛骨，伤了关节，连续几天都在四十度的高烧之中，只要从昏迷中醒来，就会痛的直打滚。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依靠坚强的意志却创造出奇迹。没过几天，马长炎的烧也退了，陈仁洪也能慢慢活动了。

敌人天天来搜山，由于他们隐蔽的山坡陡峭难攀，每每搜到这里，士兵多是敷衍了事，可这一天却偏偏碰到一个“顶真”的排长，硬是带着士兵攀爬山坡搜查。陈仁洪他们看着众多的敌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紧张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永远地定格在他们的记忆里。

晚年，已是济南军区政委的陈仁洪将军回忆说：“大家沉住气等着这最后的时刻。突然，‘鸣’的一声，就在我们潜伏的下面十多米处窜出一头大野猪，擦着敌排长的身边哔哩叭啦地钻进乱树林子跑走了。敌人吓得不轻，他们神经质地朝野猪逃跑的方向放了几枪，气得敌连长在山下骂了起来：‘三排长，你这个笨蛋！有野猪的地方还能有人吗？快给我下来！’敌排长受了一场惊，挨了一顿骂，垂头丧气地带着部队下去了。”

他们不敢轻易下山，生米早已吃完，就在山上挖野菜、摘野果、刨无毒的植物根茎充饥度命。2月底的一天，他们转到山坡背后的山梁上，远远看见山腰间冒着一缕炊烟，隐隐的还听见“汪汪”的狗吠声。这荒凉的山梁间还有人家居住，他们高兴极了。当晚，他们叫开了这户人家的门，主人见是新四军，二话没说，立即迎进暖烘烘的屋内。

这户人家的主人叫冯志旺，是个木匠。他告诉陈仁洪，敌人查的很严，千万不要下山。他把自家的木炭窑腾出来，让他们住进去，还拿来了稻草做床垫。冯志旺经常悄悄的给他们送吃送喝，与在山上的状况有了天地般的改观。生活大大改善，陈仁洪、马长炎的伤也好了，身体也得到了恢复。

到了3月，敌人也麻痹了，乘此机会，他们收容了不少事变中失散的人员，队伍一天天扩大，由十几个人变成三十多个人。转眼就要到清明了，江南已是“千里莺啼绿映红”了。他们计划着偷渡过江，寻找自己的部队。

1941年1月下旬，一支队一团一营副指导员李务本一行八人，由石井坑突围出来，从枫林渡过青弋江，来到铜陵与繁昌交界的狮子山。他们在山上的庙里遇到一个小和尚，在小和尚的帮助下，隐蔽在庙后的山上。国民党繁昌县长不知怎么知道了，让人送来了劝降信。

看过信后，李务本心中窃喜，不如将计就计。他告诉送信人说：“回去告诉你们县长，要我们下去可以，但是，总要给我们一些补充才行。我们三百多人，有机枪六挺，长短枪三百多枝。必须给我们每人发六块银洋的饷，马上送来两担米，要派正式的代表来谈判。如果不答应，可别怪我们不客气。我也不写回信了，就照我说的转达，时间以今天为限。”

当日下午，县政府果然派人送来了一百多斤大米和半只猪，还有两千多元交通银行的法币。他们美美的吃了一顿后，乘着夜幕，带上剩下的米和猪肉，悄然打开庙门，迎着扑面的寒风，转移到戴冲的山里隐蔽了起来。在这里虽有老乡的的帮助，过上了战时难得的安逸生活，可他们时时惦念江北，归心似箭。

偷渡过江可谓是闯龙潭虎穴，沿途都驻有日军和汉奸。春节前的一天傍晚，他们从戴冲出发，刚过马家坝，便和七十多个日军遭遇了。他们一边打一边撤退，一直退到小团山才摆脱了日军。在小团山隐蔽了一天，当日的下半夜，他们又赶回戴冲。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又告别戴冲，谁知刚到红花山便又与日军遭遇。他们势单力薄，只与日军打了几枪，又从小杨岭撤回戴冲。

他们中的李敬贡有“良民证”，李务本让李敬贡凭此先行过了江。第三天下午，李敬贡从江北回来，同来的还有一位叫宋德本的同志。此时，新四军七师已在江北成立，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张、曾二首长向大家问候，并让宋德本具体负责帮助他们过江。次日下午，宋德本带着他们找到了繁昌县委军事部长金涛，让他找船找机会过江。

金涛告诉他们，晚上过江不如早晨过江安全，晚上偷渡是常态，所以，日军查的格外严。敌人怎么也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新四军会在他们眼皮底下过江，这叫出其不意。第二天，东方刚刚透出鱼肚色，金涛把他们带到油坊嘴，安排他们上了木船。江风拂面，朝霞已把江水映得一片殷红。扬起风帆，他们站在船上挥手向金涛向繁昌人民告别，安全地到达江北。

皖南事变发生后，繁昌县委在大磕山召开会议，布置了收容和护送突围人员的任务。1941年1月6日，县委书记罗峰牺牲后，县委迁驻沿江保兴和江坝一带，直接领导收容、护送新四军突围人员过江。游击队在繁昌县委军事部长金涛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失散人员的收容和护送过江任务。

繁昌县委还专门建立了收容护送联络站，据联络站负责人束延海回忆说：“皖南事变发生，我受组织安排，在鸭棚嘴沿江一带，建立收容突围新四军的联络站，由金涛同志领导，收容工作持续有八个月时间，收容并护送过江的新四军共有好几百人。

联络站设立在一块玉的胡建明家，他家开了个猪肉案子，门前树立一根肉望杆子。肉望杆子是告诉人们有否肉卖的标志。此时，杆子竖立着表示没有敌情，可以来人联络；否则就不能来。具体工作由支书方亮东负责。皖南事变不久，腊月二十八日，新四军三团三营副营长彭嘉珠来我处，他说有四、五名突围人员已到了湖阳冲，准备过江。我立即派了民兵，挑了赶做的几担玉米面粑粑送去。当夜，我带了几名侦察队员到白象迎接，后安置在谢边、姚边、鸭棚嘴一带几户基本群众家里。其中一部分同志负了不同程度的伤。

这批新四军来到这里，个个换上便衣，伙食上群众宁愿自己吃差些，供给他们好的饭菜。一百步的一户群众蒸了一百斤米的糰子，被刚迎来的新四军吃光，不要一分钱报酬。象这样爱护新四军的例子可多了。为了安全过江，积极筹集船只，由殷少南、伍绍祥等搞魚的组织了十几条船。这一批突围人员是在春节后初三、初四两天夜里安全过的江。”

军部与江北游击纵队和四支队的人员往来、交通联系，以及南北物资的运输，无不由这条连接大江南北的交通线完成。这条交通线一般是：云岭——北贡——烟墩铺（或三里店）——戴家汇(或峨岭)——中分村（或赤沙）——红花山——马家坝——泥埠桥——油坊嘴。这条交通线中的每个交接点都有交通站，行程便捷安全。

这条交通线既可避开沿途日伪军的封锁线，也无需经过国民党的防区。过了中分村，由铁门闩向北进入红花山敌后，交通员分布在各个交通站，召之即来，各司其职，就像接力赛一样的传递，直至送过江，十分安全。这些交通员在皖南事变突围繁昌偷渡过江中功不可没，他们是：红花山刘永升、刘永芝、杨尧友等，马家坝王安胜等，油坊嘴徐孝乐、张元首等，窑头渡口鲍明贵、翟兆春、王后发、刘其作等。

三支队在铜陵、繁昌的两年内，由这条交通线来往于大江南北，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安全事故。1939年5月初，军长叶挺和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到江北视察工作。同行的有军部教导队和军部服务团三队近百人。他们的过江路线就是由中分村到红花山到小磕山，然后再插到油坊嘴过江。

谭震林多次派温玉成、彭胜标、马长炎、傅绍甫等到江北扩军、筹钱粮，他们走的都是这条路线。1940年8月，三支队五团三营到江北扩军，他们在无为、巢湖和定远等地扩军，往返来回都是这条交通线。皖南事变突围的新四军大多由这里过江。

时任中共繁昌县委地下交通站负责人滕在柏回忆说：“在渡江北上的工作中，船民陈从启在他的父母大力支持配合下，英勇搏斗了几十个黑夜，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没有牺牲一个同志。一个漆黑的深夜，我通知他护送十几个同志到对江六洲。船划到江心，突然东边驶来的一艘日军小汽艇，不时用探照灯对江面恶狠狠地扫射、搜索，情况很是紧张，船上十几个同志作好战斗准备，主张抢渡过去。陈从启坚决不肯，当机立断，调转船头，使出全身力气，向黑沙洲东侧内江猛进，让革命同志上岸隐蔽，自己留在江边观察敌艇行动，最后仍按计划完成任务，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发生。当时的滕小村是新四军渡江北上的一个秘密集结点，离高安桥五里路，陈从启和他的父母采取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形式与我直接接头，然后护送突围人员过江。”

新四军突围到繁昌后，多数情况下是不能随到随送，及时过江，只得分散的隐蔽在江边群众的家里，等待时机过江。江边群众几乎家家都有秘密的藏身之所，不是挖地洞就是做夹墙，尽管敌人常常来搜查，可往往是扑空而去。与繁昌只一江之隔的无为县委组织力量，筹集船只，迎接突围偷渡人员。

就现在所掌握的资料，从繁昌成建制偷渡过江的有：1月19日，黄火星、刘别生、张云龙带领一百多人，从繁昌油坊嘴偷渡过江到对岸无为白茆洲；1月25日，巫希权、鄢庆凌、张玉辉带领三个连和一个短枪队三百多人，在狮子山休整十天后，从繁昌油坊嘴偷渡到无为泥汊。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批；1月26日，袁大鹏带领八十多人在江边隐蔽六天后，从繁昌油坊嘴偷渡过江；2月上旬，张福标、沙林带领二、三十人，从繁昌江边偷渡过江；2月20日，张闯初、杨采衡带领百余人，从繁昌偷渡过江；4月底，李志高、谢忠良及陈仁洪、马长炎等六、七十人，从繁昌泥埠桥偷渡过江。

除了这些成建制的偷渡过江外，零星分散偷渡过江的，几乎每天都有，时间持续有四个月。这些偷渡过江的新四军指战员，是在经历了生死之劫后保留的革命种子，他们是新四军七师组建的有生力量和骨干。

【著作权声明：本文系作者原创首发，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未经允许禁止转发，侵权必究】